百年清华

夏鼐(1910—1985)，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浙江温州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5年去伦敦大学留学，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

我直接向夏鼐先生请教的机会不多。印象比较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辽西红山文化考古发现前后的几件事。

1981年12月，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在杭州召开。我和孙守道同志向大会提交了一篇《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的论文，被小组会推荐作大会发言。由于文章所引用的材料，包括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雕龙，都不是正式考古发掘品，题目又比较大，是否能够在大会上讲，定不下来。就在大会发言的前一天午饭后，夏鼐先生在宾馆小卖部前找到老孙，由于夏先生说话声音较轻，老孙又因耳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好在上世纪50年代初孙守道同志主持西丰西岔沟西汉墓葬发掘清理工作，夏先生对那批资料很重视，《考古学报》编辑部曾给辽宁省博物馆发函，希望发掘报告以《考古学专刊》系列编写发表，1959年孙守道同志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时，与夏先生也有过接触。夏先生知道老孙耳朵有毛病，于是就用手比划了一个大圆圈，老孙一下子就明白了，马上请夏先生到房间里，拿出三星他拉玉雕龙的黑白放大照片，并向夏先生汇报了有关情况。到了下午，会议通知我们，可以在大会上讲。

夏鼐先生在那次年会总结讲话时，专门讲了一段古代玉器问题，虽然未直接谈到红山文化玉器，但较多地谈到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和玉料的来源。后来得知，夏先生那一年在国外就以汉代玉器为题作过讲演，并提到刚刚发表的江苏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玉琮。草鞋山遗址是1972年底到1973年初发掘的，在第198号墓中发现的玉琮，是良渚文化玉琮首次正式考古发掘品，材料于8年后的1980年发表在《文物资料丛刊》第三辑，当时尚未引起更多注意，就是在那次以东南沿海新石器考古为主题之一的杭州会年上，也很少谈到。但夏先生在那篇汉代玉器的文章中，三次提到草鞋山出土的带兽面纹的玉琮，以说明中国玉器的悠久传统和汉代玉器对传统的延续。

另一件印象比较深的事，是在牛河梁遗址刚发现的时候。牛河梁遗址于1983年秋冬开始发掘，当年底，我们将发掘材料拿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向夏鼐先生和苏秉琦先生汇报。夏先生对这次发现十分重视，尤其是女神庙和女神头像，他要求将年代把握准确。第二年开春，考古所技术室负责人王予予和科研处负责人乌恩两位同志到牛河梁工地。王予予同志是我们聘请的技术顾问，临行前夏先生叮嘱他，一定要将地层反复验证。乌恩同志将现场提取的三个木炭样本亲自带回所里作碳十四年代测定。测定结果是1985年3月出来的，正好是在北京大学召开中国考古学会第五届年会期间，于是大会提出第六届年会准备在沈阳召开。我当时未参会，辽宁省参会的徐秉琨同志打来电话，向我说明情况。我觉得辽宁工作基础较薄，缺少系统考古资料，又从未承办过这样大型的学术会议，就告诉他，能推就推。不一会儿，徐秉琨又打来电话，说在沈阳开会是夏先生建议的，于是事情就定了下来。

夏鼐先生对待重要考古材料的使用十分慎重，对田野工作的要求非常严格。通过以上接触，我和我的同事们对此都有切身体会，并常向年轻的同志谈起，希望能共同继承夏先生和老一辈考古学家身体力行并一再关注考古界的好传统。夏先生学术视野开阔，在坚持严谨学术作风的同时，对重要考古材料特别是牵涉到重大课题的考古发现，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学术敏感性，以不断指导和推动着学科的发展，并且对后学总是给予热情鼓励。

1991年3月，我参加了在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举办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讲座。那次会议是樋口隆康教授亲自安排的，会上我见到小南一郎先生，共同回忆起8年前，也是在3月份，夏鼐先生应日本NHK电视台邀请，作中国文明起源讲演的事（小南一郎是那次讲演稿的翻译者）。重温夏先生关于中国文明起源要靠考古学解决；中国文明起源与新石器文化的关系；中国文明起源是土生土长、有自己个性和特色，同时又吸收周围文化因素包括域外文化因素等著名观点。由此我想到，夏先生在辽西红山文化刚刚发现时就予以特别关注，是胸中已有大课题。正如他在中国考古学多个领域所起的指导作用一样，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领域，夏鼐先生是指导者，也是开拓者和引路人。（郭大顺）

转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0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