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记忆力超群,《滕王阁序》过目成诵
茅以升,字唐臣,1896年1月9日出生在镇江。以升自幼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地方。从性格上看,以升继承母亲韩石渠的地方较多,而他的哥哥以南和弟弟以新则更像父亲。以升生来就很聪明,记忆力超强,口才也很好,喜欢交际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一点很像其祖父茅谦。以升7岁进入柳翼谋办的新学校——思益小学。但此前他在3岁的时候就随母亲识字并和祖父学写毛笔字,4岁的时候同哥哥以南一起进入南京牛市贾治邦私塾学了两年《论语》。
当时思益小学的校长是陶逊,柳翼谋教国文和历史。另一位国文教师叫梁公约,诗画都非常好。以升曾在文章中回忆说:当时文化界人士所用的折扇,以能得到柳翼谋的字、梁公约的画而自豪,称之为“双璧无瑕”。可见思益小学是名副其实的江南才子聚集的地方。
以升有超人的记忆力,谁都知道他可以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一百多位。他打小就已经显示出了这方面的优势,他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以升上新学校后,祖父担心他忘记古文,疏懒毛笔字,一有时间就来长子家督促孙子学习。茅谦的教授方法是,自己选一篇古文,一边抄录一边讲解,然后要以升第二天把这篇文章熟背下来。以升回忆说:“有一天,爷爷抄录的是《滕王阁序》……抄写完毕,爷爷放下笔,转过身来看着我说,你好好读一遍,然后把它背下来。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就开始背起来了,背得一字不差。爷爷非常吃惊地看着我,问我什么时候读的这篇文章,我说刚才你写的时候我已经记住了。”
儿时打下的坚实的古文底子使以升日后受益匪浅。他虽然选学工科,但始终喜欢阅览各种人文、历史类书籍,喜欢文学、电影和戏剧。留学期间还写过话剧,晚年更是写了很多文章。以升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的教育,他受的教育很全面,古今中外,文学格致,样样都懂。
成绩优异,在美国康奈尔为唐校挣足面子
以升1911年秋天进入唐山学校学习,年底就传来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第二年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以升非常兴奋,因为自己的父亲也参加过辛亥革命。同班同学中杨杏佛等人已经出发去南京,准备为南京新政府效力,同学也劝以升一起去。以升坐不住了,给母亲写了封信,说他要回南京,投效孙中山政府。母亲很快回信说:“要先有学问再革命。”以升接到信很不以为然,一再表示要停止学业回南京。母亲这时拿出杀手锏,她在最后一封信上写道:“如离开学校,则不以你为子。”
1916年,以升从唐山路矿学院毕业,这四年中以升总平均分为92分,在唐校为空前绝后。同年夏天,北京的清华学校第一次招考各大学校的优秀毕业生,资送美国念研究生,名额只有10人。另招10名中学毕业女生,也资助去美国上大学。因为报名者甚众,清华决定由各学校保送报考,唐校自然保送了以升去清华考试。考试完毕,以升回到南京,家人都问他考得如何,以升摇摇头说,恐怕希望不大,大家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考题太简单,人人都能考取,家人听了也不再说什么,只等着结果下来。过了两个星期,以升接到唐校的信,不知是喜是忧,他拆信的时候手颤抖得几乎拆不开,母亲在旁边也替他紧张。信拆开一看,原来是好消息,以升被录取了,全家欢呼雀跃。
在办入学手续时,康奈尔大学一名负责人对以升说,他们学校从未接收过来自唐山路矿学院的学生,不知这些学生的水平如何,因此需要考试后再决定是否录取他们。这名负责人的话让以升心里开始打鼓。
考试结果居然不错,比其他几个学校来的学生考得都好,从而顺利进入康奈尔研究院。以升为唐校挣足了面子,康奈尔学校从此规定,唐校毕业的学生今后不用考试,可直接入校。以后唐校来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越来越多,唐山路矿学院也因此同康奈尔大学的关系很好,唐校的一些教学方法甚至也受康奈尔学校的影响,以至于唐校此后有“中国康奈尔”之称。以升选了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当时与他同一专业的还有罗英、郑华,他们三人成为专攻桥梁专业的第一批中国人。
以升报考加里基工学院的博士生,获得允许。1919年12月,以升结束了留学生活,收拾行李回国。
叶恭绰送他八个字:“磨砻砥砺,以备大用”
钱塘江大桥与茅以升的名字紧紧相连。其实,以升在造桥前与造桥后还做过教师,且对教育事业充满热忱。他喜欢讲课,喜欢与学生交流,教书期间他不断改进创新教学方式。他的妻子戴传蕙一直认为,其实以升最适合的职业是教书。
他去了唐校教书,担任的课有:结构学、桥梁设计、桥梁基础等,每星期20小时的课。他曾经试行的一个教学方式叫做“考先生”。每天上课开始的前10分钟,先点某一个学生的名,问他有无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请他把问题提出来,老师根据这一问题判分数,如果这个问题连老师都回答不上来,学生就得满分。如果该名学生没有问题就请下一个学生,下一个学生提的问题要前一个学生回答,如果前一个学生回答不上就得零分。这套方式非常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
正当以升教书教得挺顺手的时候,时任交通部长的叶恭绰决定将唐校和上海及北京的交大合并,于1921年正式成立了交通大学。叶恭绰决定任命罗忠忱为校长,茅以升为副校长。但罗忠忱对校务不大过问,全权交给茅以升处理。以升以为找到大施拳脚的机会,便开始修建校舍,裁减他认为不合格的教员,破除学校的陈规陋习。
改革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但同时仇恨的种子也深深埋下,早有人告到叶恭绰那里,说以升不顾情面,随便解雇教员。几个月后叶恭绰见了以升,表示他虽然很信任以升,但他太年轻,锋芒太露,最后给了他八个字:磨砻砥砺,以备大用。几个月后,交大解散,改称唐山大学。以升和罗忠忱继续任教,但不再管理学校事务。然而新校长明显对以升不信任,表示他自己要接以升的课,以升深明其意,于是辞职携家小返回南京。这是他步入社会遇到的第一个挫折。
回南京后,以升不久又应郭秉文之聘去了国立东南大学,担任东大教授兼工科系主任。以升后来又换过许多学校,担任过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回到唐山交大任校长。
以升1930年曾担任镇江水利局长,本想在水利工程上有所作为,没想到遇到淮河洪水,堤坝溃决。尽管不是他一人能够承担的责任,但也属于他工作中的一次失误,遭到撤职。这一事件对他和他的整个家庭都造成很大影响,妻子因惊吓患上了忧郁症。这对以升来说也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
建钱塘江大桥,克服八十多项重大难题
茅以升无论在国民党时期还是在共产党执政以后都受到推崇,缘于他主持建造的钱塘江大桥。建造钱塘江大桥之所以是壮举,主要因为它是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大型现代工业项目,是中国开始走向工业化的标志之一。在当时中国整体技术水平和各项条件都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建钱塘江桥的难度非常大。整个钱塘江大桥工程共克服了八十多项重大技术难题,实属不易。
钱塘江波涛汹涌险恶,流沙深厚异常,江底变化莫测。今天造桥技术发达,对付这样的条件不在话下,但当初却非常艰难。茅以升曾说:“分明是要我办一件知其不能为而为之的事情,而且只许成功……”
周培源在一篇纪念茅以升的文章中总结了建造钱塘江大桥遇到的诸多难题和以升及其桥工处的人为克服这些困难创造的各种新方法:“他创造性地采用了射水法,克服了在厚硬的流沙上难以打桩的困难;采用了沉箱法,克服了水流湍急难以施工的困难;采用浮运法,利用江潮的涨落巧妙地在桥墩上架设了钢梁。在建桥过程中,他克服了八十多个重大难题,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在急流汹涌的钱塘江上建起了这座长1453米、高71米的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这是中国桥梁建筑史上的大事。”
钱塘江大桥的建造成功使茅以升一夜之间声名鹊起,但在建桥过程中,他承受的压力和精神上的紧张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茅以升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而工程上困难重重,种种不测事故,令人气沮,我忽而愁闷,忽而开颜,几于寝食皆废。1935年,正式开工后不久,迭遭各种困难,好像全盘计划都错了,弄得坐立不安,我们正忙着变更施工计划时,外间闲言闲语就来了,说什么像这样做下去哪里能成功?银行界的人听到了,更是为他们放款担忧。正在这个时候曾养甫忽然找我去南京谈话,他那时已调任铁道部副部长,问明详细情况以后,他正颜厉色地对我说:‘我一切相信你,但是,如果桥造不成功,你得跳钱塘江,我也跟你后头跳!’我知道这种逼人的方法曾养甫是惯用的,但我当时确很激动,心想,你看吧!我母亲见我这样就说:‘唐僧取经八十一难,唐臣(以升的号)修桥也要八十一难,只要有孙悟空,有他的如意金箍棒,还怕过不了关吗?’”
被迫炸毁大桥 “如同亲手掐死儿子!”
正当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快要成功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却步步逼近。钱塘江大桥即将建成之日也是日军攻克江南之时。1937年8月14日,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上海和钱塘江大桥。尽管以升为日军炸桥后如何尽快修复大桥做了很多准备,但他没想到的是,大桥最终的命运却是自己亲手将它炸毁。
那是1937年11月16日的一个下午,南京工兵学校的一位丁姓教官找到茅以升。他说因敌军逼近杭州,要在明天就炸掉钱塘江大桥,以防敌人过江。炸桥所需要的炸药、电线、雷管等都已经运来,就在卡车上。他还说这是军事命令,有文件为证。
事实上,以升他们在当初设计大桥时已经考虑到炸桥的可能了,因此在靠南岸的第二个桥墩里特别准备了一个放炸药的长方形空洞。根据丁教官估计,炸这样一座桥墩和五孔钢梁,需要一百多根引线接到放炸药的各处,而完成这样一件工作需要12小时,如等到兵临城下再做这件事恐怕太晚了。可是如果现在马上做,敌人并没有在12小时后到来,又太早了,怎么办?以升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先把炸药放在预留的空洞内,然后再将引线从炸药处引至南岸的一所房子里,等到要炸的时候再把每根引线接通雷管,最后听到一声令下,将爆炸器的雷管通电引火,大桥的五孔一墩便立刻爆炸。
就在他们埋好炸药的第二天,以升突然接到浙江省政府的命令,立即开放大桥。原来,上海战事爆发后,很多人要渡江逃难,渡船已不够用。大桥于是在17日开通,刚一开通,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涌上大桥,从早到晚,水泄不通,成为钱塘江上从未有过的一次南渡大潮。其中包括一些人故意在大桥上走个来回,以实现谚语说的“两脚跨过钱塘江”。但是没有人知道大桥下面埋着炸药,他们是在炸药上行走呢。
到了12月23日下午一点钟,炸桥的命令终于下达。丁教官指挥士兵将装好的一百多根引线接到爆炸器上,两个小时后,接线工作完毕。就等着炸桥,本来可以立即炸桥,但是北岸上仍有无数逃难的人涌来过桥,根本无法下手。
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大桥禁止通行,军人拉响炸弹,一声巨响,大桥被炸断。以升感慨地回忆道:“在大桥工程进行时,总工程师罗英曾出过一个上联‘钱塘江桥,五行缺火’。因为前四个字的偏旁是金、土、水、木,唯独没有火,可是上联出了以后迟迟没有人给出下联。没想到,炸桥后,五行不缺火了,桥却断了。”
直到8年后的1946年,以升才接到修复大桥的命令,大桥修复完毕全面通车已经是1953年了。60年后,当有人问起以升当年炸桥的心情时,他说:“就如同亲手掐死自己的儿子一般!”
摘自 茅青著《我们家的人和事儿》,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