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长春地质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董申保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2月19日在京逝世，享年93岁。

2月25日，董申保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北大相关领导、董先生生前所在学院的老师、弟子、亲属、好友前往吊唁。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副院长潘懋向记者透露，关于董先生生前教学经验总结、学术成果整理等工作，目前正在研讨中。

董申保的逝世，是我国地质学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噩耗传来，万众心痛，都以不同形式寄托哀思。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张高丽、张德江、路甬祥，教育部领导袁贵仁、郝平，国土资源部领导徐绍史、孟宪来，以及很多单位和生前好友纷纷发来唁电或通过其他方式表示沉痛哀悼，对董申保家属表示亲切慰问。

此前，《科学时报》记者曾两次前往董申保家中采访。一次是2004年前往董申保家中拜访，他戴着黑框大眼镜，一身学识的气质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另一次是2005年，《科学时报》记者就西南联大选题采访董申保，那次采访使记者了解到他学识气质形成的过程。

艰苦求学科研路

1936年，董申保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1937年，时局危难，是年底，董申保辗转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继续学业。

作为地质系学生，野外地质考察是学习生活中的重要一课。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董申保经常跟着老师去野外实地考察。当时，教授董申保的老师有孙云铸、袁复礼、冯景兰、王恒升、曾昭抡等。

出野外，很苦很累。上世纪40年代，许多地方还是无人区，交通极不发达。联大老师以实践带学业，经常带领学生出野外考察。没有公路，车进不去，带个包、锤子就进山里去了，“晚上裹个被单睡在农家是常事，但心中却培养了对祖国和大自然的情感，知道了老百姓的疾苦”。董申保把当年的“苦累”视为小菜一碟。

出野外，还会碰上危险。在边远山区考察，有时饿得走不动，就很可能在森林中被饿死；渴了，喝下雨后马蹄印里存下的水；而从山上摔下来多少次，董申保已经记不清了。最怕的是碰上土匪，“解放前碰到过好几次，牺牲了几个人”。说到这些危险、困难，董申保轻描淡写地说：“那时年轻，怕什么！”

解放后参加工作，董申保每年都要在野外工作几个月，对他来说，去野外已是家常便饭。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他带领长春地院地质勘探系师生对山东、辽宁、吉林及河北等地前寒武纪变质岩区作了1∶20万地质调查。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世界上变质岩区编图工作发展迅速，欧洲地区的变质图编制工作相继完成。为填补国内这一空白，董申保从1980年开始积极组织和领导了由全国22个省区、26个单位200多名科技工作者参加的中国变质地质图编制工作。

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董申保坚持长期野外实地考察。仅在编制中国变质地质图期间（1980～1985年），他就踏遍了中国除西藏和台湾外的所有省区，并观察研究了数以千计的岩石薄片。

中国变质地质学奠基人

早在上世纪50～60年代，董申保率先在山东、辽宁、吉林及河北等地开展前寒武纪变质地质学研究和区调工作，提出了变质建造概念和混合岩化成矿理论，对开展我国变质岩区的地质调查和找矿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通过董申保组织和领导的中国第一代变质地质图的研究和编制工作，《中国变质地质图（1∶400万）及其说明书》（中、英文版）和《中国变质作用及其与地壳演化的关系》等系列成果于1986年出版。这些成果系统论述并划分了中国的变质作用类型、变质相、变质相系、变质旋回及变质地质单元等，探讨了中国大陆变质作用与形成演化历史。国际变质带编图分会主席H.J.兹瓦特教授对中国变质图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图优于国际上同类图件的水平。该项成果于1987年获全国优秀图书奖一等奖，198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8年，变质作用与地壳演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会后在《国际变质地质学杂志》（JMG）上出版了论文专辑，从此中国变质地质学研究走向了国际舞台。

上世纪90年代初，董申保开始研究以蓝闪石片岩相为特征的低温高压变质作用，在国际上较早地注意到蓝闪石片岩的成因不局限于洋壳俯冲带，也可能出现在与陆壳俯冲有关的板内环境中。他发表于《地质学报》（1989）及《地质学报（英文版）》（1990）的文章，被译成俄文，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关注。董申保领导的课题组对扬子克拉通北缘的蓝片岩和有关榴辉岩进行了系统研究，建立了陆壳俯冲型高压变质作用的一个典型实例，发表了专著The Proterozoic Glaucophaneschist Belt and Some Ecologites of NorthYangtze Craton,Central China（科学出版社，1996），并获得1998年度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进入新世纪以来，董申保又致力于花岗质岩石的研究。总结了近年来花岗岩研究的主要进展，提出了“花岗岩拓扑学”的理论，强调以地质环境为前提，通过对花岗岩系列中不同岩石类型的岩石学、矿物学及地球化学的综合研究，从整体上反演花岗岩自然体系的源区状态及演化过程，揭示花岗岩形成时的大地构造环境。

辛勤耕耘的老师

作为一名教师，董申保非常重视教学工作与人才培养。在原长春地质学院工作的32年中，董申保培养了数万名学生，其中很多都成为地质勘探、能源资源等行业以及教学、科研和管理等部门的领军人才；尤其在变质地质学领域培养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使我国变质地质学研究从无到有，享誉国际。

20世纪80年代初，董申保回到北京大学，在古稀之年，仍然工作在教学一线为研究生授课，并亲自指导了十余名从事变质作用研究的青年学者，使得北京大学“变质作用与造山带演化”研究团队成为国家创新研究群体。

生前，董申保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始终坚持为学生上课，始终坚持着亲自到图书馆查阅资料。董申保说：“我想看看研究上又有什么新进展了，能不能补充以前的理论，能不能给学生带去最新的知识。比如说用人家的理论来解释花岗岩研究中的某个问题，行不行？我得去找资料，要找原始资料。如果不行，我就去找其他的资料，继续寻找答案。”

董申保喜欢用蚕宝宝吐丝来比喻学习知识。他说，知识学得过多了，就会成为书呆子，就成了作茧自缚了。“一个人搞学术、作研究，要深入搞一门专业，这样积累越多，成就也越大，但是你会发现束缚也越大，不光有自身的，还有来自外界的。慢慢地自己的思维就跳不出固有的圈子，成就就只能限于一个方面。”

董申保说，搞研究，首先要进行深入研究，就应该静下心来。但一个人学习知识应该是兼容并蓄的，不仅要掌握业务上的基本知识，还要经常学习其他一些知识。比如说地质，就应该学一些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的知识。搞业务研究，还要能举一反三，结合其他知识，开阔思路。“蚕应该变成飞蛾，能够破茧而出，学以致用，那才是达到了新的、较高的境界。”

董申保经常谈起自己大学期间的一段往事：“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自己上大学时没有下定决心学地质。如果我不走这个弯路，取得的成就与同时代的国外专家相比，（即使）超不过他们，至少也能与他们相当。但现在是差了一截。”董申保一再告诫学生们不要走这样的弯路，同时搞研究也不要光踩着前人的脚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