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的开拓者汤象龙生平及学术回眸

30年代与我国著名史学家罗尔纲（左）、谷霁光（中）合影

汤象龙夫妇在家中书房讨论书稿。30年代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的夫人刘新渼，也于1981年不幸患上直肠癌，但她早已将丈夫的事业当作了自己的全部人生，协助丈夫整理、核对和清抄书稿及资料，完成写作。

　　少时立志研究中经史1909年，汤象龙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16岁考上清华大学，他学习十分勤奋、刻苦。他不知疲倦地阅读史书史料，从中认识到人类历史的发展经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无不受其影响，从而立下了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志愿。1929年他毕业留校当研究生,其时年仅21岁。他选定“鸦片战争的经济背景”作为研究课题，一年后写出了《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这篇论文用丰富的史料论证了道光时期外国鸦片大量输入，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是导致清政府严禁鸦片的一个根本原因。

　　而外国侵略者为维护其既得经济利益，不惜诉诸武力，因而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这在当时是学术上的一大创见，也是我国第一篇从经济角度研究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专题论文。

　　汤象龙教授于1930年7月离开清华大学，应聘到北平社会调查所，继续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两年后担任该所经济史组组长，任务是主持全组研究工作和主持选抄整理清政府财政经济档案工作，并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他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集刊》发刊词中曾写道：

　　“过去研究历史的范围仅限于政治，英国有名的历史学家Freeman甚至说 ‘历史是过去的政治’。现在我们认识到经济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并且现代经济生活占据个人、民族、国际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该为经济史的领域。”这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史学工作者，但对研究历史已经先后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的见解。

　　1935年，汤象龙在《食货》（半月刊）上发表论文，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认识，认为“研究经济史不能图急功近效，因为这种研究的第一步仍然是一种开荒的工作。……经济史的范围太广了，同时资料的收集是异常困难的。就拿外国比，他们研究经济史的人曾经有过几人写过大部的有系统的经济史？甚至有研究一生的如英国的GoorgeUnwin、美国的EdwinFrancisGay,他们都是有名的经济史学者，但他们的成绩只有几篇零星作品。再如英国有名的WillianCunningham写的那部大书《The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Commerce》，是费过12年精力的，而且有一个条件，他用的资料许多是经别人整理的。所以我们研究经济史的人不应图急功近效，只能一步一步的走，将来中国经济史的写成不一定要在我们的手中。我们目前的责任最重要的仍是收集资料，这种收集资料的工作虽是一种不成名不讨好的事业，可是我们不作这种工作，中国经济史将永远没有写成的日子。”他的这些看法与当时一些史学工作者在治学方面的倾向不同，曾一度遭到某些非议，但今天看来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

　　运用统计方法整理史料汤象龙在研究工作中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收集和整理史料，主要是选抄整理清宫有关财政经济的档案。他从1930年开始选定海关税收作为研究课题，1930年10月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7年中，他组织大批人员（最多时达到52人）抄录故宫文献馆收藏的清政府档案，共收集了宝贵的第一手财政经济史资料不下12万件。后来形成的专著 《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所用的档案多达6000件，只不过是其所收集档案资料总数的5%。他把海关报告中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的数字编成统计表格，在该书中发表了共计118个统计表，其中全国海关历年税收和分配综合统计表46个、全国各海关历年税收和分配关别统计表72个，可见该书在发掘和利用清代档案进行工作规模之大。当时陶孟和先生比喻这一工作是研究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工作中的“开金矿”。为了收集资料，汤老每日奔走于故宫文献馆和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从档案的选抄、校对和整理，他都亲自指导，并制订了一套严密的工作程序和工作制度。今天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清代财政经济史档案抄件和整理出来的表格，便是汤老当年以青春的年华埋头苦干取得的。

　　过去收集历史资料只重叙述性的记载，但是经济事实是用量计的，如财富、生产、消费、户口、租税都需要以一定的计量单位与一定的数目来表示，所以经济史的资料特别应注意于量的方面。汤老在整理清宫档案时，发觉清政府在财政经济方面基本上有一套较完整的会计制度，这就是报销册，即四柱清册。全国各种税收和财政开支每年都有规定的报销册，格式是统一的，如各省的田赋报销册每年分地丁钱粮起运存留表、上忙表、下忙表、耗羡表，江浙等省征运的漕粮每年有漕粮及漕折表；又如海关监督关于关税的收支每年每季有四柱清册及兵马钱粮的报销册，此外清代各省府州从康熙朝后期起每年甚至每月都有粮价报告，如大米、小米、大麦、黑豆、黄豆等每石的价格，每年每月都有定期报表。因此，汤老在抄录这些数字时尽可能采用了统计表格的形式，统计表上的各项指标概括了四柱清册中的主要内容，即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大项，有少数临时发生无法填入表中的项目，则以附注的办法摘录，所有资料在抄录后都经过严格校对。在汤老收集的12万件财经资料中，有一半以上实行了统计表格化。他是我国史学界研究运用统计方法整理大量史料工作的创始人。

　　汤老还亲自从北京旧书肆收集了有关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书籍和资料千余种，主要是清政府出版的各种制书、私人集著、阁抄汇编、华制存考、谕摺汇存、晋绅全书、县衙门的档案以及有关行业的帐本等。其中，有不少重要的财经史料，许多书籍是早已绝版了的，也有迄今未出版的，如端方、崇实、骆秉章的奏稿等。

　　汤老在付出巨大精力从事清宫档案抄录整理的同时，坚持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大量利用这些整理出来未曾发表过的清宫档案资料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其中主要有：“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这是当时中国史学界最早从国内经济分析鸦片战争的背景及起因的论著；“道光朝的捐监统计”是对清代在财政困难时以卖官鬻爵弥补收入的一项政策的研究，这篇文章曾由南开经济研究所译成英文发表，后来日本一杂志又译成日文发表；“咸丰朝的货币”是研究清咸丰朝太平军兴起，清政府财政濒于崩溃，实行通货膨胀的历史；“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和“民国以前海关担保的外债”两篇，是作者从军机处海关监督档案约2000件报销册中的有关偿付赔款和外债的统计数字分析研究，从财政经济方面揭露帝国主义以战争赔款和外债的形式对中国进行的侵略。

　　汤老还组织经济史研究组内的同仁进行专题研究，每年都有多篇研究成果发表在他主编的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6年起改名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这些论文也基本上是利用清宫档案第一手材料写成的。这个刊物于1932年11月出版第一卷第一期，共出了八卷十多期。美籍华人学者刘翠溶等在所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选集》的导言中高度评价《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认为“这份学术刊物实为导致今日研究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之嚆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的创刊时间比美国经济史学会出版的《JournalofEconomicHistory》(1941年5月创刊)还要早八年，由此“足见我国学术界对经济史研究之兴趣发生得并不很晚”。

　　发起成立史学研究会为了提倡新的史学，汤老和著名史学家吴晗等发起并邀约一批年轻的史学工作者，于1934年5月27日成立了史学研究会。当时参加成立会的有汤象龙、吴晗、罗尔纲、谷霁光、梁方仲、夏鼐、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等10人，会上一致推举汤象龙为总务（即会长，汤老不愿担当会长之名，故以总务名之），吴晗、罗尔钢为编辑，谷霁光为文书。这个史学会在天津 “益世报”和南京“中央日报”创办史学副刊，直到抗日战争南京失陷，共出刊100多期。1936年汤老还将他所主编的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改由史学会的会员负责编辑。史学会员每月集会一次，探讨学问，切磋鼓励。他们在治学方面有着共同的看法:主张经济史的研究工作者应分工合作，或按时代分工合作，或按专业的性质分工合作，因为当时经济史的研究还只是一种开荒的工作，必须众多的研究工作者共同努力；对历史问题的分析倾向于社会和经济的分析，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地空泛议论；重视历史资料的收集，把这看成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工作，等等。这批年轻史学工作者胸怀坦荡，都以共同的事业为重，他们常常互相提供研究资料，共同探讨问题。罗尔纲先生在《太平天国史纲》（1937年1月出版）自序中写道：“妻儿南归，来与汤象龙先生同住，吾友吴晗先生也时相过从。每当深宵围炉快谈的时节，这两位朋友都常常鼓励我赶快把太平天国的历史写出来问世。”汤老为《太平天国史纲》提供了不少财政经济资料，而汤老集存的资料卡片中也保存着许多由罗尔纲先生为他摘抄的片卡。解放后吴晗先生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 《中国历史小丛书》便是据自当年史学会拟定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的计划和题目而来。因此，史学研究会虽然只是个小小的学术研究会，但不可否认它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曾经有过重大的贡献。

　　1936年7月到1938年9月，汤老由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派往欧洲各国进修外国经济史。他曾先后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和德国波恩大学学习和研究，收集了不少欧美各国近代财政经济史资料，对中国和西方经济史进行比较研究。

　　新中国成立，汤老在南京为第二野战军筹设并负责西南经济研究所工作，之后随二野入四川，任西南财经委员会计划局研究室主任、统计处处长等职。1953年至1966年在四川财经学院负责教学、科研、行政工作，任教务长、科研处长以及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并于1957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年）》的主要内容是统计资料，取材于清代军机处档案中各海关监督从1861-1910年50年中的报销册 （四柱清册）共6000件。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对中国近代海关税务司制度、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海关税制以及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分配的种种项目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第二部分为全国海关历年税收和税收分配的综合统计，有统计表46个；第三部分为全国各海关历年税收和税收分配的关别统计，有统计表73个。这部书用大量具体资料揭露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海关行政自主权后，怎样控制中国的海关和财政，同时把清政府统治者的“财政魔术后台”内幕暴露于世，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如何从一个主权封建帝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中国近代史、近代经济史和近代财政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和新的见解。我国著名史学家罗尔纲、谷霁光十分敬重汤老的学术人品，欣然为该书作序，盛赞汤老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巨大贡献。

　　汤老在年过八旬高龄时，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准备再写一部巨著《清代财政制度史》。由于癌症加重难以抗拒没能按计划完成，1998年，汤老因病辞世。（蒋少龙）

转自 西南财经大学校报第399期(2009-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