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我们这个家族过去讲忠君爱国，到了这个时代就是为国为民。”

《鹿鼎记》第三十九回写道，韦小宝做了钦差大臣，衣锦还乡，当地官员建议他在扬州一定要及时行乐，以洗当年“胯下之辱”。韦小宝心想倒也有理，笑道:“依你说，那行辕设在何处才是？”那道台道:“扬州盐商有个姓何的，他家的何园，称为扬州名园第一……”据书中所言，那园子栋宇连云，泉石幽曲，亭舍雅致，建构精美，一看便知每一尺土地上都花了不少黄金白银。韦小宝幼时常在他家高墙外走过，听到墙里传出丝竹之声，十分羡慕，只是从无机缘进去望上一眼。

何家第四代孙、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何祚庥院士

何家第四代孙、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何祚庥院士，后来和金庸笑谈此事，说这并不符合历史真实:“韦小宝是康熙时代的人，而我的曾祖父汝持公是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代的人。他也不是盐商，而是管盐务的道台。”

寄傲舒啸

当时的何氏家族，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光绪帝师孙家鼐为进退与共的三大姻亲和同乡。

“我的高祖父何俊是前清翰林，最盛时做到李鸿章淮军的‘后勤部长’。因平定太平天国有军功，等到论功行赏时便提出希望能给孩子安排一个官职。借助父辈的庇佑，曾祖父何芷舠才20岁就步入了仕途，先后任过盐法道、按察使、道台，同时兼任江汉关监督，都是当时所谓的肥缺。后来朝廷还赏给他正一品封典，诰授资政大夫、光禄大夫。”

做官做到这个地步，正可谓春风得意。没想到光绪九年(1883年)，官运正旺的何芷舠却激流勇退，辞官归隐，在扬州做起了闲淡散人。他购得石涛叠石造园的“片石山房”旧址进行扩建，历时13年建成了一座中西合璧的园林“寄啸山庄”，取义自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倚南窗以寄傲，登东皋以舒啸。

何园胜景，一时之秀

何芷舠为什么要在壮年辞官？他有什么不能明说的“别样怀抱”，需要日日寄傲舒啸？

“曾祖父在江海关的任上处理洋务的过程中，力主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对外国人采取强硬严厉的态度，而他的上司则不敢得罪洋人。他空怀一腔报国之心，眼见清廷腐败无能，愤而归隐。”

记者在何园也听到这样的说法。何芷舠纵是挂冠归去，到底意难平。所以要造一座极自然人文之胜的“寄啸山庄”，在这里游山玩水、放逐自我。

实业救国

“曾祖父在何园度过了18个春秋。本可以安享富贵，终老此乡，逸民适志，诗酒养疏慵。但没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清廷大败，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全中国每人一两。他感到中国要亡了，不能置国家民族安危于不顾。深受洋务派影响的曾祖父于是在古稀之年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不养老了！弃池馆亭林于不顾，带着巨资于1901年率子孙浩浩荡荡南下上海搞工业，立志振兴民族经济，要以实业拯救中国。”

当时的何家究竟有多富？

《红楼梦》第十六回，贾琏、凤姐谈到准备迎接元春省亲，乳母赵嬷嬷曾回忆:“‘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何祚庥五六岁的时候也听家中积古的老高妈说过:“从上海陕西南路一直延伸到外滩的地皮都是何家的。家里请客喝啤酒，要用几辆卡车来运。”

然而何祚庥的大伯父因为不懂得现代科技以及西洋典章制度，上了犹太商界巨子哈同的当，盲目投资把全部家产赔了个净光，整个何氏家族由此开始败落。

大伯父的女儿叫何祚娴，一直内疚于自己的父亲对不起何家。今年她过100岁生日，何祚庥特意给大姐姐的父亲“恢复名誉”:“我不同意把大伯伯叫做败家子。他吃喝嫖赌这些坏习惯一个没有的。鸦片烟也不抽，并非不求上进把家败了，只能说他是走工业化道路的失败者，这也是历史的必然。”祚娴听后大为高兴。

家业毁于一旦，给了何家非常大的震动。痛定思痛，何祚庥的曾祖父决定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即使变卖家产也要送子孙自费出国，攻读现代科技和法律，何家子孙开始大批地赴西方留学。“这些子孙中，出过几位人物。六伯父何世桢、八伯父何世枚都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律系博士，被称为中国海洋法系的奠基人。东京审判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日奥大法官，就是他们的学生。”

这对博士兄弟共同完成的一件大事，就是实现了祖父办学兴教的遗愿，于1924年在上海创办了持志大学，校董事会成员有国民党元老张继、黄兴夫人黄宗汉、南社创始人之一陈去病等。这所大学就是今日举世闻名的复旦大学一部分。

“我的父亲何世杰也是被看中的一个，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祖父母变卖金银首饰送他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学位，学成回国却不幸患重症伤寒去世。”

何世杰去世后，何祚庥的祖父大哭:“家门不幸，我最好的儿子死了。”当时他才两岁，弟弟只有三个月大，何世杰临终嘱托:“不管多困难，一定要让两个孩子念大学。”

“母亲那年23岁，为了实现父亲遗命，四处挣钱供孩子读书。所以我会学科技，中学考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又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这都是重走父亲的求学之路，要完成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走出书斋闹革命

一百多年来，何园走出了不少仁人志士。

“除了高祖父外，家族里另外一位前清翰林就是我的大伯祖父何声灏。抗战时期他是扬州重要的士绅，坚决不愿给日本人当自治会会长，带领全家大小放弃何园避往外地，就像我曾祖父在做重大决定后也是带领全家走，这就是我们的家族精神。”

抗战呼声日益高涨之际，何家子弟也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

“那时候不仅是亡国，已经到了亡头、亡种的境地。国民党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我的家族便发生了一件大事，年仅17岁的堂兄何祚熙突然提出要离家参军。我的伯祖父何声灏心疼孙子年龄太小，不同意他去，我的堂兄便掷地有声地说出了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伯祖父最终拗不过这些大道理，放他走了。他后来成为我的家族中第一位共产党人。”

何祚庥的六伯父何世桢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年轻时也是五四运动的急先锋，曾任上海学生会评议长，全国学联副会长，孙中山是他参加国民党的介绍人。在何园有一张珍贵的历史图片，是1924年5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上海执行部全体人员为纪念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上海莫利哀路中山寓所的合影。照片集中了国共合作史上的一批重量级人物，如邓中夏、张继、胡汉民、汪精卫、向警予、毛泽东、恽代英、邵力子、戴季陶，左七便为何世桢。

何祚庥认为自己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胡汉民据说是第一个介绍唯物史观到中国来的人，六伯父又是胡汉民手下第一员大将。时至今日，不能不说是一个无比微妙的历史巧合。也是何家第一次与“马克思”的亲密接触。

“何家是由科举及第而走向发达的家族，家训中尤其重视对子弟的教育。除了学校的课程之外，每个何氏子弟都要学习儒家思想，但不是念论语，而是念孟子。我小时候，便有一位老先生教我和祚榕、祚康念了两年的孟子。”何祚庥回忆道。

在何家看来，孟夫子之所以比孔夫子重要，是因为“亚圣”高度认同“武王伐纣”式的革命主张，以及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

“所以革命这两个字在我们家族是不忌讳的。我的六伯父参加国民党，堂哥投笔从戎，我们家族并不觉得是洪水猛兽。只是我们那个时候不懂得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什么叫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比我大一些的哥哥姐姐跟着国民党走，等到我们这些人，觉得国民党此路不通，就纷纷加入了共产党。当时我们家族也不觉得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因为共产党的主张也是救国救民。解放以前，我们何家有6个国民党员去了美国，有6个地下党员留下，还有一大堆中间派。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很多，比如宋家三姐妹、周氏三弟兄。

何氏家族内部显然也因“不同政见”发生过国共之争。解放后何祚庥专程去看望六伯父。这位昔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开始愿意与他讨论共产党的理论。

何祚庥选择学物理，也是出于自己的政治抱负。

抗战胜利后，他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主修化学。“我其实很喜欢物理，而且物理成绩要比化学好。为什么会选择念化学呢？因为老师跟我们说，二次大战的焦点就是争夺制空权，而制空权取决于飞机的速度，速度又主要看汽油好不好。因此我认为化学可以救国救民。还有一个原因，坦率说就是因为学化学容易找工作。我两岁就失去了父亲，我的一家，全靠我母亲艰难奋斗。上海化工厂很多，我念化学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毕业后谋个小差事早些挣钱养家。而那时候学物理是找不到工作的，出来只能教中学。就连杨振宁，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毕业后一时不能出国，也只能在中学里教教书。如果是我就更困难了。”

后来为什么又改行念物理，据他说还是报国。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这给何祚庥带来了极大的思想震动:“一看名单，都是全世界鼎鼎有名的物理学家。物理太重要了！我一定要干这个！”

而在抗战胜利后，这些青年学子曾激烈地争论过，中国将向何处去。可在1947年，谁知道共产党会取胜呢？他们当时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南北朝，北平、天津总是在共产党的区域内，何祚庥喜欢共产党，一看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北平招生，就急急忙忙从交通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物理系。

“学化学，关注的是报国和出路的问题。等到我考清华、学物理，就多了一重政治的选择。这就是人生决策。”

我不是一个纯粹念书的人

到清华的第二天，就有中学时代的老同学问他愿不愿意参加一个地下的进步秘密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因为这是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何祚庥回答说:“我参加！”他和一批新同学组织起来办了一份壁报《新报》，到处采访、写新闻，办得有声有色，惊动了地下党，专门来调查这个组织有没有受共产党的影响。经查，参与《新报》工作的同学中只有何祚庥一人是“民青”成员。因而在两个月后，直接和他发生民青关系的上级，突然找他谈话，问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当时我真是大吃一惊。真没想到我的上级竟然是共产党，我参加的组织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青年团。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以后，我终于决定，申请参加地下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前夕，何祚庥已是清华大学理学院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后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龚育之为副书记。

他兴致勃勃地跟记者说:“我们那时候也是潜伏，做假身份证明，送学生出封锁线……余则成是用萝卜刻印章，会留下水渍，我们都用肥皂刻，你听我一说就很内行吧……”

1950年11月，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于光远回母校清华大学召开青年理论学习座谈会。那时的热血青年醉心于阶级斗争学说，何祚庥便在会上提出:“自然科学有没有阶级性？”也许这个与众不同的问题给于光远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何祚庥从清华大学一毕业，便接到通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教育处报道。

“我在中央宣传部是走红的干部，可以直接见部长。陆定一喜欢我，胡乔木也喜欢我。”

在宣传部，何祚庥还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做过“家庭教师”。“共产党进城以后要搞建设，很多领导干部都开始学自然科学。陆定一本来基础就比较好，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高材生，生病期间便想再学点物理。”

何祚庥当时很直率地问:“定一同志，学物理是要用到微积分的，你还记得不记得？”陆定一说:“我还记得。没关系，你尽管用。”每隔一天讲一课，每次讲一个小时，这堂物理课持续了近一年时间。

1951年底，中宣部单独成立科学卫生处，主管全国的科学战线工作。何祚庥的工作便是搞调研、参与制定政策、做科学家们的思想工作等。

“到宣传部工作，物理专业当然是丢掉了。但我绝对不是一个纯粹念书的人。我在科技界不是简单地做了一点科学工作，而是在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起了很多作用，争取了大批科学家站在共产党这一边。”

何祚庥的表姐王承书，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物理学家，我国核同位素分离科学的学术奠基人，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总设计师，被毛泽东誉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女功臣”。她同丈夫的回国便有何祚庥的“一信之功”。

“王承书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做研究员。我们这些搞政治的，总觉得她和丈夫张文裕一味读书，真是一对书呆子。新中国成立以后，王承书很想回国服务，但国外有很多事情一下子摆脱不了，她对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之后究竟怎样也不了解。我有一天去探望她的母亲，听到姑母总在念叨承书不回来。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要把人才争取回国，当场就说:‘我替你写封信。’我就用姑母的口气，写了新中国的种种变化，包括大表姐王承诗被评为模范教师，受到高度尊敬；姑母在北京城里怎么安居乐业。最重要的就是说物价不飞涨了。共产党来了以后，原来米多少钱一斤，现在还是多少钱。姑母抄了一遍寄过去，她一看大为感动，立即动身回国。”

何祚庥写完这封信也没多想，他觉得自己在做一个好事情，心里还很得意，事先没请示，事后也没有特意报告。没想到正好那个时候在整风审干，和外国私自通信没有报告就被当作了一个大问题。“我怎么解释都不相信，我的党小组长就负责审查我的事情。突然之间，我接到一个通知，科学院和中央宣传部商量，希望我和科学院另外一位同志去深圳欢迎王承书教授、张文裕教授、郭永怀教授、李佩教授回国。审干小组长听说后哈哈一笑:‘人家都回国了，我还审查干嘛，可见你没有做了不得的事情。’”

何祚庥说:“我们当时确实是在诚心诚意地为共产党办事，忠实执行党的政策。我在科技界，不完全是科学上的威望，还有政治上的威望。我以前就是地下党。物理学界党员很少，一些重要的科学家都是我发展他们入党的，包括钱三强都是我做的工作。钱三强自己都说:‘小何是我的领导，我的启蒙人。’”

当时中国科学家太少，中央宣传部胡乔木、陆定一的思维就是要团结科学家，争取科学家拥护中国共产党，反映科学家的要求、意见。而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工作，便是具有“两栖身份”的何祚庥去做。“我当时虽然还年轻，但是代表中宣部去找他们谈话，科学家们也知道我上通领导，都很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我们党的领导机关。我前后同一百多位科学家谈过话。”

何祚庥和科学家之间知无不谈。有一次华罗庚便问他:“小何，你马列主义学得怎么样？”何祚庥回答道:“还知道一点。”

华老说:“那你知不知道马列主义有一条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要改造我的思想，首先要改造我的经济基础。”

何祚庥马上回去汇报:华老嫌工资少了！部里立刻给华老增加了工资和特殊津贴。

2008年1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亲手向坐在轮椅上的92岁高龄的扬州籍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吴征镒颁发了“国家最高科技奖”证书。

那么昆明植物研究所是怎么成立的？何祚庥回忆说:“秦仁昌院士找到我，跟我谈了一个小时，力陈云南气候复杂、品种丰富，占了世界物种的60％－70％，应该办一个植物研究所，这是植物界的愿望。我觉得很有道理，回去便写了一个大汇报给陆定一，陆定一批给科学院，马上成立了昆明植物研究所。”

1954年，何祚庥还曾与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罗劲柏三人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写报告建议中国搞原子弹。

我是马尾巴上的“苍蝇”

1955年，中央决定搞原子弹，钱三强教授奉命组建原子能研究所。

这一高度保密的尖端国防工程，科学家既要技术过关，也要政治过关。钱三强想到了他的弟子何祚庥，找到胡乔木希望能把何祚庥调给他。

此时何祚庥已经在中宣部科学处做了五年半的党务工作。对他而言，回去重新做科研，简直是“要命”。“幸亏我过去的科技基础不错。最重要的是在宣传部工作过，跟顶尖级的科学家关系非常好。所以我有什么问题要求教，彭桓武、于敏、邓稼先这些前辈都肯倾囊相授，我也不是太笨学不会。”

但当时中国的政策比较“左”，像原子弹、氢弹这样的国际绝密，只能由苏联专家，培育广大的工农兵子弟来掌握，而不能掌握在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手里。何祚庥虽然早就加入了共产党，但因为出身成分不好，虽然被调到了原子能部门工作，只是做一些“外围”的工作，如基本粒子研究。

但他毕竟还是受到信任的。1959年，核工业部把他送到苏联，参加联合核子研究所的工作。

“中苏关系破裂后，我们认为苏方大量撤退专家，国内必将大量缺乏技术人员。于是这些在苏联联合研究所工作的人打了个报告，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所以我还记得大概的内容，说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回国参加实际工作。当时还很担心别人质疑我们这些出身成分不好的人竟然要钻到这一国际绝密的项目中，是何居心？没想到这份报告送上去后，几位领导马上表示支持。”

何祚庥毕竟还有一段革命的经历。而周光召院士虽然也加入了共产党，但一查社会关系极其复杂，这样的出身能够调来搞原子弹吗？

连知人善任的钱三强教授一听到周光召的出身，也都犹豫起来。当晚他和核工业部刘杰部长通了长途电话，一旁的何祚庥极力担保周光召政治表现极好，尤其是业务能力极强。部里终于打破唯成分论。

何祚庥对记者说:“如果说我有点什么好处，就是我从不妒忌人。原子弹、氢弹几大关键人物都是我推荐的。”

他非常怀念那段全心全意投入的岁月。“我们那时候高度集中工作，不是八小时工作制，而是一天十二个小时，或者更多是十四个小时。攻关氢弹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整天在一起讨论，辩论来辩论去。这个过程中少不得会冒犯对方，说些什么狗屁之类的昏话，但是争论完了，彼此仍是密切合作的伙伴。因为谁也不知道氢弹是怎样的，彼此在辩论中提高了自己的水准，最后就找到了氢弹的秘密。”

史无前例的“文革”浪潮涌来，钱三强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身为钱三强的第一员大将，自然在劫难逃，变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在“文革”期间，坚持留在大陆的何世桢也受到了不公正的监禁审查，于1972年含冤去世。

“刚开始肯定是不理解，我身边确实有不少人都因为想不开而自杀了。但我还是比较理性，坚信这样的混乱长不了，最后就变成了‘看戏’。”

看戏的时候，何祚庥不愿意白白浪费时光，每天无所事事的他干脆和一个挨整的“造反派”合作搞起了“束缚态场论”研究。

一位“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一位“极左”5·16分子之间的合作是如此奇特，有篇传记描述道:“在局外人看来，他们两个人每天一上班，就老老实实地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放着一大堆满是革命口号的报纸，不时在稿纸上记些什么，似乎是在写检查交待或学习体会，其实他们在稿纸上龙飞凤舞写的全是公式……”

1978年，科学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提拔了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在何祚庥作报告的时候，吴有训、周培源、严济慈、张文裕等院长、副院长一齐出席，帮他说好话:“小何这次要当教授了，我们都要支持一下。”何祚庥被越级提升为一级研究员。

“在原子弹、氢弹的理论物理学家中，有些是贡献较大的人士，如周光召院士、于敏院士等。至于何祚庥却只做了小小的工作，但是，由于我是追随着骏马向前飞跑的一只马尾巴上的‘苍蝇’，也就跟上了时代。”1980年，何祚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如此自嘲。

近十几年来，何祚庥以异常旺盛的精力，广泛关注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视野遍布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经济政策、文艺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理论问题。从1995年年起，又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参与揭露各种伪科学、伪气功，揭露法轮功。热情主张发展高清晰度电视、城市新型有轨电车、快速磁悬浮、开发西南地区水电、调雅鲁藏布江水于大西北，发展干净的热核发电技术，和平利用核爆炸技术等，呼吁大力发展风力发电、第三代光伏发电技术等等。

为什么一个科学技术人士，却每每“不务正业”？其他院士的格言都是:“掌握科学真理，弘扬科学精神”、“科学探索永无止境”之类，偏偏他大笔一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引来无数板砖。

记者曾与何祚庥探讨何氏家族与陈寅恪家族的不同之路。同样为封建士大夫家庭，然陈寅恪的学术造诣及其纯粹学者的风骨，在学术泛政治化的今天受到世人的敬仰。“你不要以为陈寅恪不救国，他是学术救国。”何祚庥谈到:“但他年纪比我大，思想更为保守，当然不如我进步。”

他认为经历了国家兴亡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能只是埋头学术。“有些人把我当作纯粹在书斋里做研究。其实我除了喜欢自然科学之外，我还参加了革命。我连地下党都加入了，最重要的政治都参与了，我还不关心政治？我们这个家族过去讲忠君爱国，到了这个时代就是为国为民。”

在何祚庥的《做人、做事、做学问》一书中，他特意写道:“怎样做人，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认清时代，认清社会发展的动向，做时代的积极推进者。”他清晰地记得，自己在1948年1月奉命到解放区学习，学习的最主要的文件是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从而认清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时值建国60周年，他逐字逐句为记者读完了这段文字:“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前段时间热播的《潜伏》一剧让何祚庥深受触动。在回家的路上，他还一再跟记者感慨:“我确实有一点幸运。先是阴错阳差念了物理。即使念了物理，也不等于就会去做原子弹、氢弹。做原子弹、氢弹的政治审查很严格的。所幸我年轻时，一些先进分子给我做工作，争取我参加了革命，此后又在宣传部工作，与顶尖级的科学家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我一开始就加入了共产党。如果像余则成一样，一开始是碰上了中统，而在当时自己肯定会认为这也是干革命，我的人生将会重新改写。”（张静）

转自 新民周刊 2009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