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吴晗全集》出版之际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任职17年的北京市副市长,如今已经离世40年了,40年足有两代人之遥,也许他那忠厚长者的风采已经被人淡忘,但“吴晗”这一名字却永远铭刻在中国现代史上,见证了新中国的兴盛和悲哀。他从一名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一跃而为任职17年的北京市副市长,并非是他的初衷,早在西南联大投身民主运动时,就与闻一多约定,待到民主政治实现,立刻退回书斋,专心著书立说。可他这一夙愿终身未能实现,虽然他一次再次辞官,向往重返校园,又一次再次服从工作需要,听从党的安排,勉为其难而又尽责尽力,喜耶 ?悲耶? 这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复杂情怀。
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虽然事与愿违,当了高官,紧跟党的步伐,兢兢业业,但不变的是学术良知,毛泽东几度批评他的《朱元璋传》贬低农民战争领袖,明确要他把朱元璋的晚年“写得好点”,他诚惶诚恐努力修改,始终不能使毛泽东满意,为此他遍寻史籍,搜阙补遗,但修改的结果几乎依然故我,这不是不听从毛泽东的教导,而是一位史学家坚持从史实出发的本能,是这一道德底线使他没有屈从政治需要,随意篡改历史,保持史料的本来面目。现实与史实的冲撞,政治与学术的矛盾,是他自己也意识不到的苦恼所在。
以这样一名严谨的学者,成为高官,这本身就是历史的误会。但作为一方官员,他始终听命于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包括他说过的错话、办过错事。1959年当毛泽东点名要他撰写直言敢谏的历史人物海瑞时,他兴致勃勃地一连写下《论海瑞》、《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等学术文章,岂知到1965年风云突变,这些奉命之作顿时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作为学者的他也许永远不明白,这是毛泽东有心从北京市委入手,打倒刘少奇,进行路线斗争的突破口,吴晗就此成为引爆线,在中国燃起一场熊熊大火,几乎将新中国毁于一旦!
人们若要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和挫折,认识十年浩劫给中国人带来的伤害,吴晗就是最重要的见证人! 《吴晗全集》的出版为当代人和后来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宝贵资料。难得的是,他的书信和几易其稿的《朱元璋传》,具体而翔实地展现了一名民主战士、一名爱国的知识分子、一名才华横溢的学者,一生的梦想和追求,最终被毁灭的行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是最沉重的一笔文化遗存,珍藏这笔记忆,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说起吴晗几乎与《中国历史小丛书》联系一起,吴晗在民众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并不因为副市长的头衔,而是为民众普及历史知识的亲自操办的实事。
这套小丛书出版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论时期间是介于20世纪初的史学革命与21世纪初传媒史学之间,由此兴起的史学通俗化浪潮,上承新史学的遗风,下启当代讲史人的智慧,承前启后,在现代史学发展中留下光辉的一页。尤其是小丛书融汇大众性、趣味性与学术性于一体,使人们在轻松阅读中得到正确的历史知识和深入思考,对读者具有永远的魅力。它对历史题材的选择、编辑的方针都足以对当今的史学时尚补正纠偏。回顾这一历程,不能不追思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先行者的足迹。
20世纪初新史学揭橥,是史学思想的大变革,梁启超在抨击旧史学的同时,提出,历史要让国民知道他们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倡导史学的内容要从帝王政治为中心,转向国民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史学的视线与读者的群落从上层转移到下层,这对中国传统的旧史学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因此有“史界革命”之誉。
这一创举在学术界得到热烈反响,吕思勉率先推出白话史学《中国简史》,顾颉刚评论这是“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一时间,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陈衡哲的《西洋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等等,都以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文风,得到读者的好评。在通俗史学中,佳作甚多,规模最大的是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写得最为生动有趣的当数陈穉常的《中国上古史演义》,然而这一通俗史学尚未充分展开,就因民族革命战争无暇顾及而自然搁浅。
真正使史学走向通俗化的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这是由吴晗领衔的动员各路专家撰写小丛书的大动作。建国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著述,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成就了新中国史学的辉煌业绩。然而由于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变成阶级斗争史,强烈的政治性和观念性冲淡了史学的平民色彩。写作的程式化和千篇一律的说教,使历史读物成为枯燥无味的政治教科书,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为改变这一局面,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发出呼吁:“ 为了我们的干部、工人、农民、士兵,也为了我们的孩子,我有权力提出这个要求,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人民。”强调这“是一件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事情。”
吴晗不仅著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在他大力推动下,这套丛书,从1958年开始累计出版近300 种,印数多达1000多万册,与此相应问世的,还有陈翰笙主编的《外国历史小丛书》。这两套大型通俗历史读物都设有专门的助编机构,聘请著名的历史学家执笔,开创了大专家写小著作的新风气。每本书二三万字不等,题材多样,短小精致,通俗简练,每册至少发行10多万册。当人们津津乐道今日流行口袋书时,殊不知,这可追溯到五十年前这两套小丛书。它们所具有的多样性、通俗性和权威性,是当今某些时尚读物无法比拟的。
吴晗本人就是撰写通俗史学的高手,他的《廷杖》、《论贪污》、《谈三字经》、《海瑞骂皇帝》、《古人的坐、跪、拜》、《历史上对君权的限制》等等,以及结集出版的《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等历史随笔,都以明晰流畅的笔法,睿智深刻的思想,准确无误的历史知识,引人入胜,非常畅销。明史专家王天有教授评价说,吴晗的历史随笔是他最闪光的亮点,每篇文章举重若轻,都是值得深人研究的命题。
在吴晗和小丛书的推动下,一本本深入浅出,有声有色的雄文华章,联翩而出。出版社纷纷推出通俗读物,最受欢迎的是语言学家林汉达撰写的春秋战国故事新编系列,它的篇幅虽不算庞大,但难度不同寻常,要知道先秦的《春秋》乃是编年体,事无大小,逐年、逐月、逐日加以记载,其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就达2500多人,战国时期人物更多,因此一个人、一个国家的故事可能分布在各个年代,而春秋时期就有300 年之久,这对史学研究来说是实录,对阅读者来说,可就零乱不堪,要将这样高度分散的人物、事件连贯起来,加以综合描述,那可不是朝夕之功。这部故事新编出自语言学家之手,文字清新,故事凝炼,情节跌宕,可谓通俗史学的范本,所以一版再版,至今有关春秋战国的一些影视作品多以这部系列为参照。假如在传媒时代,林汉达一定拥有众多的粉丝,是当之无愧的学术明星! 前传媒时代没有给他们眩目的称号,然而正是他们以开路先锋的魄力和胆识,在现代史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写到这里,我忽发奇想,吴晗早在青年时代就以精辟的学术论著奠定他在明史学界的地位,论他的才华和努力,前途无可限量。可悲的是,从政后再也不能专心致力于明史研究,虽然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作了最大的努力。假如当初他辞官成功返回书斋哩? 学术界必将增加一座不朽的丰碑! 他也会像季羡林、任继愈一样长寿、善终,安卧在鲜花丛中供人们瞻仰。可他却在痛苦的呻吟中孤独地离去,一家四口,死的死,疯的疯,仅剩的一位也已远渡重洋。政治风暴无情地摧毁了他的理想,摧残了他的一家。这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哀! 如今,他的不幸得到人们的追思,这种追思也会在后代绵延而传至永远。只要有文革历史的书写,吴晗就是值得大写的一章。《吴晗全集》的价值已超越个人的文集,而是一代知识分子悲剧的实录! 对此我是望之弥高,而又深为痛惜,只得掩卷太息: 千古文章未尽才,悲哉吴晗! 壮哉吴晗!……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刘志琴)
转自 学术批评网 2009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