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在电影《建国大业》中，傅作义将军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后来改名傅冬），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前，傅冬菊的形象已出现在《大决战》、《开国大典》等影片中，观众并不陌生。当然，傅冬菊之所以名垂史册，是因为她在促进北平和平解放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与她从童年时代走过的人生道路密切相关。

　　１．中学时就被周恩来接见

　　傅冬菊的亲戚崔增印在《我所知道的傅冬菊》一文中写道，傅冬菊１９２２年出生在山西太原，是傅作义的第一个孩子。那时候，傅作义还只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营长。傅冬菊长得眉清目秀，深受父母疼爱，傅作义把女儿起名冬菊，是希望她成长为美丽而坚强的女性，因为冬天的菊花不但好看，而且坚强耐寒，经得起风吹霜打。父亲傅冬菊长相随母亲，个头和性格随父亲，从小就很有主见。

　　抗战时期，傅作义坚守绥远，傅冬菊跟着母亲来到大后方重庆，由于傅作义两袖清风，傅冬菊和母亲及弟弟妹妹在一个寺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为了不让父亲操心家事，安心在前线抗敌，身为长女的冬菊从来不向父亲写信要钱，而是平时给报社写稿，靠稿费补贴家用，周末带着弟弟妹妹上山打柴挖野菜，衣服袜子破了则自己补，在这个过程中她既受到了抗日救亡思想的洗礼，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又在劳动中形成了倾向劳动人民的世界观。

　　傅冬菊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组织“号角社”，积极教学校里的工友们学文化，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她还曾受到周恩来接见。“号角社”的成员多半是高官子女，周恩来知道冬菊是傅作义将军的女儿，非常高兴，对她说：“你父亲是抗日英雄，有你这么个爱国进步的女儿，十分光荣。希望你们不失时机，学好学业，父亲抗日救国，将来国家建设就靠你们了。”

　　２．“父亲从别人口中得知我是共产党员”

　　１９４１年，傅冬菊高中毕业，考入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后在云南联合组建），攻读英文专业。当时统治云南的龙云比较开明，允许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西南联大更是民主进步力量的堡垒。傅冬菊在大学里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她与共产党员的接触更多了，进一步接受了进步思想。

　　１９４５年傅冬菊大学毕业后，应聘进入天津《大公报》成为一名记者。那时，记者是十分时髦的职业，女记者更是引人注目。傅冬菊这样一位风度翩翩的名门闺秀，自然有一些阔少之辈追求，她非常厌恶这种无聊的应酬，选择在副刊当编辑，减少抛头露面，少惹麻烦。此后，《大公报》副刊上经常刊登一些别人不敢登的进步文章，傅作义感觉到女儿很可能受了共产党的影响，担心女儿的安全，就让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给她办了护照，劝她出国深造。傅冬菊对父亲说：“在国内，我可以为国家做许多事情。”最终，傅冬菊说服了父亲。

　　在傅冬口述、陈少艺执笔的《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一书中，傅冬菊回忆说，“１９４７年１１月，我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不知道。全国解放以后，父亲从别人口中得知我是共产党员，但他始终没有当面问过我此事。”

　　３．被调到傅作义身边工作

　　傅作义在抗战胜利后，希望国家能和平建设，但又服从蒋介石的命令打内战“以尽职责”。１９４７年１２月，傅作义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匪”总司令。但是，傅作义并不甘心永远被蒋介石绑在战车上，傅冬菊常去张家口看望父亲，她发现父亲在认真阅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等文章，而且用红蓝铅笔画了许多道道，知道父亲是在审时度势。

　　据曾是傅作义将军部下的张新吾所著的《傅作义传》，争取北平和平解放的工作，早在１９４８年春就在中共中央和聂荣臻的领导下开始了。这一工作的直接组织者是晋察冀中央局（后改为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刘仁是该部部长。刘仁指示北平地下党要通过傅作义的亲信、亲属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刘仁根据聂荣臻的指示精神，要求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学委）书记佘涤清立即把傅冬菊调到傅作义身边工作，以随时掌握傅作义的情况。刘仁指示佘涤清，要学委出面代表共产党正式与傅作义方面谈判。经学委研究，由傅冬菊正式出面向她父亲试探，看傅作义的反应如何。于是佘涤清找傅冬菊谈话，告诉她：“现在解放战争发展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傅冬菊欣然从命，住进父亲在中南海的寓所。

　　４．穿针引线助父亲下决心起义

　　傅冬菊究竟怎样向父亲亮明自己代表中共的身份，有不同的说法。

　　《访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一文中写道，傅冬本人回忆，傅作义此时对女儿在他身边工作的真实职责，已有所察觉。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傅作义从南京开军事会议回到北平后，问傅冬菊：“你认识不认识那边的人？”傅冬菊反问：“那边是指谁啊？”傅作义说是共产党，傅冬菊回答试试看。傅作义口述了给毛泽东的电报，傅冬菊要用笔来记，傅作义说不能用笔记，要用脑子记，电报大意是自己不愿再打内战了，自己还有多少部队，多少架飞机，还提出要共产党派人来北平和谈等。

　　在张新吾的《傅作义传》中，则是另一个版本：“傅冬菊在接受地下党指令后，当即去找父亲转达中共的意图，傅作义当时担心女儿被‘军统’特务欺骗，便问道：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该书写道：“傅冬菊说：是我的同学，是真共产党员，不是军统。傅作义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该书说，傅冬菊在请示了佘涤清之后，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这才表示愿意考虑。

　　无论事情经过究竟如何，中共确实通过傅冬菊与傅作义建立了直接联系。据《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记载，傅冬菊对促使傅作义下决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例如，每天要交换情报，共产党方面要了解傅作义怎么想，傅作义也要弄明白共产党给他和部下开出什么样的条件。所以，傅冬菊经常在傅作义身边。此时，傅作义思想上有一些顾虑，他担心被作为投降处理，心理上接受不了。傅作义还要了解他的部队和干部具体怎么安排，都通过女儿向中共方面了解。傅冬菊回忆说：“那时因为我很年轻，有好多问题，我有的答不上来，所以共产党那时领导我的人经常给我写个小纸条，很小的小纸条，然后写得密密麻麻的，怎么回答，让我掌握分寸，生怕我分寸讲的不对。”

　　此外，傅冬菊还将自己所能知道的情况，包括父亲每天的情绪变化，每两天向地下党员崔月犁汇报一次，再由崔通过地下电台发往解放军的前线司令部。

　　傅作义在傅冬菊等人的劝说下，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中旬到１９４９年１月中旬与解放军进行了三次和谈，但傅作义仍有意拖延。１月１４日，解放军只用了２９个小时，就攻下了防御工事比北平牢固得多的天津，傅作义最终决心起义。１月２１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国民党军华北总部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由西直门开入城内。

　　５．无悔的人生选择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傅冬菊回到天津，她的笔名一直用“傅冬”，此后很少有人知道她就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大公报》停刊后，她随二野刘邓大军南下，成了一名战地记者。她乘敞篷汽车经南京、武汉等地一直到云南。

　　１９５１年，她调到《人民日报》当记者，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新闻专业，１９５２年与同事周明结婚，育有三个女儿。在“文革”中，傅冬菊因家庭出身受到造反派冲击，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她早在１９４７年就已经入党的事情也被怀疑是自己编造的。她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后党籍问题得以澄清。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９５年，傅冬菊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了１２年，亲身感受到香港步步走向回归的气氛。

　　晚年的傅冬菊曾被问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当年听从父亲的话，出国深造，会怎么样呢？”傅冬菊说，如果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也会选择留在国内。２００７年，８５岁高龄的傅冬菊老人阖然长逝，她一生追求光明进步，献身于热爱的新闻事业，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可谓今生无悔。（孙力舟）

转自 青年参考 2009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