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 胡显章（1963届精仪）

季羡林先生在清华只有短短四年求学时间，但季先生说“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愉快的四年。”他常称清华是自己的“娘家”，对清华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一直关心清华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极其关心清华文科的恢复和建设。我主持过清华的文科工作，与季先生有过较多的接触，多次受到他的教诲。在他住院期间，我每年都要去看望他，带上季先生格外看重的“娘家”的信息和“娘家”人的问候。就在7月10日晚上，我和几位朋友谈及清华文科的发展以及清华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时，谈起了季先生，并相约在教师节去看望季先生。想不到，第二天就传来季先生已经离去的噩耗，消息传开，清华的师生无不感到惋惜和痛心。季先生曾深情地说过：“清华园，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回忆起清华园，就像回忆我的母亲。”“没有清华，就没有我的今天，清华园毕竟是我的学术生涯起步之处，我虽然身不在清华，但心却从未离开那里。”的确，此时此刻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季先生的心永远与我们在一起。

季先生对清华大学的发展寄予很高的期望，在清华九十周年校庆时，他为清华学报撰写了《清华梦忆》一文，感情深挚，见解精辟。先生用“凝重深厚”、“清新俊逸”分别概括北大和清华的校格，并指出两校的校格“是能够、也是必须互相学习的。这样做是互补的，两利的。”同时，他还在光明日报发表《清新俊逸清华园》，对清华校格做了阐析，指出：“清新俊逸，这不仅仅指的是清华园的自然风光，而更重要的指的是清华精神。什么叫‘清华精神’ 呢？我的理解就是：永葆青春，永远充满了生命活力，永远走向上的道路。”接着对清华恢复发展文科的努力给予热情赞许，并强调“建国不能没有科技；但是只有科技也还不够全面。科技必须辅之以与之并提的人文社会科学，在一些人的口中就是文科。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人类社会才能前进，人类文化才能发展。”并表示“作为清华的老校友，我十分关心母校的发展，只要有可尽力之处，我一定会尽上我的绵薄。”

每次我们去看望季先生时，他都以惊人的记忆，风趣的语言给我们讲述老清华的故事，帮助我们了解清华特别是清华文科的历史，鼓励、指导我们汲取清华文科的有益经验。我们遇到难题需要请教时，季先生总是给以热情的帮助。

1994年，葛兆光教授建议按照老清华国学院的理念，为清华做些学术方面的事，并重点放在中外会通的国学研究上，可建一个“汉学研究所”，挂靠中文系；这个消息传出后，出现了不同声音，有教授上书校领导，认为“汉学”称谓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有联系，用之不妥。后来中文系系主任徐葆耕教授想起要求教于季先生。就尝试着打电话给季先生的秘书李玉洁老师，邀请季先生来清华。李老师说，季先生很高兴，希望去看看吴宓先生住过的“藤影荷声之馆”，同时还邀李赋宁先生夫妇同行。在参观的过程中，徐葆耕向季先生讨教：“‘汉学’这个词现在是否可用？”季先生说：“当然可以。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作过许多重要的贡献。”他还举出陈寅恪当年在国学院开出的课程《西方之东方学之目录学》说，陈先生的这门课主要就是介绍和评述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其时，徐葆耕又了解到任继愈先生在新加坡世界汉学大会上做《汉学的魅力》的学术报告。就把季先生的看法连同一些有关资料呈送给校领导。最后，获得首肯，只是在“汉学研究所”前面加了“国际”二字。汉学所在李学勤、葛兆光教授主持下，广泛开展工作，编辑了多本西方汉学家的著作，为清华如何继承国学院传统进行了探索性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季先生的秘书李老师多次说，季先生对清华十分有感情。清华的事，他是有求必应。在季先生身体允许时，清华文科方面有重要活动，他是每请必到，每到必有寓意深刻的发言，给恢复发展中的文科以鼓励。在历史系复建大会上，季先生说，在全国的历史学科一片衰颓的情况下，清华依然重建历史系，表现了一种远见卓识。他相信，清华的文科一定可以办得很好，并说“清华中文系就办得很好嘛！”季先生在近百人的会上这样鼓励当时还处在幼儿状态的中文系，令我们十分感动。季先生认为，清华中文系重视研究传统，走“三会通”的路子，前景一定是十分好的。

1995年，依据“中西融汇，综合创新”的精神，学校支持中文系和外文系合办“中外文化综合班”，精选苗子，培养中外会通型的基础型人才。由于没有前车，就邀请了季羡林先生和李赋宁、张岱年、乐黛云、陈平原等先生帮助定宗旨，订计划。先由张岂之先生提出草案，各位先生都提出许多有益的意见。据徐葆耕教授的回忆，季先生的发言给他的印象特别深刻。季先生说：“我在北大当了多年的副校长，每年都要修订教学计划，照我自己受教育的体会，最重要的不是计划，而是真正给学生开出一些好的课程。我在清华外文系念了四年，收获不小，但给我以终身影响的两门课都不是外文系教学计划内的必修课：一门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一门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陈先生的课让我下决心搞梵文；朱先生的课教给我如何写散文。培养人，关键是开出好的课程。”徐葆耕教授回忆说，季先生的教诲真是点石成金之言。这个班开办以后，谁来讲第一课？讨论来讨论去，只有季先生最合适，季先生慨然应允。那次课讲下来，学生十分兴奋，觉得从季先生身上找到了学习的样板和路子。后来，季先生两次与这个班的师生座谈，解答他们的问题，鼓励同学们在思想和学业方面努力上进。季先生还多次主动询问这个班的情况，关心同学们的成长，同学们深受感动，把季先生尊为“精神上的父亲”。

2002年5月，在清华举办“促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高级研讨会”，已是耄耋之年的季先生应邀做了大会发言，他说：回到母校参加这个会感到非常高兴。过去他有过文理互补的想法，今天觉得还应该文理渗透，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要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体现中国特色，要特别注意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最后表示：“清华是我的母校，只要找我来，招之必来，来之必讲。”对母校的诚挚之情，热切感人。同年12月，季先生决定将他“爬格子”积攒的15万美金捐给母校设立“清华大学季羡林文化促进基金”， 以支持母校的文化素质教育，促进培养符合时代需要的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高素质人才。

季先生的学品与人品都受到普遍的敬重和赞誉。温总理曾五次探望季先生，温总理的一席话对季先生做出了客观的评价。温总理对季先生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那时，您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这不仅是个人毅力决定的，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充满信心。”温总理接着说：“真理和科学要求真实。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季先生走了，安详、平静地走了。他不要“国宝”这样的桂冠，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真诚、良知、纯朴和睿智，是最为珍贵的无价之宝，我们永远珍惜季先生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财富！我们会深刻体念季先生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一文中所说的话：“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继承季先生未了的事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好充分的准备，完成好自己的任务。

（作者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参与了九十年代以来清华文科恢复建设的组织领导工作。）

（《清华人》2009-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