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2007年11月27日，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终于走完了自己富有传奇色彩的跌宕人生，享年91岁。一个多月来，当年(1978-1981年)跟先生读研究生时的历历往事一并浮现于脑际，思之夜不能寐也。如今，仍在为学途程的弟子们丙也不能亲耳聆听先生充满睿智的教诲和批评了，然而更为重大的损失则是史学界失去了一位能开风气之先的大师级学者!公平地说，虑及先生90余年的荆棘人生中所经历的种种挫折与苦难(1958年，先生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又被揪斗，打入牛棚;接着被迫退职下放，僻居贵州山区达数年之久)，先生能以髦墓之年告别人世，这确乎是个奇迹。或者毋宁说充满荆棘的人生遭际与丰硕隽永的学术成果，两者水乳交融，共同汇成先生的传奇人生。如果从1932年(时年15岁)发表自话诗算起，先生70余年问发表各种论著数百万字，为学界留下一批富有启迪意义的原创性成果来看，我们不能不惊叹先生生命力之旺盛与顽强，这更是一个奇迹!

就先生一生所涉猎的学术领域而言，先生无疑是一个学贯中西、并于文史哲诸领域皆有建树的“通人”。先生外语功底极好，年轻时钟情于“新文艺”，翻译过苏联作家微尔塔的长篇小说《孤独》，中年时又译过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即《拿破仑第三次政变记》)和德国作家沃尔夫的剧本《奥京喋血》(又名《维也纳工人暴动记》或《福劳利德镇》)。先生还能创作，曾以自己年轻时在晋南山区与日寇周旋的生活经历为基础，发表过中篇小说《中条山的梦》(1946年发表于《文艺复兴》杂志，1951年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单行本)等文艺作品。先生自称“一生偏爱哲学”，思辨能力极强，出版过《逻辑学教程》，而最多的精力则是耕耘在历史学领域中。先生是学界公认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的拓荒者与奠基者，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农战史专著；先生在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中的诸多创见现在已成学界共识，1984年，先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出版，该书由《论要》和《讲稿》两部分组成，共30余万字。先生暮年发力，对中华文明源头所作的重新梳理而成《学海暮骋》，该书汇集了先生从65岁至75岁问所撰的数十篇论文，而以文化史为主，反映出先生很深的国学功底和极高的思维水平。硬朗坚实的西学和国学功底，恢宏开阔的学术视野，再加上精细严密的逻辑思维，这几项构成学术大师的必备素质，在先生身上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正如哲学家徐友渔所说：“个体生命是有终结的，但是精神上的延续确有可能。”先生精心结撰的学术论著已将自己的一生汇入人类永恒。就这个意义而言，先生不朽!

　　先生留给后人的还有一份宝贵的思想和人格遗产。综观先生90余年离奇曲折而又内涵丰富的人生历程，笔者的印象是:在遭遇人生坎坷和诸多挫折时，先生是一个能抗住击打并坚持抗争的人;面对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怀疑和批斗时，先生是一个能坚持自身信仰并不断反省的人;同时先生又是一个在持续的紧张和焦虑中仍能保持生命激情、道义追求和责任担当的人。

一、 过人的毅力——一个遭遇坎坷时能坚持挣扎的人

1934年，先生以优异成绩同时考上北大、清华，后人读清华外语系，从吴宓修大一英语、从杨树达修大一国文、从冯友书修哲学史、从张申府修逻辑学，同时又在中文系选学了闻一多所开的四门课程：《诗经》《楚辞》《唐诗》(以上旁听)和《中国古代神话》(选修)。当大学生时，先生因为“家境贫穷，只好靠稿费维持，于是拼命搞翻译。”先生从《莫斯科新闻报》、《国际文学》、美国《新群众》以及《伦敦水星》、《读者文摘》等外文杂志上翻译一些文章，寄到当时的《大公报》《益世报》《时事类编》等报刊上发表。据先生说，“有时一篇长文可以拿到近百元大洋，足够半年的伙食钱。”同时也学做索引(index)，编制过1935,1936年两年的西洋杂志论文提要，发表在校刊《清华周刊》上。先生因此自称从14岁到23岁是“沉浸在新文艺中的11年。”由此看来，先生确实聪颖过人，青少年时已崭露头角。然而，若欲成就一番事业，聪颖却只是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古往今来，因各种原因而被埋没的聪明人该有多少?真是不计其数!)。更重要的是，先生有“恶补”知识缺项和心无旁鹜、长时间持续工作的过人毅力。先生说过：“一个人干一桩事业，不干则已，要干就叫它干成，叫它一定能够干成，这是人一生中间很重要的一条纲。”先生的这种品格给历届学生和所有认识先生的人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先生15岁由初中升上高中时，遭遇丧父之痛。为了以后能考上大学，下决心恶补数学，买了10大本练习簿，每晚坐在教室里一动不动达三四小时之久。从初中的小代数、平面几何、三角一直演算到高中的大代数、解析几何，每天做五六十道题。结果数学成绩从初中毕业时的40多分上升到高中时的90多分、100分。此后，在人生途程的不同阶段，先生利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曾多次“恶补”过不同的课目。如解放初在济南市人民政府工作时，曾于工作闲暇跟文献学家兼文物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恶补过文字学功夫。他借来《两周金文辞大系》等大部头古籍，对照着青铜器上的款识，一器一器对照查读，结果甲骨文、金文和文献学水平有明显提高。20世纪80年代为参与文化研究，先生又以古稀之年“恶补”先秦诸子和《十三经注疏》等等。尤为令人感慨的，是先生1960年初以“右派”身份从河西山丹农场“劳改”同来时，已形同骼髅，气若游丝。在床上躺了数日缓过劲来后，竟将英文版的《王尔德全集》翻来覆去地读，接着动手翻译其中的《道廉格雷的画像》。书译完了，人也慢慢恢复了。当然，先生的“起死回生”亦有赖师母的百般扶持和精心调理。每当先生遭遇挫折、虚弱不堪时，师母就是重新点燃生命之火的“火种”。事后，先生常对人说：“译一部书，能救下人一条命。”先生生命力之顽强于此可见一斑，这恐怕也是先生高寿的原因之一吧。记得思想史家朱学勤说过，“中国是一个磨练人类耐心的最好地方。”我们不禁要问，先生的这股子韧劲和毅力究竟来自何处?我的同门师兄秦晖说：“赵先生平生治学一出于‘爱智求真’的纯然兴趣，二出于某种理想主义热情和责任感。”此话当然不错。我的理解是，先生是一个在遭遇坎坷时能坚持挣扎的人。支持先生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翻译过程，其实也是先生在百般无奈中重新探寻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的过程。通过读书和翻译，先生让自己的灵魂回到思想中，让自己卑微而又脆弱的生命重新回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上来。正是在翻译中，先生通过重新发现人生的意义并确证自己存在的价值，从而增添了再苦再难也要活下去的勇气。生命随思想而升华一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追求知识和智慧，进而解悟这不易悟解的人生遭际和世事奥妙。也只有读书、写作这条路，才能暂时忘却肉体上的痛苦，稍稍抚平心中的创伤，从而更平静地在学术研究中实现自己的人生规划和既定目标。我的这种解读，应该不是瞎猜。因为先生早在当大学生靠翻译挣伙食费时就体会到，从翻译中可以得到“无穷无尽的启发和滋润”。当年，先生奔赴抗日前线的前夕(1937年7月)，突击完成了一部反映苏联十月革命后富农暴乱的小说——《孤独》的翻译。先生通过翻译“懂得了俄国富农是怎样一个阶级，它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如何由于阶级利益与布尔什维克党处于敌对的地位。又看到列宁的政策，一方面由著名将军杜哈切夫斯基率军进剿，另一方面它在政治上调整粮食政策，争取个体小农和贫农走到布尔什维克的同路上来。”而当先生1960年初从山丹农场同来，在生命之火渐趋暗淡之时，先生脑海中自然会浮现出自己人生不同段落中的种种经历及其教益，这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还有一事可证。1941年，先生的清华同学王瑶从西安来乾州相访，当时先生因病从山西抗日前线回陕西养病，正在乾州中学教书。经过几昼夜的畅谈，先生和王瑶一致认为，二人将来“进《宰辅传》压根没有门，进《忠烈传》也未必有资格，进《货殖传》根本没有那本领；到头来还是进《儒林传》吧。”所谓“进儒林传”在其现代意义上，无非是“踏进学术圈子，成为学林中人”的一种戏语。事后，王瑶去昆明拿研究生文凭去了，而先生则在教课之余，“一面泛览明末清初关中的理学，一面追踪江东大学者顾炎武在关中活动的踪迹。”也就是预备从新文艺向史学研究“跳槽”了。结果是一篇考据性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得以公开发表，并得到傅斯年、胡适的嘉许。此文成了先生的“成名之作”，并因此敲开了由姚从吾执掌的河南大学之门，成为历史系的一名副教授。先生所开的大一通识课“中国通史”和从嵇文甫先生手中接过来的大三专业课“明清思想史”，均受到好评。课余经常彻夜不眠，发奋撰写《清初四大学派》、《王山史年谱》、《张尔歧年谱》等论著，而对王山史、张尔歧等关中学者的研究，只是先生“顾炎武研究”的外围环节而已。所以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学界声名鹊起，解放初便与童书业、工仲荦等人成为山东大学的“八大名教授”。1961年初，先生摘去“右派”帽子后衔命去北京为学校买书，顺道拜访老同学王瑶(时为北京大学教授)时，二人开玩笑地说起“我们现在都进了《儒林传》了”云云。我想，或许这种“生命不止，求知不已”，一心想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人生规划”，成了先生一辈子的内在动力，至少也是动力之一。

若再要追问，这种内在动力来自何处?人当然有谋生乃至养家的需要，也难免会有成名成家的向往。想想先生30岁时踏入高等学府，一个副教授月棒330大洋，远非陕西八年中学教员的收入可比。这是多大的改善呀！然而停留于此却无法解释先生后来在“文革”中被迫退职、僻居贵州山沟时，还要重新料理《中国土地制度史》讲稿，明知不可能公之于众，仍要手工誊抄三份，并在稿件首页写下“篱槿堂遗著”五个大字的举动；更不能解释先生40岁时被打成右派，教学和发表论著的权利被一并剥夺之后，仍旧读书不止、笔耕不辍的倔犟劲头。这种不向命运低头、不向权力投降的生存姿态，背后必有形而上的信念在支撑。

二、 坚定的信念——一个有信念、有秉持、有“把柄”的人

是的，先生是一个有信念、有秉持、有“把柄”的人。这“把柄”绝非虚语，而是可以找到实证的。1946年，先生从陕西赴上海参加“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复员大会的途中，决定在开封下车，看看河南大学。在拜访嵇文甫先生(时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文史系主任)时，两人在明清思想史这个题日上相谈甚欢。嵇先生谈孙夏峰，赵先生谈“关中三李”。这两者合在一起，构成一部“17世纪北方文化史”的主要内容，所以连谈三夜。赵先生援傅山《霜红龛集》，说傅山在谒见孙夏峰后的一则“札记”中谈到他对孙的印象，中有“外似模棱，而其中实有一大把柄”之语。嵇先生“感同身受”(稽在开封刷绒街的住宅墙上刷有“总裁”蒋中正的训词“纷杂错综的思想必须纠正”)，击节赞赏。这“把柄”就是做人的信念，坚守的原则，不能突破的底线，当然也是艰难困苦中坚持前行的动力。赵先生对傅山“把柄”云云当然印象深刻，所以当嵇先生谈到孙夏峰时插入此事；坚持马列主义信仰的嵇先生在国民党河南警备司令部的监视下，颇感“抑制”，所以会发生共鸣。

　　先生一辈子行世处事，确实也是有信念、有秉持、有“把柄”的，试观如下数事：

1.全身心投人“一二·九”运动。1935年，“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作为“左翼作家联盟”清华园小组成员，先生全身心参加了由共产党秘密领导的前后五次游行和抗议集会活动(1935年的“一二·九”、“一二·一六”，1936年的“三·三一”、“六·一三”、“一二·一二”)，首尾两年。身材伟岸的他在游行队伍中，执掌清华大学门旗，走在抗议队伍的最前列。但当清华地下党的负责人蒋南翔动员先生加人组织时，先生却以《列宁传》中提到的马尔托夫(只愿作布尔什维克的朋友，而不愿入党受组织约束)为例婉言拒绝了这个邀请。先生说：“我感到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事实上，这种“自由主义”气质在先生血液里流淌了一辈子，丝毫未见减少，只是为因应时势变化而时藏时露，时隐时显而已。

　　2.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1937年7月，卢沟桥炮声轰响北平上空之时，先生时年20岁，正在清华外语系读大三。值此中日大战一触即发、民族危机无比深重之时，先生匆匆结束了《孤独》一书的译事，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12天，将译稿邮寄上海沈雁冰(茅盾)后，即毅然决然投笔从戎，踏上了奔赴山西抗日前线的征途。先在民族解放先锋队属下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做抗日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继又直接穿上军装，到晋南夏县支队任连、营指导员，在中条山和日军打游击。在晋西北动委会工作时，为避日军，组织上让外省干部(不能说当地方言者)渡过黄河，撤到陕北。先生和师母就此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一趟(1938年3月中旬)。先生看到，根据地正在开展“批张”(张国焘，时任边区政府主席)运动，加之“小老乡”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主持“肃托”(反对托洛茨基派)工作，就婉拒了进陕北公学的安排，要求回山西抗日前线工作。自然，这又是先生自由主义本性在“作怪”。先生偕夫人去延安，因为延安是高举抗日大旗的圣地，也因为延安是先生所信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但先生同时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同时还想看到一种自由探索真理、自由选择信仰的制度环境。“批张”、“肃托”中的种种过火、极左事情，实在与先生所秉持的自由主义格格不人，于是只好要求回山西抗日前线去工作了。

3.当面顶撞华北大学副校长成仿吾。1948年夏，解放军攻下开封，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先生与嵇文甫等一批进步教授赶赴河北正定筹建华北大学。先生即在第四部(研究部)与范文澜、艾思奇、刘大年，还有作家王蒙的父亲王锦第等人共事。当时北平即将和平解放，副校长成仿吾召集会议讨论进城后如何接管北京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的事。成副校长发话，北平所有大专院校的教师都要亲自到军管会下属的文管会报到，即便是像陈寅格这样的国学大师，也不能以眼力不济为由让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先生体内的自由主义血液再次愤涨起来，心想，“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作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个受降仪式吧?”于是，先生讲话了：“我讲点题外话，我读过一些列宁的传记。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他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匪帮’。可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籽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抓起他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等他同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这一切，我觉得值得大家学习。”最后竟又提高嗓音加了一句：“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这当然是“大逆不道”一一驳了校长的面子。事后三天，先生即被调离华北大学，以“支援桑梓”之名，打发到济南市人民政府去工作了。

此后，先生被打成“右派”和“文革”挨斗、被迫退职等情节，不必再去说它。反正先生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别扭”的人、挨整的人就是了。其因无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先生从不靠近、更不依附权势，甚至可以说对权势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警惕，常用挑剔的眼光来审视权势者的所作所为。无论在什么时候，先生总要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判断和自主人格，总要发出经自己思考后“自以为是”的不同意见来。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原是作为知识分子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学术文化事业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构建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环境中，先生就难免被人“另册”、遭猜忌，并屡次吃亏，甚而吃大亏了。俗语称“性格即命运”，不错；但我想补充一句，先生的处世行事，亦说明“秉持即是命运”。先生在不少场合说过：“我绝不是拿学术做政治投机的人!”即便为此吃亏也在所不辞，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飞扬的激情——一个在紧张与焦虑中坚持寻找自我的人

　　30年前，我们给先生当研究生时，先生刚刚恢复教职，忙于上课、写作、开学术会议，所以平时话并不多。给人的印象是沉稳、平实、忙碌，了解我们的学习状况时总是一句话戳到关键处，叫你“无所逃遁”。所以，每次去先生处汇报、请教时不免惶惶然、惴惴然，坐不安席。现在回过头来看，先生的一生其实是充满激情、道义和责任感的一生，当然也是屡遭挫败、饱受磨难的一生。然而无论如何落拓、怎样倒霉，他始终不改相信生活、拥抱生活之初衷。据先生子女说，先生写作时或会停笔哼上一二首小曲，其中即有“反右”斗争中传唱的“右派分子就是坏，台上不说台下捣蛋”之类言辞。这显然是“自我调侃”，也是让脑筋休息一下的好办法。但可以设想，此时此刻先生心底涌动的恐怕还有自己能抗得住击打的自勉自励，以及“躲进小楼”搞研究的一丝欣慰。先生一辈子笔耕不辍，视学术为自己的生命。若无生命激情、道义追求和责任担当，如何能抗住一次大过一次的种种打击，继续发扬、光大自己的学术生命?

　　毋庸讳言，先生也是一个有脾气的人，为此得罪过一些人，或许这是先生内心激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有些人说，先生有时会在某个不起眼的小事情上“光火”，脾气发得很大，令在场的人不知所措(当然，我自己读研三年只碰到一次，而且事出有因)。可能这与先生与生俱来的“天性”有关，如弗洛伊德所云。但我以为先生情绪偶尔失控更可能与心灵和思想深处某种持续性的紧张有关。

　　先生年轻时通过“左联”、“民先”、“牺盟”等组织靠拢革命，也曾将血肉之躯汇人民族救亡运动(“一二·九”、打日寇)的潮流；但他始终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在不同场合一再固执地坚守自己的自由主义者身份而不肯加人“组织”。——这是一种“紧张”。

　　先生通过新文艺和阅读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介绍唯物史观和辩证法)、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以及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等进步书籍，逐步而又真诚地皈依马克思主义；然而在绝大部分时段中却总是得不到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的信任。——这更是一种“紧张”。

　　先生本是一个心系国家、民族命运，因而也是关心政治的人，只是不愿被政治权力整合，怕失去独立思考和行事的权利而已；然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却总是把先生当作不可信任之人审来查去，一次次推向革命队伍的“对立面”。一一这种紧张会伴以前途莫测的焦虑，更折磨人!

　　先生曾被学界很多人视为革命“左派”阵营的一员大将，但先生从没享受过不少“左派”学人甘之如饴的诸多资源(更不用说权力了)，反而被打入“右派”阵营，视为另类，此乃“薰莸不同器”之故也(这再好不过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先生手里只是认识现实世界和历史世界的分析工具，而从来不曾成为打人的“棍子”)。一一这种紧张程度更高，强度更烈。

　　先生30岁前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更重要的是先生自己曾为此历史进步作出过无愧于民族和时代的奋斗和努力；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切却不仅得不到承认，反而在“文化革命”中被戴上“投机革命”等等帽子，打人“牛棚”，屡遭批斗。——这种紧张不仅来自外界压力，同时来自内心的失衡和尊严的失落。

　　当然还有经济方面的紧张：解放前，先生当河南大学副教授拿大洋时尚可维持体面生活；建国初干部是供给制，先生子女多自然生活拮据；改成工资制的几年之后又被打成右派，撤去教授学衔，工资连降四级，“监督使用”，生活更加艰难。先生的二女儿赵纪就是全国大饥谨的年代里上皋兰山为挖“地衣”(一种可以充饥的苔藓类植物)，失足落山而损，其时正当花季少女。——这种紧张是基础性的，弥漫性的，持续性的，无处不在，挥之不去。

所有这一切：理想与现实间的反差、抱负与事业间的落差、信仰和遭际间的反背、贡献与评价间的失调，以及连遭厄运后个人前途的渺茫和家庭责任的煎迫，等等，肯定会在先生内心引发持续的紧张和焦虑。这一切不如意(包括事业、生活、家庭)犹如一股寒流常在心底涌动，稍一放松就会浮出表面。所以需时刻警惕，要紧紧压住。如若这股暗流偶尔失控，在某个不经意的关节点上冲破束缚，浮上台面，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所以我们学生和先生的多数同事并不以此为怜。

上至伟人下至草民，任何人都会有局限，我的老师自不例外，这没什么可忌讳的，当然也不是学生辈的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说长道短的话题。我只是想要认真地、努力地理解我的老师和他所处的时代。我的认识是——

　　先生这一辈子，其个体生命已与民族命运的跌宕起伏构成谐振；

　　先生的马列主义信仰与其自由主义人格和理想主义激情互为奥援，透射出耀眼的熠熠光华；

　　先生的思想风范、人格魅力和学术贡献已为后来者留下一笔富有启迪意义的宝贵资源；

　　先生桃李满天下，名山事业后继有人；

仅此数项，即足以证明先生不朽!

（作者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葛金芳）

转自 《兰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