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作者：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马宇蒨

何泽慧院士

何泽慧，核物理学家。原籍山西灵石，生于江苏苏州。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40年获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工程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在德国海德堡皇家学院(K.W.I)核物理研究所期间，首先发现并研究了正负电子几乎全部交换能量的弹性碰撞现象；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工作期间，与合作者首先发现并研究了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建国初期，与合作者自立更生研制成功对粒子灵敏的原子核乳胶探测器；在领导建设实验室、高山宇宙线观察站、高空气球、开展高能天体物理等多领域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清华大学毕业留影。前排右2为何泽慧，后排左1为钱三强

我与何泽慧老师的直接接触始于三十多年前，上世纪70年代，我已经记不清是在哪一年了。1974年我因高能物理上马从甘肃的长庆油田调到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开始从事接近我专业学科的科研工作。那时我已30岁，从事宇宙线学科的科研工作才刚刚开始，我满腔热情，寻求着一个尽快切入的方式，以弥补岁月带给我的延迟。

1976年我接了一个太阳耀斑X射线观测的任务，并初次接触到宇宙伽马暴的研究课题。1976年四人帮打倒以后不久，百废待兴，迎来了1977年国家规划自然科学发展的春天，宇宙线室也不例外，规划着新的宇宙线天体物理的发展方向。当时何泽慧先生任高能所副所长，我不记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认识了何泽慧先生，什么时候一个什么样的具体任务--是因为76年的任务，还是因为77年的学科规划--必须要到图书馆查阅文献，何先生先带着我到了小小的高能所图书馆，然后又约我去中关村的中科院图书馆。两天后，我骑着自行车到了院图书馆，何先生已在那里等我，她带着我把图书馆的期刊、过刊、图书、资料等一间一间、楼上楼下地走了一遍，她告诉我如何查阅图书资料，那些我们常用的杂志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天文和天体物理期刊那里停的时间最长。从那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进图书馆、查资料成为我科研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何先生站在院图现刊室外搭着我的肩膀给我介绍情况的那一幕永远成为一个定格，只要想起这件事，脑中便会重现当时的影像。

何先生曾经是高能所图书馆购书的义务咨询员，她对图书的熟悉和热爱，非一般人可比。她家不大的房间里，一面墙都是图书，有更好的房子分给她，她不去，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她怕把她的书搞乱了，我认识她至今的三十多年内，她从未搬过家。她曾放了许多科技书在宇宙线室的天体楼里，我们室原来曾开出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维持，她为此对我很不满意，提出了批评，她把她的科技藏书全部、无条件地赠送给了科大研究生院图书馆。如果说藏书、买书是为了读，这个道理人人皆知，但是保存书籍资料是为了备查的，未必都能像何先生那样重视和坚持。受何先生的影响，我知道书的价值，所以我们曾开放藏书室，允许室里的科研人员任意选取，因此，有些当时藏书室的书，至今还能从各个科研组办公室的书架上看到。

　 永远的热情

何先生对科研工作和从事科研工作的年轻人，有一种永远的热情。现在才想明白，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年过六十，不可能在科研的第一线，然而她对宇宙线室的发展和支持却是始终如一，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我脑海中可以复现的另一个定格画面是我们最开始在香河发放气球时她几乎每场必到的场景。她积极参加所有相关的学术活动。1996年全国宇宙线会放在云南大理召开，那次会议是我国宇宙线研究领域所有老工作人员到得最多、最齐的一年。其间，何先生多次提出要去东川看一看当年的宇宙线观测站，要去参观云南大学与香港大学合作的梁王山宇宙线观测站。后因我们大家担心她年事已高，一再劝阻，她拗不过大家，才不得不放弃。

　　永远的童心

何先生的童心是出名的，所里认识她的人从不同事情、不同角度都能体会到她的执著，简单和快乐。她想做的事，很是执著，她不愿做的事，有时甚至是很固执，八抬大轿也请不动；她的生活极其简单和朴素，然而她十分快乐，与她在一起的人都可受到她的这份快乐的感染。我想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她的童心，一位科学家对待生活和科学问题的一颗永远不老的童心。

2000年的秋冬，我们陪同何泽慧先生一起去酒泉发射场基地，那时神舟2号飞船正在做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在那里从她与发射场的司令员的对话中，我才知道，何泽慧先生曾提出要作宇航员，她说自己个子小，符合作宇航员的条件。这个话题在那两天不止一次提起过，为此司令员们还答应安排她去参观一下宇航员们受训练的地方。我们大家都把这当作说着玩儿的。后来我和她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劝她不要再提此事，我说何先生你真是有这想法吗，这是不可能的，她说，为什么不可能，我说这太危险了，您这么大岁数了，不会让你去的。她说，不是有危险吗？正因为我岁数大了，我去做这个实验才更合适。我立刻语塞无言，何先生的童心里还包含着她对生命的理念。

1996年，我们在大理开宇宙线会时曾游苍山，室里一位年轻人在山上为她找到一根树棍作拐杖，树棍长短粗细都像一根拐杖，没有手把，但当时很有用，她很喜欢那拐杖，回北京时她要带走它，留个纪念。但是到了昆明的飞机场，这根拐杖不能随身带，解释是，拐杖可以随身带，棍子不可以。我再三解释老太太正拄在手上，一样的大小粗细，为什么就不能当作一根拐杖放行？但还是不行。何先生不放弃，我硬是加办了托运手续，把这棍子托运到北京，这是我有生以来托运过的最轻最小的"行李"，何先生在机场的固执，和办托运时工作人员的不解的表情，也在我的大脑中形成了活动影像的定格。到北京后，何先生在行李大厅一直等，直到那根带着行李标签的"棍子"出现在传送带上才拿上离开。我问何先生为什么？何先生说，他们不让带，我就非要带，看他们给不给我运过来。…我终于明白了何先生的童心，原来较劲的地方已经不是这棍子本身了。

永远是普通一员

何先生的童心，起源于她把自己看作普通人的理念。在旁人的眼里，何泽慧先生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一名有突出成就的大科学家，然而何先生自己不，不论是在科研活动中，还是在生活中，她永远把自己当作普通一员。她可以在春节期间自己乘公共汽车来所里上班，而且说她年轻时当过排球运动员，不怕摔跤；也可以应基地普通战士的要求与他们合影；也可以在不知姓名的学术同行要求她在带来的卡片上签名留念。然而谁要是说因为她是大科学家、重要人物而请求她签名或合影，那就绝对会碰钉子，不管这位提要求的人是年轻的导游小姐，展览室的讲解员，还是研究教授、部门负责人。在基地展馆的签名簿上留名，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结果是我们同去的人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才解决了问题。

所办公室的女孩子们很愿意陪她一起参加外地的学术会议，然而从没有人得到过机会，她总是能找到所里的参会者一同前往，有时甚至是外单位的参会者，而且她总是要求乘坐与大家一样的交通工具。1996年的那次宇宙线会，她就是与我们一起坐着夜间长途卧铺汽车从昆明去的大理，那是老式的像解放牌汽车那样的长途载客车改装的，两个人的铺位可以连在一起，每人的空间就刚刚像肩膀那么宽，一路颠过去，就连我这个刚过50岁的人都感到很不舒服，已经八十出头的何先生丝毫没有埋怨，还美美地睡了一觉。我们在到达昆明后，曾有人提醒我，为什么不把何泽慧院士来昆明和大理的事向云南省有关部门报，至少可以解决她的接待和用车问题。然而当时我完全没往那儿想过，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何先生的普通一兵的姿态，以至于忽视了可以为她争取到更好照顾的可能。

如今，何泽慧先生已有95周岁高龄，而且她那不怕摔跤的纪录已被打破。我有机会在60周年国庆之际，把今年在祝贺她生日时的撰文作了少许补充，希望通过生活工作中的若干小事，表达我们对何先生的敬意。何泽慧先生是我永远的老师，过去，现在，将来，一日为师，终生为师。祝老人幸福，健康，长寿。

转自 新华网 2009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