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卫聚贤(1899—1989),字怀彬,号助臣、耀德、卫大法师等,曾化名鲁智深、韦痴子等,山西万泉(今万荣)北吴村人。

　　卫聚贤是民国著名学者,其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亦堪为其时学界之一怪。他拔起于逆境,以自学出身,终有志者事竞成,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得王国维等亲炙,后以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鸣世,著述颇丰,且是学界中的组织者,但以其所论多怪异,研究方法又不同常人,加上他后来离开大陆,于是更为人所罕知,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了,于是他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块“化石”了。

一、发奋读书,有志者事竞成的楷模

　　卫聚贤的身世真是凄凉,他本是甘肃庆阳县西峰镇人。明清一代西北民族矛盾冲突,回、汉两家血争不已,卫氏的外祖父即是侥幸存活下来的一家磨坊主人,其女名苏春梅,嫁庆阳安氏为妻,生有两子,后以西北饥馑,安氏一家家破人亡:安母饿毙,安氏病故,其两弟一自杀一逃逸,只留下妻孥三人无以为生。时有山西万泉北吴村财棍卫世隆因积欠财资遁人庆阳,在一家杂货店充店员,后积攒本钱,加入股本,做了这家小店的经理,但美中不足,卫氏“命克”,曾先后娶有两女,皆自杀命归黄泉,膝下亦无子女,及闻苏春梅寡居在家,遂往聘之,纳为妻室,并将苏与前夫所生子易姓为卫氏,视为己出。

　　这两个“拖油瓶”的男孩,长者名考娃,幼者名双考,双考即卫聚贤之小名,“聚贤”是他后来自择的名字。卫聚贤自幼在继父的店里做学徒,7岁始人私塾,后在庆阳读小学,以营养太差,记忆力受损,时被老师和继父杖责。18岁时随继父返山西家乡,继续高小,又以家中拮据被继父数度中止学费而辍学,不得已乃兼本乡小学初小教师勉强维持学业,后打听到运城二师每月可发给二元津贴,遂赴该校就读,然不久即因在“五四”运动中支持被开除同学被校方勒令退学,仍返本乡小学执教。卫又自幼在继父监督下习商帮账,白天要书写流水账至四五十页,晚上还要点钱过账,以至身心俱伤,致体格亦发育不全,后来他每忆及此,不寒而栗,称之为其一生“三噩梦”之一(即幼时遭人殴打、成人时的失业)。后卫聚贤终无意承继父业,私逃出家,以不惜失去经济来源的代价发奋读书,他先到太原警察教练所谋职不成,欲报考太原工专又以曾参加学生运动的“前科”不被录取,后在母亲暗中资助下借助同学卫怀彬的文凭(其后遂以之为其字)考上太原商专。

卫聚贤在太原读书,可谓“蓬头垢面而读诗书”,时其继父已故,承继家业的兄长仍无意负担其弟的学业用费,卫聚贤只好靠借贷求学(至抗战前才算偿清),其艰苦备尝的窘境,竟有如每遇开学则“负衣裸行”,即无力支付交通费又舍不得穿校服,其平日衣裳已是鹑衣百结矣;每赴食堂就餐,必选食最便宜的饭菜,冬天更索性借校炉煨羹汤以代饭菜,如是多年,竟成习惯。他后来任职于中央银行,月薪200余元,亦节俭若是,人咸以为怪,而卫聚贤尝谓:生活简易则脑筋简单,于事业学问大有益,若讲究三碗八盘,调味太重,致脑筋复杂,则多所顾虑矣。卫聚贤又以穷窘不能多用纸张,后写字习惯便字体微渺,写信也从来不逾两页,人谑戏其人大而字小,人胖而字瘦(其貌似济公,人又称之为“卫道法师”,其亦以“卫大法师”自况)，以为“两不相称”云云。

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怪才

　　卫聚贤太原读书原本亦热心于社会活动,后以参加学生会活动失意,转而钻研古史,又索性中止学业赴北京投考师大历史研究所,却因该所从不招收外校学生而罢,他遂在师大旁听,兼在私立新闻大学就读。1926年,他又投考其时中国第一流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而此时卫聚贤并无一张正式文凭可以出示。考试时,史学泰斗王国维先生观其作文题目为“春秋战国时代之经济”,问其做该题取何材料?答以《国语》、《左传》；又问对此两书之成书时代有何疑问,卫不能答,其后其乃悉心于两书的研究。

　　卫聚贤考取后,益发奋刻苦攻读,黾勉向学,其又以自幼持操算盘,精于统计,遂惯于运用“历史统计法”而别开蹊径。清华一些同学原来就小觑这一无文凭的山西人又“土得掉渣”的同窗,常嘲讥他用统计方法研究历史,相与调侃道“研究院来了个商人”,至卫聚贤《左传研究》书成,梁启超对之赞叹不止,众人乃服之,方对之刮目相看。其时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有《左传真伪考》寄赵元任,赵转给李济,卫见后甚“垂涎”,又苦于外语程度不高,于是邀同窗陆侃如与之合译之,继请赵元任校正,胡适也为之作了长序。

　　清华国学研究院从1924年至1928年共有四届,卫考取的是第二届。卫聚贤在清华受教于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李济“五大导师”,尤其受梁启超、王国维教诲独深(卫毕业论文《“春秋”研究》与《“左传”真伪考》即得二师之启发和指点而成),卫专修中国上古史,研究课题是《左传》,导师是王国维,此外李济先生的建构中国考古学对其构成了直接影响,其时国学研究院山西弟子仅卫氏与史念海二人而已,学友则刘节、徐中舒、谢国桢、王力、姜亮夫、高亨、蒋天枢、刘盼遂、陆侃如、吴其昌、罗根泽、姚名达、周传儒等。

研究院有《国学论丛》季刊,由梁启超主编,为国际著名刊物,多收研究院导师和毕业学生论文,其中卫的论文《{左传)之研究》亦曾得国际汉学人士关注,并给予好评:《清华周刊》也刊有他的《晋文公生年考》等；卫还与同学成立有“述学社”,这个团体是为反对国学研究中“顽固的信古态度”和“浅薄的媚古态度”而成立的,它宣称“宁可冒着‘离经叛道’的罪名却不敢随随便便的信古；宁可拆下‘学贯中西’的招牌却不愿随随便便的媚古”,这是他们在整理国故和西学东渐浪头上一种健全的姿态,“述学社”出版《国学月报》,先后刊有卫的《晋惠公卒年考》、《万泉卫氏考》、《春秋的研究》、《释家补正》、《金滕辨伪》等论文,在该刊的“社员著述一览”中标有卫的《春秋地图》和《一得录》,而“社员著述出版预告”则有他毕业论文的《左传研究》,那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春秋的研究》是由“朴社”出版的,加上其前写成的《国语的研究》,这三研究后来又合为《古史研究》,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此书在中国史学界影响颇显。

三、他的导师王国维

卫氏是王国维生前最后弟子之一。1927年6月1日,王国维参加卫聚贤等毕业典礼和师生叙别会后,是夜又照常批阅学生试卷,完毕,乃草拟遗书藏之于怀,翌日遂投湖。

　　王国维投湖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其原委是北伐军将抵华北,清华园内有小刊物作漫画丑诋“研究系”,讽刺清华研究院由梁启超居长而左右之,梁遂不安,告假返天津,众人亦惶然,有避人东交民巷者,有出国远遁者。继闻湖南农民运动诛杀了大地主也是大学人的叶德辉,园内传单纷至沓来,且谓将剪辫子(卫氏解释王的保留辫子,是为了出入故宫参观考古资料的方便,后来溥仪被逐出故宫,王始终保留了这条辫子)等,更有出示“拟杀之名单”者,王国维忧心忡忡,又无术可避,“老实得像火腿”的王国维竟遍问学生何以为计,询至卫聚贤,彼建议王国维可徙居太原,因山西表里山河,持掌山西的阎锡山又善变,几乎成功地在若干次国内政治纷争中使山西处变不惊,免于动荡,且卫氏正与三二同好在晋祠开办兴贤大学,可聘王先生授课,薪金暂委屈先生月奉百元,每月仅来校上课一次。但王未置可否,只说:“山西无书”,卫答太原文庙有藏书,且太原私家藏书者也不乏其人,王仍未允可。岂料半日后王国维竟投湖,卫聚贤顿足长叹,只有叩首大哭了。

王国维死北京,其先世之祖王禀于北宋抗金时死于太原保卫战,则王氏一殉于中国文化将既倒,所谓殉道,一殉于朝廷冠冕制度,亦所谓“守道义”,皆“狐死正首丘”之义。后来卫氏在台湾辅仁大学授课,将其所知道的王国维死因书告王国维的公子王东明先生,信中亟称“王先生如果不死,学术上成就会更大,因王先生身体瘦而健康,那年他才51岁,他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的”；对友人他又称王之死乃“高人一等”,因为其若尚在,“被留在铁幕中,一样也被清算了”。

四、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入之一

　　卫聚贤清华毕业后,与友人在太原合办私立兴贤大学,其任副学监。后由乡人、冯玉祥连襟薛笃弼介绍赴南京任大学院科员,专事审查历史教科书,继又兼任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期间曾参与主持发掘南京新石器文化与明故宫遗址。

　　此前中国考古界有江南无新石器文化的定谳,卫聚贤发掘栖霞山汉墓时发现有红色含砂质粗陶片,他以此为线索,连续野外作业数月,终于发掘收集和整理出石斧、石刀、石锛以及几何花纹陶片数百件,证实江南确存在新石器文化,又发现大明通行宝钞之印钞铜版。

　　其后,卫聚贤因与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不合而辞职,此前李济先生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文化遗址揭开国人独立考古发掘之序幕,受此影响,卫聚贤返乡发掘汉汾阴后土祠及万泉新石器文化遗址,部分出土文物曾运往北平展览,事被北平女师大研究院知悉,遂聘其为该院研究员,派其代表该院与山西图书博物馆合作,偕董元忠和美国毕夏波共同发掘山西万泉荆村瓦渣斜新石器遗址,以便能将出土文物运至北平整理后陈列(现仍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卫聚贤还兼任了北平女师大图书馆主任,他于馆内参考摩尔根《古代社会》等书,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撰成“母系时代”、“奴隶社会”等多篇论文。然不久,女师大解约,卫聚贤又有失业之虞,乃南下就上海暨南大学之聘,迨“一二.八”战争后又被迫返乡,任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教员,兼省政府之“十年建设委员会”委员。

　　“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卫继往上海任教,1934年离开暨大,相继在中国公学、持志学院、正始中学等执教,后又由友人介绍在国民党监察院受聘为审计科长兼驻外稽查委员、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专员和协纂。“央行经研处”,曾有两位学有专长的山西学人,一为卫氏,一为冀朝鼎。以乡人孔祥熙的眷顾和财力,卫氏乃得己聚集文物而研究之,且不断扩大研究领域。此之前后,卫聚贤已有《中国财政史》、《中国商业史》、《山西票号史》等问世,又于公余研究吴越史地,并与蔡元培、于右任、吴稚晖、叶恭绰等发起组织“吴越史地研究会”(1936年8月成立,会长蔡元培,副会长吴稚晖、钮永建,于右任等为评议,董作宾等为理事),由卫聚贤任总干事主持会务(山西会员还有孔祥熙、王用宾、陈高佣、梁园东、李健吾等),是会囊括中国历史、考古学者专家以及诸政要,后研究出版有《吴越史地研究论丛》(后上海文艺出版社给予影印再版)。

　　此前卫氏在南京发掘六朝古墓时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以石器数量不多,尚不足定谳为江南有新石器文化,卫氏乃立志揭开此谜,后偶见立法委员何遂在杭购得石镞三枚,人疑为古玩商自北方所获而贩之,卫聚贤遂赴杭州调查,知其出土于古荡地区(今浙大附近),于是进行考古发掘,终从古墓中发现陶片等物,经研究后证明 “江南于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其间,他还在余杭良渚、金山卫戚家墩等处进行考古发掘活动,结论为“古代吴越自有其本位文化”,与现今之考古研究结论相符,其时他撰成并与人合作撰成《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金山卫考古记》、《奄城考古记》、《南京明故宫发掘报告》、《历代建都南京的货币》等。

为了扩大考古范围、并引起大众重视,卫聚贤(在民国史界中有“智多星”之称号)除在各地讲演宣传之外,还出点子于江浙各县遍设“吴越史地研究会”分会,并把其考古所得之样本分送每县,陈列于县小学和民众教育馆内,令民众看视而得知其为吴越古物,若以后发现有相同者,就可以据此报告给分会或上海总会,以便组织调查和发掘。这样,今世人共知之“良渚文化”等多赖其开辟草莱,其亦为吴越考古之奠基人,其时他还曾将部分出土文物运至上海展览,影响广泛。他还组织有“说文社”,自费出版《说文月刊》。

五、说文社卫大法师和中国八发现美洲说

　　上海沦陷后,卫聚贤随中央银行西迁,其任秘书处秘书。卫氏在后方主持抗战期间唯一的一家考古民间学术团体“说文社”,主持唯一的一家国学刊物《说文月刊》,以社、刊会友,借孔氏资助编刊《巴蜀文化》、《西北文化》等专号,其又慷慨好客,一时“说文社”的“聚贤楼”群贤毕至,乃网罗大后方文化界、文教界名流如郭沫若、周谷城、顾颉刚、马衡、胡小石、常任侠、杨仲子、金静庵、王献唐、傅振伦等从事学术研究,这在战争年代是难能可贵的。

　　卫聚贤与郭沫若等曾配合教育部共同发掘了重庆江北汉墓,继在成都白马寺发掘出青铜兵器等,开拓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局面。他还与于右任等赴西北敦煌等处参加考古活动,并任西北联大文学院院长兼教授,时卫聚贤多次呼吁筹备开辟通俗博物馆,自己也多方着手收藏、收集有关文物,可惜他于1940年经河内转往重庆时遇敌机轰炸,所携文物俱毁,但他心不死,开始重新收集和收藏文物。抗战结束后,卫聚贤辞去一切职务,专事“说文社”的工作,主编《说文报》,又兼西南美专教授。

　　1949年重庆解放,为表示对新政府的拥护和支持,卫聚贤将其多年收藏的近千种、近万件古代文物和民俗文物以及尚未整理的古钱、货币、清代和民国文献等悉数捐赠给西南军政委员会,其余文物及书籍等后来也由其子女捐赠给了西南图书馆。但卫聚贤后终因对新生的政权产生隔阂而离去。1950年,他转赴台湾又寓居香港,其后相继在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香港联大(联合书院)中文系、珠海书院、光夏书院、远东书院等研究和执教。

　　1954年(一说1974年),卫聚贤有一惊人之举,即他发起乘木舟横渡太平洋的试验,以图证明“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说(其著有《中国人发现美洲》以及《中国人发现澳洲》、《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关于“中国人发现美洲”是卫氏多年的主张,他依据古籍记载,以为在哥伦布之前已有百余个中国人曾到达过美洲,民国历史学界也有许多人附和之,如东晋高僧亦是山西人之法显较哥伦布提前千余年抵达美洲,章太炎即首肯之。此外尚有殷遗民、孔子、张衡、慧深、李白、杨贵妃等抵美洲之说,以及大洋彼岸的考古发现、印第安人的种姓和文明等,似皆可支撑此说,卫聚贤“大胆假设”又“大胆求证”,于是年率人员乘坐依照广州出土汉代船形的复制木舟,经南洋东驶美洲,不料在距彼岸数百里处失事,幸而遇船纹助方脱离危险。此后,又有大陆山西人的连云山(军队离休干部,前《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持此兑并撰成《谁先到达美洲》一书。

　　1975年卫聚贤退休后赴台,任台湾辅仁大学教授。晚年的卫聚贤渴盼祖国统一,以其谱牒学的功力参加“寻根认祖”的活动,先后为移居台湾数百年的不少大陆籍人士找到祖籍,并著有《台湾山胞由华西迁来》、《台湾山胞与粤闽关系》等。

1989年11月16日卫聚贤于新竹逝世，享年90岁。

六、卫聚贤的学术贡献

卫聚贤一生著述等身,他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钱币学家、博物学家、文化人类学家。

　　他的著作中,其中最具影响的是中国第一部考古学史的《中国考古学史》(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中国考古小史》、《十三经概论》、《古钱》、《古钱年号索引》、《楚辞研究》、《文字学》、《古器物学》等亦有显名,大多系由商务印书馆先后再版多次。他还是中国古钱学会(会长丁福保,卫氏与之合著有《古钱》,编刊《古钱学》杂志)的成员(评议委员)。

　　卫聚贤除主持过南京古物保存所外,还参与筹备上海博物馆,该馆1937年1月10日正式开馆(叶恭绰董事长,卫氏为购选委员),它现在是东方明珠上海的一座标志性文化场馆了。

　　卫聚贤治史始于其在太原读“商专”时,因专业相关,其时之兴趣在中国商亚史。他第一本著作《一得录》,从传统考据学的兴趣出发,收有“齐桓公西伐大夏考”、“介子推隐地考”等,后著有《春秋图考》。清华研究院时受王国维等亲炙,他深得“二重证据法”等现代学术精神浸染,又受顾颉刚等开拓的“疑古”风气熏陶,将古史研究与“疑古”精神和方法结合,撰成《左传研究》和《春秋研究》,在太原兴贤大学时又著有《国语研究》,此三本《研究》后来即结集为著名的《古史研究》第一集。卫聚贤立志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典籍,后在南京古物保存所时又有第二集,是对《山海经》、《穆天子传》、《禹贡》三书的研究成果,惜该书被“一二.八”战火毁版,他抽出《穆天子传》增人《墨子》、《老子》、《扁鹊》等篇,乃以《古史研究》第二集(分上、下)出版,其主旨在探索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交流问题。北平时期,卫氏受进步学者发动的“新启蒙运动”影响,初步接受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后他在上海便以其社会发展史观撰写论文,汇为《古史研究》的第三集,阐述母系社会、奴隶社会递进的规律。卫聚贤的《古史研究》是时人注目的史学界新作,其后相继收入《民国丛书》和《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丛书》等内。以他为主并主编的《吴越文化沦丛》也先后被收入《民国丛书》和《中外文化要籍影印丛书》之内。他除文史考古之外还致力于三教九流、小说民俗等研究,如研究社会史上的公私组织,他曾以“卫大法师”名义出版有《中国的帮会》(亦名《帮》、《党》、《江湖话》)等。亦先后收入各丛书中。

　　卫聚贤治史及考古的主要学术观点：

　　一是延长历史年代,以商殷为原始社会及氏族社会分界点,再下为封建社会；

　　二是主张中国文化源于东南沿海,而非传统的以单纯的由中原辐射而及四方的习说,认为南洋土族与吴越俱一民族,并从南京栖霞山、杭州古荡、余杭良渚、苏州石湖、金山卫戚家墩、常州奄城、湖州钱山漾、福建武平等处考古发掘论证黄河流域石器文化乃由东南沿海而来,且吴越民族与殷商、南洋土族俱同一渊源的支脉,这与现在的考古学界逐渐认同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之多元性、共生性结论相符；

　　三是主张春秋战国之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即民族迁徙、商业贸易、遣使战争等使外来文化传播进来,更甚而主张《山海经》为印度随巢子之游记,因所记有非中国所有而为印度所有者；《穆天子传》则为中山国人之西游记；他还附和胡怀琛“墨翟印度人”之说。

　　这些卫氏当时所论,多与常说相悖,因而亦颇受时论非议,有的学校甚至不允许学生在作文中引用其说,凡一引用皆以零分对待。而卫氏亦对传统学术多有不满,认为上古研究将神话当史实(即佞古),学者不相信考古资料(如章太炎)更不亲自参加考古;近代研究学者则又不重视第一手资料,研究范围和材料狭仄,他遂主张历史、考古、社会、民俗的综合研究,并着重从两方面下手,一边疑古辨伪,一边广为搜集一切可资利用的“材料”(门神、钱币、废纸、边地民族服装、官宦名裔物品等),但也对“疑古派”有所“修正”,即认为治学要求应为十分之七的证据、十分之二的议论、十分之一的标题,反对一味“疑古”,这与现在考古发掘和学术界的发展来看是有相契之处的。

　　卫聚贤曾把其时中国历史学界分为“博学派”(即信古派,多为富家子弟所袭,甚少新鲜主张)、“严谨派”(常从小题目下手,而少大刀阔斧之作,此多落魄人家子弟)、“疑古派”及“建设派”(不满于现状的托古改制者流),其自称游移于后三派之中,究其原因乃环境使然云云。他继承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以为其所研究是为中国之前途服务,即“欲明了前途应走之大道,其法有三:一为历史的,即从历史上观察各演变之迹,由上古之事以推中古,由中古之事以推近古,由近古之事以推现在,现在之事以求将来；一为环境的,世界各国现都走人那一条道,我国当然不能孤立,从其大多数走的道路中跟着走；一为本身的,本国的情形如何?人民的能力如何?所处的国际地位如何?走某一条道,是否走得通。假如从历史上指示我们应走某条道,世界各国也走某条道,我们的本身也能走到某条道, 三方面都走着某条道,是走某条道就无危险可言了”。于是治学方法,“欲求本身则在调查和统计,欲观环境则在翻译和考察,欲知历史则在考证与考古”,其既倡之,亦践履之。

卫聚贤的治学方法也独具特色,其基本方法为统计法、比较文法、音韵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在当时被视为走野路子的学者。卫聚贤对历史统计学有较深入的研究和开创,著有《历史统计学》；比较文法之运用则如比较《山海经》、《墨子》,以为其文法与中国文法有异,由此判定非国人所著。

卫聚贤开始从事研究历史之时,正处在时代大潮和考古新发现相挟之际,他敏感于风气递嬗,既得旧学之根蒂,又得新学之浸染,中国历史学的新旧杂糅集中于其身上,其人亦堪为百年中国历史学迁变的一个范本。可惜后来两岸隔绝,其人其说渐渐为人忘却,他的研究成果迄未有系统的整理和详实的评说。

（散木）

转自 《文史月刊》2004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