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年近八旬的著名报人范敬宜,最近出版了自己的“新闻作品选”。过去,老人一直以“藏拙”为由,多次拒绝出版这些“易碎品”,这次为什么要破例呢?

他说:“我忽然改变主意,应出版社之约将一部分已经过时的‘杂拌儿’结集出版,原因之一是想起了朱穆之同志的一番话,想为年长、年轻的朋友提供一点‘向后看’的标志物,从而更加坚定‘向前看’的信心和勇气。”

二十多年前,新闻界前辈朱穆之曾说过这样的话:“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要向前看,也要向后看。好比坐着轮船在海上航行,旅客总是埋怨船走得太慢；只有经常回头看看,才会发现自己离原来的出发地已经很远,离目的地已经越来越近了。”范敬宜的经历相当传奇。1951年,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奔赴辽宁一家报纸当助理编辑,6年后因文获罪,开始了长达20年的劳改生涯。1979年,重返新闻岗位不久,因为一篇重要报道被《人民日报》转载而声名鹊起,从一个没有记者身份的“干部”,辗转历任《辽宁日报》农村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国家外文局局长、《经济日报》总编辑。1993年,当他63岁时,履新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1998年起任第九届全国大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而后,他以古稀之躯,执教清华,成为全国新闻院系年纪最大、级别最高的院长。

2003年4月21日，清华大学王大中校长向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范敬宜教授颁发聘书

他说,自己真正的新闻生涯“从50岁才开始”。

“我是没有正式学过新闻的!”在北京万寿路的清香林茶楼里,范老点燃了一支烟,开始了我们的聊天。

“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1957年,在《东北日报》(今《辽宁日报》前身)工作的范敬宜因为两篇杂文被打成右派,送到农村劳改。1966年“文革”开始,他又被批斗了两年多。后来,全家下放到辽西最贫困的农村。

“就是在那些年,我才真正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解了中国的国情、民情,特别是中国的农村。这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做的新闻工作,就觉得太浅薄了。对人民了解得太少,对中国国情了解得太少。我这才真正意识到,离基层越近,也就离真理越近。”在农村,范敬宜和农民结下了一世情缘。至今,他还时常接到当年的老乡给他打来的电话。

1978年春天,范敬宜在辽宁建昌县以“右派”身份入党,当时的县委书记马汉卿在常委会上说:“我看了他所有的档案,我认为他没有什么大的错误。如果将来认为我们吸收他入党是错误的话,我首先戴高帽、挂牌子去游街。”他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后,有一次见到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尉健行同志,曾担任中组部部长的尉健行对他说,你当时可是个很特殊的例子啊!

1979年,他回到《辽宁日报》,写了很多反映农村变化的报道。当年4月份,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冷风,说是政策过头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凡是派”搞的“倒春寒”。他回忆说,当时《辽宁日报》收到的来稿几乎都是某某党支部率领群众向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回击的内容。

为了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和同事决定分头下去搞调研,他去了自己最熟悉的建昌县,这里是辽西最贫困的山区。采访结束后,他根据所见所闻,实事求是地写了一篇《莫把“开头”当“过头”———关于农村形势的述评》,刊登在1979年5月13日的《辽宁日报》上。

没有想到,发表后第三天,他还在外地农村继续采访,当地一位宣传干事突然跑来对他说:“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你的文章了,《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转载,还加了很长的一段编者按!”范敬宜摸不清头脑,赶紧搭一辆卡车,赶到县里。当新闻重播时,他听到中央台播音员用铿锵的语调播送《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他百感交集,一时热泪盈眶。第二天一早,他赶回沈阳,《辽宁日报》副总编辑郑直告诉他: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前天下午亲自到报社来,想见见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可惜你不在。

谈起这段往事,范老说:“有很多同志问我,那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怎么会这么大胆?我说我就只有两句话,一个叫‘有恃无恐’,一个叫‘无知无畏’。所谓‘有恃无恐’,是我自己知道是真正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不是我杜撰的；‘无知无畏’是我当时并不了解上层有这么复杂的斗争……”

“历史长河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曲折,甚至是逆流,但是千回百转最后还是得顺应老百姓的愿望。所有的历史都是这样的,拿我们建国以来的历史来看,也是这样的。”范敬宜说。

“学会说话”

曾经有人问范老:今天的年轻新闻工作者应该继承哪些传统?他说,最重要的一条是实事求是。“新闻报道中炒作成风,造假泛滥。至于合理想象、添枝加叶,就更不在话下了。这让读者怎么相信我们的报道?连我都不敢接受采访了。”有一件事令他至今难忘,视为终生教训。1956年,辽宁省举办一次业余文艺汇演,演出开始第三天,省委宣传部要求报社将瓦房店纺织厂歌咏队的经验也写进去。当时赶到现场采访来不及了,他只好去找歌咏队的队长进行间接采访。那位队长能说会道,说“我们车间里到处能听到歌声”。他就写了一篇稿子《车间处处闻歌声》。哪知很快群众就来信举报说,记者没来厂里采访,车间里根本不让唱歌,那是违反劳动纪律的。

范敬宜曾作诗一首,对那些作风浮躁的记者,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朝辞宾馆彩云间,百里万里一日还。群众声音听不到,小车已过万重山。”他告诫《人民日报》的记者们,眼睛不要总盯着《人民日报》那0.2平方公里,而要看到960万平方公里。

清华大学学生李强,2004年寒假利用回山西老家的机会,到3个村4个乡和2个县的农村进行调查,以札记的方式写成了3.5万字的调查报告《乡村八记》。范敬宜读后非常动情,认为很有参考价值,将它径送温家宝总理。知道总理很忙,他在信中写道:我不希望您回信,不要批示,也不要转发。但后来,温总理读后还是用毛笔给范敬宜复信,写了整整两页,并指出:“从事新闻事业,最重要的是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文章。”范敬宜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解真实国情,你才会心里有底气。

作为《人民日报》的前总编辑,范老对一度并不少见的一些先进典型报道颇为不解,认为这些报道把先进人物说得使人难以相信,难以学习,结果适得其反。

比如,他印象很深的一篇人物通讯,一开头就说:“他,在父母面前不是好儿子；在妻子面前不是好丈夫；在儿女面前不是好爸爸；可是,他在工作中确实是万人称赞的好党员、好干部”；又如,某报道说,一个好法官晚上回到家里,发现老母亲收了人家两条鱼,逼着7岁的女儿扶着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冒着瓢泼大雨给送回去。

“这种对先进人物的描写,究竟是美化呢,还是丑化呢?”范老反问。

作为新闻工作者中的资深前辈,范老经常提醒编辑、记者们要“学会说话”。

诗书画三绝

1991年《范敬宜诗书画》在新华出版社出版,选录了他从13岁起的约百件诗词、散曲、书法和国画作品。幼时,范敬宜师从上海著名画家、吴门画派传人樊伯炎先生学画。后来就读于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那里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教授,如周谷城、钱穆、朱东润等,浓郁的国学氛围,培养了范敬宜身上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

冯其庸先生曾撰文《诗书画一体情文韵三绝》,对《范敬宜诗书画》大加推崇:“以诗而言,情韵相生,久读不厌；以书而言,功夫深厚,出笔就见法度；以画而言,前辈大师曾如是评说:‘卓矣范君’”。

范敬宜自辩说,他不是画家,不是书法家,更不是诗人,只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他在《范敬宜诗书画》的自序中说:“物艺相通,诗、书、画作为一种‘余事’,对我的新闻生涯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它们经常在我审时度势、谋篇布局之际,给我以灵感,给我以启发,其中的妙谛,只可意会,无法言宣。”我想,他讲过的组织报道要前后呼应、发稿要连贯并形成气候、用材料要如同巧串散珠、版面上要硬软搭配,长短相宜等,大概都是缘此而发的吧!

范敬宜一直倡导并力行一种新的新闻文风,他曾为一位新闻工作者的作品集作序,序中指出:“新闻写作要多从文学写作中吸取营养,借鉴文学写作丰富、多样的表达方法,以增强新闻作品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使新闻事实不仅更加可信,而且更加可读、可亲……现在许多新闻之所以不受读者欢迎,不是由于文学色彩过浓,而是由于表达缺少文采,单调、枯燥、僵化,令读者望而生厌。‘言之无文’,结果必然是‘行之不远’”。

“求同则天下无可读之章”

1986年范敬宜在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时候,有一个惊人之举: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个人专栏,而且自己带头写。这一举动现在看似平常,在当时却是比较大胆的,有人批评说这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体现。其实,范敬宜从重返新闻界那天起,就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即便在“蓝笔”变成“红笔”之后,仍笔耕不辍。

作为总编辑,范老也经常听到一些“小报告”,比如说某某人有“毛病”,某某人的文风不怎么样等等。后来他总结了两句话:“人不求全,求全则天下无可用之材；文不求同,求同则天下无可读之章。”在他对“总编辑”的理解中,特别强调“担担子”。他说,新闻工作是有风险的,出问题是很正常的,“有时比较尖锐的东西,登出来以后会遇到种种问题,有的人告状,有的人批评。这时,你作为领导,必须把担子、把责任承担下来。最怕当总编辑的到这时候说自己不知道,那就会给记者留下一辈子的创伤”。

怀念任仲夷

在多年的新闻生涯中,有很多人在范敬宜心中留下了深刻、久远的印象,其中最突出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范老回忆说,任仲夷一到辽宁就首先提出一个“农村抓富”,让农民先富起来。无产阶级怎么能“富”?任仲夷提出一个理论: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在取得政权以前,是领导人民“由奴变主”；取得政权以后,是领导人民“由穷变富”。这在当时,是惊世之语。

“任仲夷一说,老百姓们真是拥护得不得了,这就叫胆略。那时往上告他的人,向中央反映的人,有的是,但是他无所谓,坚持就这样做。”范老敬佩地说,任老是一个十分有肝胆的人,也是十分重感情的人,“他很少说官话、套话,对此,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虽然身居高位,但对下情十分了解……”范老还回忆说,改革开放初期,大约是1980年前后,辽宁的大连歌舞团到上海去演出,演员拿着麦克风边走边唱,当时上海的报纸就评论说,这是“资产阶级腐朽的台风”,“腐朽的港澳台风”,连篇累牍,连续报道,有的地方也跟着起哄。

对此,范敬宜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向任仲夷作了汇报,任仲夷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道:“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怎么说的?”范敬宜说马克思恐怕也没有这方面的论述。任仲夷说,那好吧,既然老祖宗也没有说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站着唱就是社会主义,共产党省委只管唱什么,不管怎么唱!

那次和范老的难忘倾谈,进行了整整一个下午。当门外街头上响起下班人群的喧哗时,范老走出了清香林茶楼。服务员扶着范老走出门外,我没有想到的是,范老推起了一辆半新的自行车。

他说:“我一般都自己骑车,有时也打的。不愿意叫司机,省得大家都麻烦。” （罗海岩）

转自 南方周末 2009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