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糖的背后隐藏着一部文化交流史

　　季羡林作为历史学家，不仅关心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宏观研究，而且关心其微观研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微观研究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他的中外《糖史》研究。这部83万字的两巨册《糖史》出版后，学术界的反映十分强烈。

　　写学术类文章往往有两大类型，一是大题小做，一是小题大做。两种写法都有难度，成功者寥寥。季先生的《糖史》，显然属于小题大做一类。其“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制作大，意义大。

说《糖史》是大制作，绝不是夸张之词。1935年，季先生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在学习梵文以后，他开始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美许多语言中表示“糖”的词，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cre，俄文是caxap，其他语言也大同小异。表示“冰糖”或“水果糖”的词，英文是candy，德文是kandis，法文是candi，其他语言也有类似的字。他发现，糖、冰糖这两个词都是外来词，根源就是梵文的sarkarā和khandaka。根据语言流变的规律，一个国家没有某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从外国传入，连名字也带了进来，在这个国家变成音译字。中国的例子就多得很，如咖啡、可可、啤酒等，举不胜举。糖、冰糖借用外来语，就说明欧洲原来没有糖，而印度则有。

敦煌残卷上记载着熬糖术

上世纪80年代初，季先生意外地得到一个敦煌残卷，上面记载着印度熬糖的技术。他在解读之余，对糖这种东西的传播产生了兴趣。后来眼界又逐渐扩大到其他一些国家。这些国家都对糖这种东西的传播起过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从1981年起，在本来已经够杂的研究范围中，又加上一项接近科学技术的糖史这样一个选题，先后发表《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对〈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的一点补充》、《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这些文章已经对“糖”字从英文、阿拉伯文、印地文、梵文、中文考证了个遍，弄清了“糖”在传播过程中的来龙去脉，搞清了为什么最初发明糖的印度，将粗糖叫做sugar，而将精制的食糖却叫做“中国雪”的问题。

季先生耄耋之年写《糖史》

在此基础上，季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系统写《糖史》。《糖史》的写法，采用陈寅恪先生的历史研究的惯例，先罗列资料，分为本草和医书、科技专著、地理著作、中外作者游记、笔记、类书、杂著等七大项。接着是根据材料进行分析，分析范围首先是甘蔗种植，包括种植地区、技术、传播及甘蔗的种类，其次是砂糖的制造和应用，包括制造技术、砂糖的种类、贩运、砂糖的药用和食用，再次是外来影响和对外影响。他奋力拼搏了几年，翻阅了不知多少书，虽不能说典籍无所遗漏，但至少太大太多的遗漏是不会有的。所以通览《糖史》两巨册83万字，可以得出是大制作的结论。

人类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

　　然而制作大还不够，更有价值的是意义大。季先生写《糖史》的目的，是想让人们都认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大事如此，小事也不例外。像蔗糖这样的一种天天同我们见面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后面，实际上隐藏着一部错综复杂的长达千百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

　　通过糖背后的文化交流，季先生认为世界文化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的，他反对世界文化一元起源论。民族无论大小，都对世界文化做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人类文化一有萌芽，就有互相学习，也就是交流的活动。到了后来，一部人类文化史证明了一件事实：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人类文化史，文化交流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离开了文化交流，人类简直无法生活，一切都是无法想像的。从“糖”这种小东西背后，体现出多么大的文化意义呀！ （蔡德贵）

转自 《北京日报》 2009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