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保维先生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电波传播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在我国空间科学和电波科学事业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六届代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中国电子学会电波传播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通信学会理事。
一、从幼年到少年时代
1916年7月22日,吕保维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一个读书人的家庭,父亲是满清秀才,母亲为家庭妇女,是家中的独子。他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9岁时因双亲相继去世而到叔父家学习古文与诗词,与堂兄和堂姐一起跟家庭教师学习古文和诗词。他自幼年起就十分喜欢画画。11岁时,叔父被调往上海任职,遂举家迁沪。1930年,14岁的吕保维改入学校读书,小学只读到了最后一个学期。那时上海在小学里已经开始教授英文,六年级的课本已经很有深度了,而吕保维此前只学过古文,英文字母不认识,算数也未曾学过,然而他凭借聪颖和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很快就把英文和算数赶了上去,并在读完初二后,直接跳级直接进入了高一。
1935年吕保维中学毕业后,报考了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三所大学。为了解决上学的经济来源,还报考了由民族资本家吴蕴初先生办的清寒教育基金。上述的四个志愿他全都考取了。最后,他选择了清华大学。
二、留学美国,毅然回归祖国
吕保维进入清华大学时,读的是机械系。一年级结束时,他觉得自己深深地喜欢物理系的课程,遂向教务处申请转到物理系。因教务处答称转院需要重读一年级的课程,他就转了本院的电机系。1937年,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清华等三所大学在长沙筹建了临时大学,当时,吕保维就去了长沙。不到一年,他又随学校迁往昆明西南联大,直至1939年毕业。
毕业后,吕保维在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当了一年助教,在此期间考取了第五届"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但是在美国驻港领事馆办理签证时,被检查出有沙眼,需治疗后才能拿到签证。这样一直拖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于1943年秋顺利地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电机系。1944年获硕士学位。之后转入哈佛大学应用科学学院。1947年,他以题为"电离层吸收日变化研究"的论文初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博士论文和后来的研究工作都是关于电离层物理和无线电波在电离层中的传播理论以及实验和观测等。
在美国的学习和工作中,与新环境的接触使他开始对社会问题和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到国内战争后期,从报纸上看到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很想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他阅读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的小册子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深感中国人民历尽苦难,战争结束后,需要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建设好自己的家园。在这样的信心支撑下,1949年夏天,他毅然辞去了实验室优厚薪金的职位,从旧金山搭乘一艘货轮,辗转至香港,又乘坐一条小货轮经由塘沽回到北京。
三、鞠躬尽瘁报效国家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远距离通信成为国家战略急需。
在邮电部所属的研究所的最初的几年内,他筹建并开拓了新中国的电波传播事业。在此期间,他提出计划并领导建立了全国电离层观测网站,站的布局基本能够满足国家当时的长期需求。他和助手们跑遍了无线电维修铺,买旧货配齐了上千个电阻、电容。电子管插座是他们自己做的,脉冲电压器是自己绕的,机壳是用汽油桶敲出来的。野地里,为了架设天线,吕保维竟亲自爬到75英尺高的木杆上。就是这种环境中,我国第一套扫频电离层探测仪问世了。1956年仅仅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一共搭建了七个电离层观测站,完成了全国合理布局的观测站网的建设,开创了我国电离层研究事业,为我国电离层的研究和短波无线电通信和广播频率的预测打下了基础。
1956年,吕保维作为我国四人代表团的一名主要成员参加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的国际地球物理年大会。这表明,早在那时,他就是我国这一领域的主要知名专家了。
吕保维先后在邮电部、通信兵部、中国人民解放军0038部队(航天部前身)、四机部、中国科学院工作。其中,他在中科院电子所累计工作的时间最长,先后任电子所研究员、所长。他最早到电子所工作是1958年,后于1964被调至河南新乡成立的中国电波传播研究所工作,任总工程师兼副所长。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吕保维又先后被调至中国科学院701工程处、8120部队技术处和上海4101工程处,从事卫星方面的研究工作。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吕保维被重新调回中科院电子所,并很快被任命为所长。由于在文革期间,电子所曾脱离中科院,相继归属于国防科委十四院和通信兵部等单位。因此吕保维回到电子所,就承担起重新充实、调整和再创业的艰巨任务。在较短的时间里,就确定了电子所的四个主要学科方向:信息与电路系统、电子器件、电子物理与材料、电磁场理论与应用。并相应调整了科研机构,重建了多个研究室。初步构建成了一个能够适应国际上电子科学发展步伐的,为国家队信息科学技术的迫切需求服务的综合性电子学研究所。他为电子所在此后多年的快速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我国电波传播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主持开展了我国首次电离层和对流层散射的研究和实验,60年代他发展了对流层和电离层前向散射理论,对前人的工作作了重大的完善,为设计对流层散射通信设备和建立这种通讯电路提供了依据;他主持完成了我国首次高频地波超视距雷达的原理实验;在从事卫星式飞船与地面间短波无线电通信传播问题的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并建立了天地短波超视距通信的“滑行波”模式的理论。
后来,中国电波所的研究人员以"滑行波"模式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我国“神舟”飞船与地面的超视距短波通信电路设计方法,出色地完成了“神舟”飞船系列实验的通信保障任务;70年代他参加了我国卫星的系统设计,他提出了两种新的关于电磁单位建制的GGS制建议,提出一种便于对各种不同根数的人造卫星轨道摄动进行计算的方法。80年代,他主要从事电磁场理论及应用方法、空间等离子体电动力学、全球定位系统应用、地球环境中低频电磁波传播和在哨声中的应用等研究。他还对相对论和宇宙学、非线性电磁学等学科前沿问题进行了许多探索,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和分析方法。
1980年,吕保维因其对新中国电波传播事业的开创性贡献被评选为中科院院士。同年,经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推荐,吕保维同王大珩、陈芳允等一起,被授予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头衔。
1984年吕保维辞去了所长职务,潜心从事电磁场理论、电波传播、空间物理和宇宙学等方面的研究和培养高级科学研究人才的工作。在中科院电子所工作的时间里,他培养了一大批从事电波科学研究的研究生,后来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我国此领域的“中流砥柱”式人物,为我国电磁理论和电波传播理论及其应用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九十年代初,吕保维与林为干院士合作,开展了"电磁波传播、散射、逆散射理论和应用"课题研究。这是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参与者中有十多位高、中级科研人员。通过这个课题,培养了多位优秀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其全部四个子课题都取得了创新性成果,其中多项成果达到了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2003年,他的专著《电波传播理论及其应用》出版,完成了他的一个心愿。他还曾计划撰写一套经典场论的丛书,共有四个分册,即电磁场理论、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概论。他对若干前沿科学问题还在进行着不懈的探索。
可惜,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病魔夺走了他的记忆能力和正常思维能力,无情地打断了他的工作。2004年2月10日15时,吕保维先生在北京医院逝世,留下了厚厚一摞未及付梓的手稿。每一个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被他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深深感动着。
吕保维先生生前经常说起,当年他辗转香港回到祖国北京,正好赶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回国后听到的第一句振奋人心的话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一直给予他勤奋工作、刻苦钻研的勇气和毅力。他鞠躬尽瘁的一生激励着后人为祖国的富强,为人民的幸福,为科学的繁荣不断奋斗。(作者: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袁胜华)
转自 新华网 2009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