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 胡适：“训练成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

　　胡适是一个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一生中曾获得过35个博士学位。五四时期，倡导白话诗、白话文，开新文化运动之先河。作为“青年导师”、“学界领袖”，胡适的学生难以计数，其中不乏知名学者、党政要人，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影响过许多人。1950年吴晗在自传中说自己：“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影响都很大……以至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

　　吴晗在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念书时，经常旷课，还学会了吸烟、打麻将。若不是因为国文、历史两科成绩优异，他早就被开除了。1927年中学毕业后，吴晗想继续求学，而父亲出于经济原因，只希望儿子能有一个小学教师的饭碗。父子之间大吵一架，吴晗随即离家出走。几天后，父亲收到儿子的信，因为同学的接济，考上了杭州的之江大学。

　　一年后，之江大学停办。吴晗揣着剩下的资费来到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在那里遇到了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一篇学年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得到了胡适的赏识。

　　1930年5月，胡适迫于压力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之职，吴晗也用《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所得的80元稿费做路费追随胡适转学燕京大学，去了北平。胡适虽在这之前就对吴晗颇为赏识，但真正引起他关注这位学生的，是吴晗到燕大撰写了《胡应麟年谱》之后。

　　顾颉刚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明朝著名学者胡应麟的生年当在60岁以上，而吴晗在燕大图书馆看到的史料则说，胡应麟死于1602年，享年52岁。这个在今天看来或许并不重要的问题，恰恰是胡适、顾颉刚等权威学人的兴趣所在。吴晗似乎意识到机会来了，他尽搜有关胡应麟的资料，写成了一本《胡应麟年谱》。

　　书稿完成后，吴晗即刻呈送胡适。这本年谱真是深得胡适的喜爱。胡适此前曾大胆假设胡应麟死时约50岁，可惜并无时间去搜寻证据，现在吴晗不仅帮他验证了假设，而且初步厘清了胡应麟一生的行踪，胡适怎能不对吴晗另眼相看呢？胡适在收到吴晗的信和文章初稿的第二天就给吴晗写了回信，而且约吴晗“星期有暇请来谈”，由此开始了吴晗与胡适之间亲密的师生之谊。

　　1931年初，吴晗决定辞去燕大图书馆的工作，投考胡适主持的北大文学院。结果，他的文史与英文皆考了满分，但数学却是零分。北大的规定是，只要有一门零分便不能录取，胡适也不愿坏了规矩。吴晗只得转考清华大学，成绩仍是文史、英文皆100分，数学零分。不过，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了他。

　　在吴晗入学几天之后，胡适给翁文灏(时任清华代理校长)和张子高(时任清华教务长)的转学推荐信中说：“吴晗是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可观。”

　　凭借胡适这封强有力的推荐信，吴晗很快在就读的史学系找到了工作，解决他的经济问题。胡适对吴晗学业上的指点更是无微不至，这一年的9月12日，胡适在给吴晗的回信中，以自己多年的治学经验，逐一解答了吴晗提出的有关研究明史的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并告知：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

　　吴晗读了此信，感觉“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并很快按照胡适的指点，“买了一部崇文本《明史》，逐日点读。另外做了几千张卡片装了几只匣子，按类填写。比较复杂的就写上杂簿，准备先把《明史》念完后，再照先生所指示的逐步做去。”就这样，吴晗循着胡适的治学道路，终于成为明史大家。

　　正因为有胡适等人的关照，吴晗丝毫不用担心毕业后的去向问题。1934年毕业前，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有意聘请吴晗。不过，最后还是清华史学系聘请了吴晗，让他担任助教，主讲擅长的明史研究，月薪100元，比一般的助教高出40元。不久，他又升为讲师，月薪125元，足够应付当时的各类开销了。

　　对于历史考据的热衷，并未减弱吴晗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九·一八”事变后，吴晗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痛斥国民党政府：“翻开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到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正是因为对这样一个政府的痛恨，吴晗从书斋中走了出来，从40年代初开始，在政治上与他的恩师胡适越走越远了。1943年7月，吴晗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在思想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解放后，吴晗对当初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说：你们如果工作做好了，还是可以把胡适留下来的。50年代批胡适的时候，很多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都写了文章，而吴晗没有，这亦难得。

　　● 闻一多：“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1937年，吴晗应昆明云南大学之聘，任该校历史系教授，1940年开始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逐步摆脱了“科学救国论”影响，开始从书斋走向社会。1943年，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党员干部到昆明扩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吴晗积极参加了中共所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7月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后，还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和学术影响，争取了张奚若、钱端升、向达等西南联大教授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并动员闻一多也加入民盟，吴晗选为青年部长，闻一多选为宣传部长。

　　1944年冬，吴晗迁居到昆明联大西仓坡新宿舍，与闻一多家住斜对面。吴晗书斋的墙上添了一幅横幅，是闻一多用钟鼎文写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从此后，他俩的往来更加频繁，成天在一起，无话不谈，经常谈到深夜。论年龄，闻一多比吴晗大十岁，1932年闻一多重回清华园任中文系教授时，吴晗还是史学系的学生，论声望，闻一多是清华的老前辈，社会声誉更高，但共同理想使他们结为了忘年交，友谊与日俱增，吴晗亲热地称闻一多为“多公”、“多九公”。

　　吴晗与闻一多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经常在一起写宣言、通电等文件。为点燃思想之火，吴晗与闻一多等人，办起了秘密印刷厂，翻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朱德总司令的《论战后战场》等著作，向大后方提供革命火种。

　　面对白色恐怖，吴晗和闻一多不顾被特务列入要暗杀的黑名单的危险，但他俩还是经常一起参加学生的进步活动，成为了昆明进步青年心目中最有威望的教授，深受青年学生拥戴，成为了抗战后方的进步教授和民主斗士，被称为“两个书生，两个战士”，“一个是鼓手，一个是炮手”。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屠杀昆明师生的“一二·一”惨案。吴晗与闻一多等带动教授首先罢教，支持学生，并发表《一二·一惨案与纪纲》一文，对蒋介石进行有力揭露。接着李公朴被暗杀，特务公开扬言以四十万元买闻一多的头。面对房前屋后遍布特务的状况，闻一多毫无惧色，在1946年7月15日召开的“李公朴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上，横眉怒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就在这天下午出席记者招待会的归途中，他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终年47岁。

　　1946年5月，北大、清华、南开分别迁回京津。吴晗告别闻一多，取道重庆、上海回清华园。7月在上海惊悉他尊敬的战友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暗害，悲痛欲绝，失声痛哭。写了《哭公朴》、《哭一多》、《哭亡友闻一多》等一系列悼文，接连在书刊报纸公开发表，以简洁的文笔、真挚的情感概括地描述了闻一多的精神、品质、风貌，同时也揭露了迫害他的敌人。

　　● 朱自清：“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

　　朱自清是现代著名散文作家、诗人。1925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开始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三十年代初留学英伦回国后，当吴晗就读于清华大学时，朱自清已是该校文学系主任。1934年吴晗毕业后，以优异成绩留校任职，历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教授、系主任乃至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主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他俩曾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可以说，朱自清既是吴晗的老师，又是吴晗的同事。

　　吴晗与朱自清早在三十年代就是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的编委，常在一起开会，自然认识。朱自清对政治是关心的，但不大发表意见，可说是温文尔雅，没有火气。抗战时期，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对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消极抗战，对共产党却积极摩擦，掀起几次反共高潮的真实情况，大后方的人们是不清楚的。昆明的许多政治活动，他虽然同情，但很少参加。1946年6月，为了随学校复员迁回北平，朱自清来到成都自己的家，准备安排家属一起北上。当闻一多被害的消息传来时，他悲愤万分，在日记中写道：“此诚惨绝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未想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

　　回到北平以后，朱自清的态度有了显著改变，不再沉默了。他反对内战，讨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这与吴晗的联系和影响分不开的。吴晗那时在北大清华的教授中很活跃，经常去看他，谈论时事，邀请参加集会。在反对美国反对国民党的一些宣言、通电、声明等等的斗争中，吴晗总是找他。

　　特别是1948年6月，为了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北京的著名教授联名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当时朱自清害了严重胃病，身体很虚弱，只能吃一些细粮，一吃粗粮就吐，由于物价飞涨，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连全家12口人的吃饭都维持不了，根本无钱治病。负责联系签名的吴晗到朱家的时候，朱自清正躺在床上，不能起身，但他看到吴晗的到来，就问他是不是又要签字抵制内战。吴晗向朱自清说明来意，还没说完，朱自清就说，不要再说了，我签，给我。吴晗就把文告名册交给朱自清。朱自清一看完稿子，便立刻毫不迟疑地用颤抖的手在宣言上一丝不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严正地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签了字，还让孩子马上把那个特供证取出来，交给了吴晗。

　　这年8月12日，朱自清终因贫病交加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他还嘱咐夫人：“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何恃坚）

转自 义乌商报　2009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