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赋宁(1917.3.24.-2004.5.10.)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成为工科大学，撤销了燕京大学，原清华及原燕京大学的文理科并入北大，北大校址由城里的北大沙滩旧址迁到原燕京校址。全国院系大调整使北大成为中国空前并绝后的文理师资最强的大学。我1953年考入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时，北大中文系有游国恩、吴祖缃、王力、林庚、魏建功、周祖谟、浦江清、杨晦、高名凯、王瑶等，哲学系有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贺麟、任继愈等。20世纪50年代北大西语系只包括英、德、法语三个专业，因此俄语系的曹靖华、余振，东语系的季羡林、金克木、马坚等，都在其他语言系科。但西语系仍是名家云集，英语专业有俞大絪、朱光潜、杨周翰、赵萝蕤、李赋宁等，法语专业有吴达元、闻家驷（闻一多之弟）、齐香、罗大冈等，德语专业有冯至、田德望、杨业治……上述各系的名师们培养了大批英才，遍布当今我国学界。

名校的标志就是有名师。名师不是自封的。这里单举李赋宁先生为例——

李赋宁1917年生，18岁考入清华，原入土木系，后转外文系。1941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后即在西南联大任讲师至1946年，联大随着抗战胜利而解散，李先生即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攻读，二年后获硕士学位。1949年建国后，李先生中断攻博，于1950年回清华任副教授。1953年院系调整后，他到北大即任教授（当时36岁），直至2004年去世。李先生在老清华外文系就读时，由朱自清教国文，吴有训教普通物理（当时清华的文理科学生在基础阶段均须修文理共同课程），听闻一多讲唐诗、诗经和楚辞。正式入外文系后，他听吴宓讲授19世纪英国诗歌。到了西南联大后，李赋宁又听陈寅恪讲白居易。李赋宁还听过汤用彤的哲学课，汤讲的是“大陆理性哲学”。他还听过金岳霖的“古典哲学”和张奚若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根据李赋宁的自述，他最受益的老师还有吴达元、叶公超、钱锺书和杨业治等。闻一多、陈寅恪、汤用彤、吴宓等老前辈在治学上真正做到了博古通今，学贯东西，他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清华和北大的学子。“名师出高徒”，诚斯言也。

我有幸在大三时（1955至1956年）听过李赋宁先生开设的“外国文学”课。虽然我在高中时已读过不少西方名著，但欧洲文学史的系统知识却来自李先生的这门课程。他讲了一年，每周两小时，从古希腊、罗马文学讲起，一直讲到美国的德莱塞和马克·吐温。北大文科教授讲课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李赋宁一进教室，走上讲台，就开始一字一顿宣读讲稿，一节课50分钟，他连头都不抬起来。他的讲稿几乎没有一个废词，没有一句废话，记录下来便是文字非常优美的文章，可见他上课是做了极认真仔细的准备的。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内容精彩，文字出色，情理兼备，声声入耳，因此我听他的每一堂课都尽量一字不差地全部记下来。我毕业工作后，曾两次整理重抄听他课的笔记。现在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听课的记忆却犹如昨日，可见李先生给我们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记得当时有位同学因神经官能症须回家休养，在未回家之前，他别的课因体力不支都已不听，惟独李先生的课他不肯拉下。李赋宁讲课口齿清楚，京腔京味，讲到各国文豪的作品，他都把原书名写于黑板之上，并读出原文书名，其发音之准确一直受人赞叹。李先生讲课的艺术，首先在于内容逻辑上的严密，听课者会自然而然地顺着他逻辑去思考。虽然纯属宣读讲稿，却绝不枯燥乏味，而是有声有色，充满情感，十分投入，就像一位出色的演员在台上朗诵台词一般。我印象极深的是他讲罗马维吉尔史诗《伊涅亚斯纪》时，叙述古代迦太基女王狄多焚身殉情的动人故事，迦太基遗址位于今北非突尼斯首都附近（地中海之滨），1998年我曾专门从德国出发，只身前往突尼斯游历两周，两次去古迦太基遗址造访，这便是因当初李赋宁的讲课促动的。狄多的故事很富悲剧性，而李先生讲莫里哀的《伪君子》时又充满了喜剧味。他说，答尔丢夫（“伪君子”的真名）到了第三幕才出场，然而通过第一二幕其他人物的对白，我们对这个伪君子的伪善面貌已了然于胸。第三幕他在全剧第一次出场时，他看见体态丰满、健康美丽的女仆袒露的胸脯时，深为这个健康美的女性所吸引，却对她说：“请你赶快用布遮起你的胸脯吧！”在座同学听到这里都笑了，答尔丢夫的伪君子本性只这一句话便暴露了。这句话李先生读得很富戏剧性，其声调，至今难忘。

李赋宁精通多门外语。我曾问过他，怎样才能掌握多种语言呢，他回答说：“你去读一点拉丁文吧！”李先生纯正的英语发音，曾使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希思不胜惊讶，并认为有这样的优秀教授，中国的英语教学前途有望。

我们在校时，常见李赋宁先生从北大大图书馆出来，沿着未名湖走回家去，手里拎着一个极朴素的深藏青色布袋，有时一边还念唱着什么，似乎在表达他获得新知识的快乐。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去北大开会遇到李先生，我对他说，他当年讲的“外国文学”我至今还牢记在心。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我不过给你们讲讲故事罢了。”这是他过谦之词，何止讲故事，李赋宁讲课有合情合理的分析，一点不教条，我们同班的学生都为他的分析所倾倒。李先生说：“你们在北大这几年，是北大学术风气最好的几年！”确实，从1953年至1957年初，北大还比较“风平浪静”，还不曾患上后来的“运动症”。

李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很严。那时北大考试采用苏联式的口试形式，题目自己抽签并准备半小时，然后在主考教师前作答。我那次抽到的题目是分析莫泊桑的短篇《羊脂球》。我全面地叙述了小说的内容、主题、人物心理等等后，李先生问我：此小说写于何年？我答错了年代（应该是1880年），因小说的情节发生在1871年普法战争时。李先生虽给了我满分，在我离考场前，却对我说：“以后学习上，还要再仔细些！”这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它成了我日后学习、写作时常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李先生严谨教学的作风传承于他的老师吴宓等前辈，吴宓发现李赋宁的英文作文中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拼写为Illiad (正确拼法为Iliad)，在欧洲文学史考卷上把尼采拼写为Nietsche (正确拼法为Nietzsche)，立即向李赋宁指了出来。李先生自己说，吴宓教授的严格使他日后对自己和对学生都要求严格。

我们今天需要大量像李赋宁这样认真教学的名师！名师都是苦学、苦教、苦读、苦修出来的，不是指派出来的，不是行政评比出来的，更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我们的有关部门却热衷于“制造”，搞指标，搞评比，搞“可操作性”的表面文章）。名师是要大家承认的。

李先生去世后，北大英语系老教授罗经国（曾是李赋宁的学生）称李先生为“万世师表”，这代表了许多北大师生的看法。

但愿今天的大学里，能有更多这样的名师！(余匡复)

转自 文汇报 2009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