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作者：黄裳

　　《吴晗全集》将要出版了。从编者常君实先生来信中得知这个可喜的消息，十分高兴。同时又听到一个不免“荒唐”的建议，要我为全集作序，理由是和吴晗相熟、适合写序的人，已经没有了。因此才想到了我。读罢黯然。吴晗长我十岁，他是前辈，彼此论交在师友之间，也比较托熟。他惨死于十年动乱中，至今已有三十九年，明年又逢他的百岁诞辰，全集出版将是一种最好的纪念。回想前尘，历历如昨，写几句话，为故友纪念，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不管是否僭越，就这样下笔了。

　　我开始注意吴晗，是在《清华学报》上读了他的明史论文之后。一股清新的文风扑面而来，全然不同于习见的学院式论文。面目一新，十分喜欢。听说论文的发表，是得到朱自清的支持，才打破了大学学报悠久的规范。

　　后来几度路过昆明，知道他在云大教书，后又到西南联大任教，几次想前往晋谒，匆匆未果。等到1945年，我成为一名记者，在《文汇报》编报，才又想与他联系。得到他的热情支持，在报纸版面上出现了他以《旧史新谈》为题的一系列杂文，而以文字矜贵著称的张奚若，在吴晗学生静远的努力下，也在报纸上发表了辛亥革命回忆录。当时我们都在《文汇报》和《周报》上发表文章，声应气求，成为一条战线上的战友。不久我又改编副刊《浮世绘》，辟了一个专栏《旧戏新谈》，取笔名“旧史”，显然是从吴晗的文章而来。连载获得北平朋友们的注意、欣赏，后来出版成书，我请吴晗为之撰序，此序叙述彼此相识相知的过程颇详，情感溢露，令我不忘。至此时彼此还不曾谋面。通信时为避开检查，多由吴晗夫人袁震出面。多述及北平文化界思想斗争情况，直至《文汇报》被封，他是支持报纸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抗战胜利后，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当时昆明以西南联大为基地的“民主堡垒”已经转移到北平，而吴晗正是其中的核心人物。

　　1948年9月，吴晗飞来上海，本拟转道香港，会合民盟领导人去解放区。抵沪后始知国民党官方宣布飞港机票出售种种严厉限制，走不成了。只好在王艮仲宅暂住。一日，我接到他一封信，署名“旧史”，约我到王宅相见(此信我仍保留着，原件影印于《珠还记事》中)。这才是彼此的初晤。吴晗热情如火，握手欢然，不是通常“套话”“一见如故”所能尽也。

　　吴晗索居无俚，郑西谛以新印成的《玄览堂丛书》相赠，因所收都是有关明史的罕见事，可销永日。又约他作姑苏之游，同行者有叶圣陶、郑西谛，叶老有日记记事，在叶老全集中。当时民盟的主要领导人，张表方和罗隆基，被国民党软禁在淮海路上的虹桥疗养院，吴晗亟欲往晤。我陪他买了一束鲜花，前往探视。医院中密布特务，恰好罗有女客在座，监视少弛，女客旋即辞去，我就躲出走廊，留吴晗与罗隆基密谈他们的民盟密事。1957年批斗所谓“章罗联盟”的大会上，吴晗取出当年罗隆基要他转交在港的民盟主要负责人的密信，坚持民盟自主、不受中共领导的意见，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也是人们认为吴晗整人手段狠辣的一例。罗的原信因吴晗认为欠妥，并未转交而留在手中的，也就是1948年在虹桥疗养院所得。

　　从《吴晗自传》中知道，他是胡适的学生，并曾得到胡的赏识和帮助，吴晗也曾有过团结争取胡适的愿望，但终于不能不决裂的始末。后来国内大举对胡适批判，广大知识界几乎全体上阵，成书五册之多，吴晗却未加入此一大合唱。说他是念旧情殷可，说他未能划清界限也未尝不可。此例与上举对罗隆基的揭发批判正可相与此观。

　　建国之初，我以记者身份到京，吴晗是清华大学军管会副代表，陪我到校内访问。曾到梁思成、林徽因家，座中有张奚若、金岳霖、邓以蛰诸位，谈笑甚欢，绝无拘束，可证吴晗对上属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做得不错。未几，他当选北京市副市长，不过问清华了。不久听说因北京旧建筑如牌坊的拆改存废问题，在会议上与梁思成拍案争论，好朋友成为路人，可见一登仕版不可避免带来的变化。梁思成对北京保存旧城，别建新区的设想与建议，终遭到否决废弃，与将北京由消费城市改造为生产城市的主要指导思想息息相关。登上天安门城楼，一眼望去，烟柳万家即将变为烟筒林立，工厂成群，是多么辉煌迷人的远景。这种缺乏远见的朴素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却不料今天要花大力气搬迁“首钢”。作为北京市的副市长，不得不放弃历史学家的信念，紧跟国家政策的步伐。吴晗作为书生从政的内心痛楚，是可以想见的。

　　开国伊始，继一系列运动之后，新事物接踵而来。小如“除‘四害’”、“打麻雀”，还有少数科学家提出不同意见，批马寅初的人口论，就群起而攻，少有异议。至于亩产若干万斤之类神话，竟自产生了粮多无处放，希望大家敞开肚皮来吃的奇思妙想。还有少数“科学家”举出科学数据，为之呐喊助威。至于大炼钢铁，小高炉满山遍野，日夜火光烛天。对此种种，凡少有基本常识者，无不认为荒谬绝伦，但在一言堂的巨大压力下，人人噤不敢言。只能一起忍心参加破坏大好祖国山河的荒唐大闹剧，事事荒谬，至此而极。

　　包括吴晗在内的由知识分子晋为现任官员的“三家村”诸君子，是难甘缄默的。他们在《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长短录》中发出了微弱隐讳但实强劲的抗议，直至被捉住把柄，迫害，直至灭亡。真是一场大悲剧。

　　过去我曾和朋友说起吴晗，大意是:他一直是紧跟，而缺乏自己清醒的思考，这是他的缺点。历次运动，直到“反右”，他只是以一个忠顺的政治棋子活动。……直到《海瑞罢官》，陷入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政治漩涡，终于死去，真是一个悲剧。(致李辉信，见《来燕榭书札》)简单说来，大致如此。吴晗本质是一个书生，研究明史，至晚年仍不失兴趣。他有一次出国，途经上海，还抽暇来我家匆匆看了几种有关明史的旧书。在北京，有一次带我去看他的新居，还叹息说何时能有一室图籍，坐下来好好读书，研究研究，对忙碌无聊的开会接待等官场生活，表示厌弃。可是他又那么积极的赶任务，一听风声，就赶写海瑞的长文，最后还跨行染指戏剧，为了《海瑞罢官》，一头钻进死亡之网，真是怪事。但他还是勤奋的，写了有关《国槯》和《皇明经世文编》的长文，还抽暇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等普及读物。做出了成绩，在本职工作之外。

　　《全集》收入了《朱元璋传》等几种底稿，最为有识。几种初稿，改稿中，我还是喜欢《从僧钵到皇权》，虽然有人评之为“影射史学”，但吴晗早期的许多论文、杂文，都可以说是“影射文学”，其实是战斗的檄文，是作者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掩盖不掉的光辉。

　　纸短情长，言不尽意。谨以此为故人纪念，临风怀想，惟有“斯人难再得”之感而已。

转自 文汇读书周报 2009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