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谢维和，男，1954年出生，江西上饶人。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主要任职有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高等教育学科评审组组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与就业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评估研究会副理事长等。承担重大课题有“中国高教资源的区域分布特点和协调发展对策研究”。

清华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时期。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国学院四大导师，吴宓任秘书。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实行大规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也由多院制综合大学，转变为一所多科性工科大学。

进入21世纪，清华大学确定了“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发展思路，开始恢复建设人文社会科学院系，把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纳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总体目标之中。为了打造一个适合文科发展的氛围，清华大学搭建了适宜的学科交叉平台，保持适当的招生规模和引进高水平的师资等软环境的支持以及建设文科服务的支撑平台、改善办公用房等硬环境的支撑。伴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就清华大学文科教育发展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采访了清华大学主管文科建设的副校长谢维和教授。

何谓大师

记者：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您如何理解这句话？

谢维和：作为一个教育管理者，我切身体会到一所大学最重要之处在于拥有一支一流的专家学者队伍。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中国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抓教师队伍建设，培养和引进一流专家学者是学校今后工作的重点。

我个人认为大师当然是那些具有很强写作能力或者科学研究能力的人，但是，虽然这些能力对学者来说非常重要，却并不是最重要的条件。一位学者之所以能被称为大师，他一定比其他人高明，具有某种超出常人的地方。他高明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具有一种别人不具备的眼光，一种视野。这种眼光可以使他具有一种恢宏的视野，能够于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发现哪些东西是高度关联的，洞察到做这件事情比做那件事情更重要、更有价值，找出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

目前，我们一方面要培养和引进具有很强教学与研究能力的教师，更重要的则是培养这种有全球眼光和深刻洞察力的学者，特别是对于清华大学这样争做世界一流大学的学府来讲，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大师意义更加深远。

记者：清华大学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总体目标，您认为清华大学与国际一流大学的差距有多大？还存在哪些不足？如何迎头赶上？

谢维和：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的初步看法是这样的，一所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第一，在若干个具有可比性的基本办学指标方面达到世界上优秀大学的水平；第二，在若干个学科领域和方向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第三，一个学校具有独立的、适合高等教育规律的、适应本国国情的办学理念和思想；第四，该校一定为本国、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从目前来看，在若干具有可比性的办学指标上，清华大学已经接近或者已经达到了世界优秀大学的水平，也还有若干指标因为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与国际一流水平尚有一定差距。同时，清华大学的若干个学科领域与方向已经达到或者正在逐渐接近国际一流水平；而清华大学为国家建设和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清华人为国家繁荣富强不懈努力。所以，我相信，通过国家的支持和大家的努力，2011年清华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教人做人

记者：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界人士就呼吁实施素质教育，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一直以来您都在关注中国教育的发展，您认为素质教育的含义和根本目的是什么？素质教育难以真正落实的症结在哪里？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路径有哪些？

谢维和：台湾“教育研究院”筹备处的何福田先生曾经问过我，现在社会上对素质教育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在你心目中什么是素质教育？我告诉他，虽然素质教育有这样或那样的说法，但素质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教人如何做人的教育。

教育主要讲两件事情：一是帮助人本身的转变。通过接受各种教育，一个人可以从不成熟的少年转变为成熟的青年人，从不具备最简单的社会生存能力转变为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但是，只简单完成个人角色的转换远远不够，教育还应该承担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责任，即帮助受教育者朝着正确的方向转变，不但要长大还要长好。这就好比园丁培育一棵树苗，不但要帮助它逐渐成长起来，而且还要让它发育得又正又直。即使这棵树长得很快，但是如果长歪了，这种努力也是失败的。教育也是同样的道理，要让受教育者通过接受教育成为一个正直健康的成年人。素质教育更多的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我认为，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培养合格的公民，合格的公民应该具备哪些条件？首先，要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对国家忠诚是对一名公民最基本的要求，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公民在转换国籍前都要宣誓效忠新的国家。其次，认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不管身在何处都应该认同本民族文化传统和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最后，肩负起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我认为素质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公民。现在许多大学都强调，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大学应该肩负发展经济的使命，我觉得大学的经济责任固然很重要，但是大学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公共责任。

最好不要在行政后面加上“化”

记者：近年来，随着大学行政级别的强化，行政官员担任高校领导的现象明显增多。大学内部高度行政化，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地发挥学术在教学工作中的作用？

谢维和：我觉得最好不要在行政后面加上“化”，同时对这个问题不要就事论事，一定要放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总体背景下来考察。合理的高等教育体制应该协调好学术力量、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三种力量的关系。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只有协调好这三种力量的关系，高等教育才能健康稳定发展。从历史上看，那些高等教育发展得比较好的地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往往处理或协调得比较好。当然，不同的国家与地区有自己的传统与特点。一般而言，在欧洲，学术力量通常比较强；在美国，市场的力量常常比较强；而在中国，行政的力量则比较强一些。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大学市场化就是由于学术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关系没有协调好，而行政化则是由于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或政府的关系没有协调好。

我认为大学行政化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许多大学的学术事务上，教授的发言权和决定权还是很大的。我曾经和教授们讲，我是给他们“打工的”，是为他们提供服务的，他们的任务就是专心进行学术研究。在研究型院校，包括我曾经工作过的高校，教授们是学术活动的主体。术业有专攻，他们考虑问题都是从本学科发展角度来看，所以我告诉我的同事们，重要学术问题一定要征求教授们的意见。当然，并非大学里所有事情都由教授说了算，学术问题例外。我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要继续向前发展，不是单纯协调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关系，而应同时协调好三种力量的关系。

清华文科

坚持低调 从容发展

记者：清华大学的理工科在国内首屈一指，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人文社会科学相对薄弱，改革开放后清华大学确立了“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发展思路，请您介绍一下清华大学在加强文科建设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未来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要达到什么高度？

谢维和：近几年，清华大学的文科发展势头很好，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了一支比较年轻，学术水平高，具有国际视野与交往能力的教师队伍；二是初步形成了包括人文、社会、艺术以及应用学科的学科结构与发展思路；三是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声望，特别是通过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与教学改革，形成了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与国际影响力。由于清华文科建设的时间还不长，总体规模不可能太大，所以，这些年清华文科发展在加强基础建设的同时，非常强调在高端与引领上下功夫。在按照国家学科发展要求建设的同时，着力探索自身内在稳定发展的道路，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与特色。

清华大学的领导充分认识到文科建设对高校人才培养和国家建设的作用，对文科建设也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强调中西融合、国际合作。在现有条件下，清华大学文科发展思路是抓队伍建设，在抓质量建设上下功夫，主要是抓重大课题和重点教授。我们不求全求大，坚持低调、从容发展，虚心向别人学习。让老师安心做事，尊重大家的劳动成果。让每一位老师都有发展自己能力的空间，让有能力的人有更大的空间。

蛋糕先做大再做强

记者：我们发现，最近您一直在关注中国的教育公平问题，您和您的课题组提出在一个转型社会和国家中，教育发展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内往往并不会提高教育公平的程度，甚至会引起更大的教育不公平。请问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如何解决教育公平问题？

谢维和：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教育发展包括两方面含义：第一方面是教育的扩张，即尽量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和提高教育参与率。比如，扩招和“普九”等。第二方面是教育机会和资源分配机制的完善和改革。也就是说首先扩大教育机会，然后采取措施保证分配体制和机制更加完善和科学，教育发展的这两个任务往往不是同时进行的。

按照教育发展规律，通常情况下都是首先做好教育扩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把蛋糕做大。如果蛋糕都没有做大，只有那么一点，则只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只有把蛋糕做大之后才能去考虑更加合理与公平的切割和分配，所以各国在教育发展中往往都是先考虑教育扩张问题。在这一阶段，解决教育资源和进行分配机制改革不是主要目标，教育公平问题虽然已经存在，但不是主要任务，过分强调教育公平问题与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不匹配。如果在教育发展的初始阶段就强调改革教育分配机制，那么会导致矛盾冲突加剧。一般情况下，教育改革开始阶段都是先做增量，用发展和扩张来带动改革，这样改革的成本就会比较低。既然教育发展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教育扩张，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那么教育公平的问题是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实际上，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收入分配的差距并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缓解，甚至会有所扩大，也正是这个道理。

当然，教育发展不能总是停留在扩张阶段，扩张到一定程度就要进入教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要使教育体制和机制更加完善，重新分配教育资源，这个阶段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我们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提醒人们：中国的教育已经发展到了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需要更加注重教育公平问题。（金辉）

转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 2009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