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68年12月15日凌晨，北京上空的一场飞机失事让周恩来留下了眼泪，让中国的国防科技建设受到重创。因为郭永怀，著名空气动力学家，“两弹一星”元勋之一，就牺牲在这场事故当中，而他在临死前还不忘保护重要的数据资料。

同登榜首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市一个偏僻的乡村，因为家境贫寒，9岁才上小学。在学校他的成绩一直拔尖，成为当地的第一个中学生。1933年，24岁的郭永怀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又成为当地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他被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饶毓泰留在身边担任助手和研究生。

　　1937年卢沟桥事件暴发，北大、清华和南开一起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大。1938年夏，中英庚款留学生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20个人的名额却引来300多人报名，郭永怀报考的航空工程仅有一个名额，报名人数则超过50人。

　　“二战时候日本飞机总在轰炸，蒋介石曾经迎战，但那些飞机都是从美国买来的旧的，所以根本打不赢，直到美国派来飞虎队。”郭永怀夫人李佩教授说，“所以在那个年代，像他们这些学物理的人就觉得单学理论没有用，因此报考中英庚款的时候就决定改学航空工程。”

　　让人意外的是，这次考试中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竟然同登榜首，五门功课全优，而且他们报的全都是航空工程。最后在叶企孙教授和饶毓泰教授的极力争取下，三人被一同录取。一时传为佳话。

　　1939年12月，三人从上海登船准备赴加拿大留学，忽然发现他们所领到的护照竟是由日本政府签发，当即怒不可遏，认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他们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于是愤而下船，放弃了这次留学机会。直到次年8月，他们重又接到多伦多大学的通知，才再次出国。“当时二战已经开始了，所以原本要去英国的去不了了，便改去了加拿大。”李佩说。

　　郭永怀、钱伟长和林家翘三人一起进入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应用数学系，又一起在半年后拿下了硕士学位，这样的成绩让当时的数学系主任辛格教授赞叹不已。

　　1941年5月，郭永怀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师从“航空之父”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专业为空气动力学。他以当时最具挑战性的课题——跨声速流动研究——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这里，他结识了他的师兄钱学森。

　　1945年，冯·卡门的一个大弟子到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工程研究生院，郭永怀便随之去任教。当时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他的研究成果为人类突破音障、实现超音速飞行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发展了新的计算方法，可以帮助解决突破音障的难题，钱学森将这一方法命名为“PLK”方法。其中“K”就是“郭”的第一个英文字母。

　　执著回国

　　1947年，郭永怀在西南联大的校友李佩也来到康奈尔大学，攻读管理学硕士，在这里她与郭永怀相识、相恋，1948年结为连理。

　　“虽然我们都在西南联大读过书，但在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只知道考中英庚款时有三个人全拿满分，这个消息传遍全校。”李佩回忆说。

　　新中国成立前后，很多留美的中国学生渴望回国，留美科协也进行了动员。“当时有人要回国，来问我们是否一起走，我说要看老郭，但他手里正有很多科研和教学的任务，所以我们打算过一段时间再说。”李佩说。

　　然而随后，美国从1951年开始禁止中国学生回国，连离开美国国境都一律不许。1953年夏天，英国著名教授莱特尔力邀郭永怀去英国讲学，美方却以种种借口拒绝签证。与此同时，钱学森的回国请求也一再被拒，对此，两个人都满腔怒火，却又无可奈何。

　　终于，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迫使美国同意让中国留学生回国。1955年，钱学森坐上了回国的轮船。一年后，结束了手头的工作，郭永怀和李佩也一起返回祖国。

　　实际上，郭永怀回国的消息刚一传出，移民局的人就找上门来，国民党当局也开始积极活动起来。据李佩回忆，1956年初，台湾“教育部”曾派一位也曾在康奈尔大学读书的同学来游说郭永怀，但他断然拒绝：“对不起，我对台湾不感兴趣，我已经买好了回国的船票。”而后，郭永怀的一位大学同学在他们回国前两天来到他家，谈了大陆的形势，问郭永怀的打算，郭永怀坚定地表示要回国、回大陆。对方听了半天没有说话。“他也是想劝老郭去台湾的，但老郭没有等他说出口就直接挡回去了。”李佩说。

　　而后，素来沉默的郭永怀做出了一件惊人之举，在临别的聚会上，郭永怀把自己尚未发表的论文手稿全部一页一页扔进了火堆。面对李佩的惋惜和不解，郭永怀说，那些东西都记在了自己的脑子里，这样做是为了回国方便。

　　“我们离开美国前的最后一餐是在赵元任家吃的，他夫人本来也请了胡适，但胡适没有来，因为觉得这次请的都是要回国的人，他来不太合适。”李佩回忆说，“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连郭永怀这样的人都要回国，可见人心所向。’胡适觉得老郭是个书呆子，不问政治的，但现在连他都要回国了……”

　　“兄弟搭档”

　　当郭永怀等人走过罗湖桥时，钱学森的一封信已经等在了那里。信里写道：“我们本想到深圳去迎接你们过桥，但看来办不到了，失迎了！我们一年来是在最愉快的生活之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你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体验……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我们拼命欢迎的，请您不要使我们失望……”

　　初到中科院力学所，郭先生的名义是学术秘书，不久改任副所长，钱学森是所长。他们这一对“冯·卡门学派兄弟搭档”，一人抓规划，一人抓落实，契合无间。郭永怀的到来显著加强了中科院力学所的领导力量，加速了中科院力学所的建设。

　　中科院院士俞鸿儒回忆说：“钱学森是大刀阔斧，非常果断，但是郭先生是非常细腻，非常周到，所以他们这样互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二战后西方，尤其是美国科技发展最迅猛的时期之一。回国对郭永怀来说，意味着彻底退出世界学术前沿。“所以他第一次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就说，他回来对个人的学术成就已经不计较了，他只是想，怎么能够把咱们国家的科学事业搞上去。”俞鸿儒说。

　　“郭先生回国有更大的理想和决心，他要把自己全部的身心献身于祖国，他不论什么事，只要祖国需要，便全心全意地去做好。他把自己当做铺路石子，以培养下一代作为自己的使命。国家的前途就是他自己的前途，别无他求。”中科院院士郑哲敏说。

　　郭永怀在国外主要是从事理论工作和解析工作，他选定的课题都是国际上的难题。为此人们往往把他看做一位单纯的理论家。然而令很多人意外的是，他也很重视新技术和实验工作，而且为新成立的中科院力学所带来了新技术和实验手段。“原来在郭先生准备回国之前，曾经专门考察过他认为我国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新技术和新领域。”郑哲敏说。

　　认识郭永怀的人都说，郭永怀身体很瘦，平日不苟言笑，总爱低头沉思，然而他工作起来精力超人。

　　当时，郭永怀的工作并不限于中科院力学所，他同时还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的主任；承担三峡大坝抗核武器攻击的研究，并进而为工程兵策划建立防护工程研究基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我国防护工程研究的奠基人。”郑哲敏说。他又是西南工程物理院的副院长，参加核武器的研制，研究核武器的投放并负责建设该院的结构力学实验室。

　　飞机失事

　　1960年，前苏联突然撤走在华的全部核工业系统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钱三强找到钱学森，钱学森“毫不犹豫”地推荐了郭永怀。

　　“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问号。因为郭永怀在美国学的是空气动力学，他没有摸过原子弹，而且这在美国是绝密的，前苏联也是绝密的，他怎么懂啊。”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谈庆明说，但是，“实践证明郭永怀担当了这四个字，他解决了问题”。

　　1960年3月末，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105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郭永怀正式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负责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他和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一起，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被人们戏称为“三大菩萨”。

　　李佩回忆说：“他没跟我说过他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他要干的事情是比较重要的。因为钱三强那时候到我们家来了好几趟，来找他，跟他谈。他们谈话的时候，一般我都不会在旁边的，但是我知道钱三强那个时候已是二机部的副部长，所以我想一定是跟他二机部的工作有点关系。”

　　郭永怀的工作更加繁忙了，他不停地穿梭在北京与西北高原原子弹试验基地，指导试验，排解难题。

　　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1963年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研究队伍，陆续迁往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这个基地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候极其恶劣，由于缺氧和缺乏营养，不少科研人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而郭永怀不停地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频繁的高原反应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64年10月和翌年5月，我国第一、第二枚原子弹先后爆炸试验成功。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而在参与氢弹研制的同时，郭永怀同时还参加了人造卫星的设计。与此同时，为了完成援外任务，他还担任研制一种单兵肩扛式防空导弹的总设计师，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奇迹般地制成了这种超低空的地空导弹。

　　原子弹爆炸成功，李佩并不知道，她就记得那次郭永怀回家以后，王淦昌就请大家到他们家去吃饭，“他们也不提为什么，但是他们都非常高兴。”李佩说。她事后回想道：“他那天请我们吃饭，为的就是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吧。”

　　1968年10月，郭永怀再次来到基地进行中国第一颗热核弹头发射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下午，郭永怀发现了一份重要的数据线索，当即要赶回北京。为了安全，周恩来曾经叮嘱过郭永怀等科学家尽量不要乘飞机，但郭永怀为了赶时间仍是经常飞来飞去。那天他得知当晚兰州将有一架民航飞机飞往北京，便驱车前往。临行前大家都劝他晚间飞行不安全，郭永怀却笑着说：“飞机快，我只要打一个盹就到了，第二天早上刚好汇报工作……”

　　然而，第二天早上当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一头扎向1公里外的玉米地，腾起一团火球，机上十几个人几乎全部遇难。“当时飞机上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幸存。他后来在医院里回忆说，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文件！’后来的事情他就不记得了。”李佩说。

　　而后来，在烧焦的尸体当中人们发现有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完好无损。凭借残存的几缕花白的头发，人们认出这两个人就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我知道他应该12月5号飞机就可以到的，结果到第二天人还不见，我希望他是改期了，可是后来得到了确实的消息，是飞机失事。”李佩说，“对于这个飞机失事的事情，到底是为什么失事，谁也闹不清楚。”

　　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开启新中国的留学潮

　　在郭永怀离去的41年里，李佩独自一人生活，屋里的陈设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但，她是坚强的。

　　当年回国时，由于英文好，李佩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工作，但为了照顾丈夫和女儿，她选择去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设在中关村的西郊办公室任副主任。当时中关村没有粮店、菜市场，一片荒凉，李佩就负责做这些后勤建设。

　　1961年，李佩来到位于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英文，郭永怀频繁地出差，李佩知道他在做重要的事情，只是默默支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李佩与郭永怀的女儿郭芹插队到黑龙江一个偏僻的地方，李佩因留学经历被当做“美国特务”接受单位审查，还好郭永怀因为承担着重要任务，受到特别保护。1968年底，郭永怀不幸逝世，在处理完后事以后，郭芹又回到她插队的地方，而李佩则继续在单位接受审查。直到1974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外派留学，李佩才被抽调出来，为各研究所抽调的外派人员教授英文。

　　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第一个恢复了招收研究生制度，时任院长严济慈找到李佩，要她出任外语教研室主任，解决研究生院的英语教学问题。于是李佩开始想尽各种方法网罗、培训英语教师人才。她在研究生院创建的英文师资班，后来成为教育部办师资班的原型。因为她的英语注重应用，因此人们将她称作“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李政道应邀来中科院开设两门物理学前沿课程，为了帮助中国的优秀物理人才到海外深造，李政道向严济慈提议举办“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学生”（CUSPEA）项目。

　　然而在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GRE和TOEFL考试，而这是外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读研必须通过的。于是，李佩在仔细研究了GRE和TOEFL的考试题目以后，循着同样的思路，负责了历届CUSPEA项目英语笔试的出题和评卷工作，并参与了口语面试。由于她把关严格，因此当年在申请美国部分大学的推荐信中，英文水平证明书中只要有李佩的签名就会得到认可。

　　当时，教育部每年派出500名公费留学生。中科院的一位外教Mary提出，让学生们自己申请美国大学的奖学金，李佩也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在时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彭平的默许下，李佩和Mary复印了五六百份外国大学的申请资料发给学生，当年就有近百名学生从美国多所大学获得了奖学金，漂洋过海开启了当代中国的“留学潮”。（作者：北京科研院科普与科学传播研究中心吴琼）

郭永怀(1909.4.4－968.12.5)，1938～1939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半工半读。郭永怀的夫人李佩，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

转自 《科学新闻》2009年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