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纪念诞辰100周年回忆吴晗同志二三事

我是1944年至1945年在昆明西南联大认识吴晗同志的。当时，吴晗负责民盟联系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的工作，我是民青成员，在地下党领导下负责青年学生的医药救济工作，我们之间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我真正参加民盟工作，在他直接领导下，是从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事情。

　　独到的领导艺术

　　从北平和平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在吴晗直接领导下。在民盟北京市委工作得很愉快，从他那里受到良好的教育。

　　吴晗认为：要做好民盟工作有三个关键：一是在接受上级党委领导的同时，必须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二是认真抓好民盟的基层组织工作，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这样工作就不会落空；三是广泛联系盟员群众，包括通过盟员联系他们所联系的群众。

　　吴晗强调接受党的领导毫不含糊。他对我们民盟的干部讲：“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以至行动上都要接受党的领导，特别是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对于这一点，当年民盟内部曾经有过不同意见。吴晗告诉我们：“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比方说民盟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基层组织，要接受北大、清华、师大等校党委会、党支部的领导。”他的这些话从不离口，几乎成了口头禅。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民盟下基层的干部也都是这样做的。在吴晗领导北京市盟务工作的时期，民盟同市委统战部及各大专院校、中央机关、文艺界的党组织的关系都是十分融洽的。

　　吴晗还对我们提出“三以”的工作方针：一是以政治思想为领导，就是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二是以工作岗位为基地，就是盟员要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三是以业务实践为基础，就是盟员要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专业就是自己的实践基础。吴晗在召开民盟基层干部的会议上，就是这么讲的。他说：“政治和业务是辩证的统一，政治指导业务，业务体现政治。高等院校的老师要教好书，研究好专业，这本身就是为社会作贡献。不结合业务的政治是空头政治，我们莫做空头政治家。”从吴晗自身来说，他的学术研究都是务实的，都是干的实事。

　　吴晗的领导工作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请进来，走出去”，就是召开座谈会、报告会，邀请盟员来促膝谈心；召开小型谈心会，干部到新建立的基层组织参加各种会议。吴晗对北京市民盟从市委组织到基层支部的建立和发展，都是亲自主持和过问的。当我翻开民盟市委历年来的会议记录，首先看到的是吴晗参加各种会议的亲笔签名，包括主委碰头会、常委会、市委会、联合办公会以及各种报告会、座谈会、谈心会等等。他只要是在北京，都尽可能亲自主持。他在民盟大会上的讲话，从不要别人起草，总是自己动手写稿。他参加民盟市委的领导工作，每周总有二到三次。吴晗对民盟的专职干部十分关心，没有官架子，善于团结同志，尊重别人的劳动。我经常陪他到北大、清华、师大等校去参加民盟支部的活动或小型谈心会，以及对专家、学者、教授们的访问。在一次乘车途中，他幽默风趣地对我说：“麦初，你是一个好干部，经常在晚上或星期日开会、访问，但你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我听到这些话，十分感动，他是在肯定我的工作的同时，惋惜我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当时，我的两个孩子，一个两三岁，一个刚出生不久。民盟活动大多在晚上和休息日，开会不能占用白天工作时间，因此确实难以照顾家庭和孩子。吴晗的表扬和惋惜，既是关心，又是安慰，使我心里热乎乎的。他就是这样领导干部们去积极工作的，这或许也是他的领导艺术吧。

　　吴晗对干部一视同仁，没有上下之分。开起会来总是非常幽默，开开玩笑，让大家都十分轻松愉快地工作。在困难时期，大家生活很艰苦，吴晗常用自己的稿酬请大家改善伙食。虽然，当时干部们的工资少，工作量大，但积极性确实不低，这是与吴晗的领导有方有关的。我们当时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心里是很踏实的。吴晗领导的盟务工作，使盟内的政治生活正常，民主空气浓郁，说起来，许多盟员都很怀念那个时期。

　　积极贯彻“双百”方针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了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吴晗倡议举办学术讲座。他自己带头讲第一讲“论历史人物”，颇受各界欢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陆宗达 教授说：吴晗曾经邀请他讲现代汉语语法。吴晗对陆宗达说：“大家都应该学点语言学，你是内行，给大家讲讲，责无旁贷嘛！”1962年，吴晗又对 陆 先生说“你写写训诂学方面的文章吧”，由此， 陆 先生写了《训诂浅谈》。那时候学术空气活跃，盟员们心情舒畅，大家互相尊重，非常团结。

　　陆宗达常为吴晗鸣冤，他说：“吴晗写海瑞是因为党中央领导提倡共产党员要敢于忠言直谏，敢说真话，难道共产党人还不如封建官僚。唐代的魏征敢于直谏，是李世民的诤友。明代的海瑞更了不起，敢骂皇帝。吴晗说他就是根据这个精神才写的海瑞，没想到这一良好愿望却招来了一场大祸。每每想起来，我就为他叫了不知多少次冤哩！”

　　吴晗深信党领导的“双百”方针，文艺学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以及党在科学文化领域的其它方针，是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政治保证。他经常到北大、清华、师大等校，去访问潘光旦、费孝通、贺麟、王瑶、吴组湘等人，邀请他们到家中座谈。当时知识分子不敢讲话，吴晗带头和他们谈心，解除顾虑，鼓励大家写文章。在一次会上，吴晗说：“大家不要有顾虑，有意见就发表，就写文章。”由于吴晗积极带头写文章，活跃学术空气，从而做到了广交朋友，为推动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博学多才 兴趣广泛

　　北平和平解放初期，吴晗几次对沈一帆说：“我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以后可以专心去搞自己的本行了。民主党派解散，我们就可以去搞本行了。”这种取消民主党派的思想倾向，在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教育后，吴晗在行动上有了改变，积极参加民盟工作和其它社会活动。

　　吴晗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对明史研究和保存明代古迹兴趣浓厚。他和郭沫若等六位知名人士向国务院提出发掘十三陵中的长陵的建议，后经周总理批准，改为发掘定陵。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发掘帝王陵寝。发掘工程动工以后，吴晗十分关心，帮助解决经费开支和施工人员问题。1956年5月，吴晗亲自带领民盟市委的干部，并邀请几位专家学者和他们的子女到定陵参观。当时，定陵地宫的修整尚未完工，我们看到停放朱翊钧和他的两位皇后的棺槨，以及摆在棺槨周围的玉料梅瓶和盛放红油的大缸等随葬物品，都还是原样未动。吴晗在参观现场，对陵墓中的人物历史一一进行讲解。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对他那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人物的深刻了解，都十分钦佩。

　　陶然亭公园的开拓，也是在吴晗的倡导下进行的。当年，陶然亭原名“黑窑台”，虽然荒野脏乱，杂草丛生，但是却保留着若干历史文化遗迹。经吴晗倡议，开拓修葺，改建成为别具风格的自然公园。这座有水有树，有桥有亭，柳岸成荫，清幽古雅的人民公园，展现在北京南城，使政府为首都人民谋求福祉的愿望得以实现。有一次，吴晗带领民盟同志去那里参观游览，饮酒诵诗。他一路边参观边讲解，表现了求真务实的作风。大家都反映同吴晗这样快人快语、直来直去的领导人共事，受益很深，感到舒畅。

　　我和吴晗最后的几次接触

　　1965年秋，我随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参观云南、贵州、四川三线的铁路建设工程。参观团成员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以及知名学者、教授、工程技术界人士，由胡愈之、周培源两位领队。在参观结束回京的途中由重庆到武汉的船上，有一位先生拿了一张报纸，上面刊载着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大家都抢着围观，轰动了全团的人。我看完后吓了一大跳，心想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忙问胡愈之是怎么回事，胡答：“吴晗不会反党”，其态度十分明确。我又去问周培源，周答：“这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听完两位老同志的话，我心里才稍安下来。

　　回到北京后，我迫不急待地到北长街吴晗寓所，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吴晗轻松肯定地答道：“我的文章都是经过领导同志看过的，你想我会反党吗？”以后，我得知吴晗写的文章是经过胡乔木等同志看过或改过的，我也就比较放心了。

　　但是不久，形势急转直下，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被揪出来了，民盟北京市委的“小三家村”（关世雄、陈鼎文、王麦初）也被揪出来了。我再次去看吴晗，他仍然镇定自若，丝毫没有害怕或紧张的样子。他说：“我的稿子在党内领导那里都讨论过，不会有问题。你放心吧！”

　　在民盟市委揪斗吴晗的会上，大家批判揭发他。造反派要我把屁股坐过来揭发他，我还是转不过来。心想吴晗平时口口声声不离党的领导，还要我们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他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说他反党，岂不是一种讽刺？休息时，吴晗一个人单独在办公室坐着。我进去取东西，两人对着看了一下，都没有讲话，他还是那么镇定自然。

　　一次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揪斗大会，吴晗被揪到台上批斗，他的后面站着一大排人：彭真、刘仁、廖沫沙、崔月犁、吴惟诚、关世雄、陈鼎文等。吴晗看到这些陪斗人的熟悉面孔，全都是市委领导和民盟同志。从他的表情上看，似乎放松了些，不那么在乎了。这以后，我们都被揪斗，彼此只能在斗争大会上见面了。

　　再以后，他就被抓进秦城监狱。据廖沫沙后来回忆：他和吴晗都被关在一个监狱里，只有放风时才能见到。有一次吴晗指着自己的胸部说：“疼”。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吴晗没有被日寇、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而死，这次却死于康生、谢富治和“四人帮”之手。

今年是吴晗同志诞辰100周年。人们在纪念他的时候，他的音容笑貌又显现在我的眼前。他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勤奋求实的治学作风和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也值得人们永远怀念和学习！

（作者王麦初：原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于1986年离休）

转自 《北京党史》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