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谈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节，就无法绕开其师陈寅恪。1949年之后，陈寅恪的弟子中，既有被他逐出师门的汪篯、周一良、金应熙，也有“风义平生师友间”的刘节和蒋天枢。如果说蒋天枢是陈寅恪的托命之人，刘节则是陈寅恪倡导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坚守者。

　　刘节（1901－1977），字子植，浙江永嘉（今温州市）人。刘节之父刘景晨是知名学者，民国初年，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曾和浙籍议员坚决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刘节一生刚正不阿，有其父之风。

　　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专攻中国哲学史。刘节为清华研究院第二届学生，其入学成绩为第二，第一名是河南学生谢国桢，他们同届的还有陆侃如、王力、姜亮夫等人。清华国学研究院连续两届的第一是河南人，第二是浙江人，于是，清华研究院一时流传“河南出状元，浙江出榜眼”的佳话。

　　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这是刘节与陈寅恪先生交往的开始。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录上，有王力、吴其昌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王力写道：“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王力状其性情、态度，吴其昌则写其学养：“君名节字子植，我浙江之永嘉人。永嘉自北宋周许刘鲍九贤传河南程氏之学逾一千载，至于孙仲容先生，学问彬彬称盛，君为能传其学者。”

　　1927年6月，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刘节等请陈寅恪撰文纪念，这就是著名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文》。陈寅恪在此文中写道：“为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陈寅恪此文在刘节思想深处打下深深烙印，影响了他一生的治学和做人。

　　读《刘节日记》，多留意刘节日记中的陈寅恪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学。

《刘节日记（1939-1977）》（上下），刘节著，刘显曾整理，大象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98.00元

　　1939年元旦，刘节由香港取道越南、再辗转经昆明到重庆中央大学任研究员，他在日记中多次记录下其师陈寅恪先生的信息。1939年1月1日，刘节在日记中记录道：“九时左右抵陈寅恪师母家，始悉寅恪师下学期有英伦之行，该国大学聘为教授，年俸千镑，可谓丰矣！”此时，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执教，而刘节日记中提到的陈寅恪将赴英伦，由于二战期间德国对英国开战，以及日本侵占香港，交通阻隔，英伦之行成为泡影。1月13日，刘节到达昆明，“即至靓花巷中央研究院，访陈寅恪师，又与寅恪师同出访徐森玉丈。”在昆明，刘节与吴宓、李济、浦江清、王力等清华时期的师友相见。此时，由于日军的步步入侵，山河破碎，多数学者在西南飘零，此刻重逢，席间晤谈，感慨良多。他们多关注沦陷下的北平学者的情形，“今日得北平消息甚详：知钱宅诸内弟并入伪组织，钱公亦做了新民学院之副院长。玄同先生则家居不敢露面，他如马裕藻、沈兼士、陈援庵诸人，尚未与伪组织发生任何关系”。刘节日记中提到的钱公是清华学者钱稻孙，和周作人一样下水，出任伪职。钱稻孙是刘节的岳父，可以想见，刘节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内心波澜。

　　1939年后，刘节转往成都，在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工作，这个时期陈寅恪给他的信中曾言：“金陵大学环境似较好，姑得其（傅斯年）复书再酌。将来云南大学若有机缘，似亦可设法。”后来他又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刘节夫人钱澄为钱稻孙三女，他以钱稻孙任伪北大校长为耻，辞去重庆大学教授，卖文疗饥，茹苦明志。在滞居重庆时，他在北平图书馆等机构接济下，仍然从事学术研究，相继完成《历史论》、《人性论》、《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等专著，形成自己的历史哲学体系。

　　1949年初，陈寅恪到岭南大学任教。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与原中山大学等校合并后成立新的中山大学，校址设原岭南大学康乐园。1952年11月3日，刘节记载其从石牌中山大学搬入康乐园的情形，为一生动历史细节。该日为星期一，晴天，“向中大住宅区同人辞行。中午龙庆忠送点心来。下午二时离石牌住宅，在此整整住六年。三时十分到康乐村西南区六十一号住宅。蒋相泽同志带历史系同学来搬行李。姜立夫、梁方仲、王了一、容希白（容庚）、陈寅恪师母先后来访。晚间在王了一兄家晚饭。饭后了一夫人来谈”。

　　院系调整后，刘节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他不仅与陈寅恪同事，而且还成为其领导。但刘节一直对陈寅恪执弟子礼。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

　　《刘节日记》越记越简单，至上世纪50年代，已经是饮食起居、友人交游、读书杂记寥寥几句了。此时的日记并无微言大义，多记录身边知识分子的思想检讨和政治学习，但仍可观测到学者在政治运动中的心态，可见一个时代之风气和精神。上世纪50年代，举国开展对胡适的批判。过去与胡适有过往来、接触的学者，忙于检讨、揭发批判胡适思想的危害性。而刘节却公开说：“批判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后自有定论。”这是笔者在一篇文章中寓目的一个细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后是三反五反、拔白旗、反右，政治运动逐渐炽热，刘节作为一个信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历史学家，虽置身于那个时代，不趋时，却作清醒之语。让人想起1945年夏天刘节所作《咏新荷》：“长夏高塘蝉噪新，藕花出水照芳尘。风光百计牵人恼，争奈清凉自在身。”

　　及至“文革”，刘节再也无法保持“清凉自在身”，外在环境的严酷，却激发了他的意志和信念。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先生去大礼堂批斗，刘节挺身而出，要代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刘节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结果得到红卫兵们更加猛烈密集的拳头。

　　在“文革”中，刘节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人生信条：“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假定有这样的人，我们来仔细考查他的学问，其中必定有欺人之谈，因为他心中根本是不光明。”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读刘节上世纪60年代的日记，会体会到怎样的悲凉？他在困厄之境地，每日所写无非是饮食起居的流水账，一位六十多岁的学者所做的是菜园拔草、搬运竹片、打扫卫生，斯文扫地，竟至于此。面对那场浩劫，他已经无话可说。但刘节深知读书做学问是一个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所，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即使在疾病缠身的生命晚境。

　　陈其泰在《〈刘节日记〉序》中写道：“在1971年，当已发现大便带血、脑血管痉挛、左半身偏瘫等疾病，血压高达230/130，需每日治疗之时，却先后读书达数十种，其中仅《宋元学案》即多达一百卷，日记中实实在在记载，逐卷阅读；尤其是1971年11月23日至1973年3月1日，以一年又三个多月的时间，读完《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还做了校、注、批的工作，先生具有的毅力，是多么令人惊叹！”

　　刘节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者，也是师道尊严的捍卫者，是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者。1939年，刘节在是年日记的序言中说：“凡是力量充实的总是始终一贯的，中途变节就是灭亡的象征。”刘节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一生坚持学术的独立，捍卫学术的尊严，不为任何时代潮流所动。他的治学与为人一以贯之，在“为学同做人能打成一片”中体会到无穷的乐趣。他说：“这样的学问才不仅是为谋生的职业，而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真生活。这种生活是很快乐的，是前途无量的，这才是真正的成功。”70年前的声音，穿破时空而来。刘节这样的学者，已成绝响了。刘节所坚守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式微了，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附言：笔者作此文时，案边放着两本《刘节日记》，一位80后文娱编辑来，她随手拿起下册一翻，叫道，这人这么超前，在文革中就写微博！

（刘宜庆）

转自 中华读书报 2009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