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闻立雕

27.走的人家越来越多

1946年5月4日，全校师生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学校当局宣布西南联大正式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回到北平、天津。

大批教师回平津，学校当局要考虑住房问题。清华决定原则上谁原来住哪座房还住哪座房，但八年来人员有一定的增加和变动，因而还要作必要的调整。我们家原来住新南院72号，那套房子位置好，间数多（仅正房就有八九间），光线足，父亲很满意，很喜欢，常常念念不忘他的“匡斋”、草坪、翠竹，一心惦记着那个新南院72号。不料，前两天学校忽然通知那套房子决定分给两家合住。父母亲听了都很不满意，认为当年孩子们年龄很小时，还住一整座房子，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反而只给半套房子，那怎么能住得下？为此向学校据理力争。5月17日学校终于同意该房仍由我们一家居住，全家人皆大欢喜。

学生一批一批走了，教师们也一家一家陆续走了。

吴晗的夫人患病，急需到上海做手术，天天去机场买票，买了一个月还是买不到，正在一筹莫展为难时，罗隆基从重庆回来了，他当即给航空公司经理写了一封信，说张学良要学明史，莫德惠推荐吴晗去教，事情很急，需立刻飞重庆。“这一招很灵，当天买到飞机票，第二天就到重庆了”。其实，哪里是什么张学良要学明史，完全是一篇大谎言。旧政协开会时罗隆基、莫德惠都是委员，报上常见他们的名字，算得是名人，糊涂的经理就信以为真了！5月7日战友要走了，父亲恋恋不舍地出来送行。吴晗问：“多公！北平有什么事要我办的吗？”父亲还是那句话：“请帮我看看我的那些竹子！”最后，握手告别，说：“再见！两个月后北平再见！”

11日上午，联大最后一批复员北上的同学出发，父亲去送行，同学们都为他的安全担心，要他早走，他反而一再叮嘱同学们一路上注意安全，要多多互相关照。汽车开动了，同学们都向父亲招手，喊着：“闻先生，北平见！”

下旬，我叔父闻家驷一家也要走了。父亲到他家里去看看，兄弟俩话说个没完，在屋里说，分别时又在院子里站着说，像是再也见不着一样。最后一句话也是：“再见！北平再见！”朋友、同事、学生纷纷前来告别，最后握手时也都是这两句话：“再见！北平再见！”谁也没想到这是最后的握手，到了北平只能见到闻一多先生的遗像，而不是闻一多其人了！

其后不久，华罗庚来告别，他劝父亲：“情况这么紧张，大家全走了，你要多加小心才是。”父亲非常感谢他的关心，但是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难道我们还不如古时候的文人……”

到了6月中下旬，走的人家越来越多，我们家也在积极做着准备。根据我们家的实际情况，父母亲也横下一条心决定坐飞机走。一家八口八张机票，这笔钱不是小数字，父亲只得多辛苦多刻图章。白天、夜晚见缝插针地刻，一个图章一个图章地攒钱。

过去母亲一向是我们家的“内阁总理”，父亲只管挣钱不管花钱，这次不同了，他亲自管钱，专门腾出一个小皮箱用来放钱，每凑够一定数量就用细线绳扎成一小摞，放进箱中，再凑够一定数量再用细线绳扎成一小摞，放进箱中。母亲和赵妈每天把家里的锅碗盆瓢、衣帽鞋袜等一切暂时不用的，甚至是必用的日常生活用品，拿到街上摆地摊出售，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轻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多少增添一点盘缠钱。父母亲就是这样竭尽全力，倾注心血地一笔一笔积累盘缠钱。

父亲是享誉中外的著名诗人和学者，生命后期又拍案而起，挺身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爱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昆明市的广大青年同学特别是西南联大同学的心目中，闻一多的声望和威信不是最高的，也是最高者之一。

28.父母亲急忙为我们出行作准备

当时，欲从空中离昆的人家很多，机票非常难买。为解决这个问题，学校统一帮助代购。但是，人口特别多的人家，不能一次满足，只能分批走。6月中旬的一天，学校给我们家送来两张票。父母亲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就决定让我带弟弟先飞重庆。

事情决定了之后，父母亲就急忙为我们出行作准备。我们两个是首次离家出门，远行千里之外，父母很不放心。父亲平时一向不大管我们的衣食住行，这一天晚上好像同平时大不一样，特别不放心，一面给已经先到重庆的好朋友写信，托他对我们俩多多关照；一面一遍又一遍地交代注意事项，告诉我们这次出门大人不在身边，万事要当心；要注意冷暖、讲卫生，别乱吃生冷东西，防止生病；有事多向大人请教；钱要节省着用，不要乱花，要收好藏好，防止丢失，防止被窃被盗，等等。还特别叮嘱我，不要光自己贪玩，要多关照弟弟；多写信，免得大人牵挂；到了重庆，能买到票就先飞北平，到了北平暂时住在叔叔家，走不了就安心在重庆等，他和母亲不久就会来的。那天晚上，母亲在略带昏暗的灯光下，一针一针替我们把钱缝在衬裤上。一边缝，一边嘴里也是不停地做这样那样的交代。她为我缝的虽不是衣，但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的“寸草心”是一样的情，使我感到特别亲切温暖。父亲后来又想起让母亲给我们带上鱼肝油丸，好补补身体。总之，只要我们还没走，父母亲的叮嘱、交代就没完没了。千叮咛，万叮咛，嘱咐了又嘱咐，让我们享尽了慈父慈母的关爱。

当时，我以为全家人不久就能重聚，对这次离别并没有多少伤感，倒是对很快就要回北平，就要坐飞机遨游蓝天感到很新鲜，很刺激，心中备感兴奋、激动。父亲的话，我虽频频点头，连声称是，其实早已心不在焉。

昆明的6月，阳光明媚，风和日丽，大自然好像也充满了温情。20日一大早，吃罢早点，父母亲率领全家人为我们送行。西仓坡宿舍院子相当深，从我们家到大门口约有二三十米远，这个抢着拿行李，那个抢着提箱子，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大门口。我看见过天上的飞机，但没有接近过飞机，上劳作课时，我用木料制作过飞机，但从来没有乘坐过飞机。前几年我们学校有个高班生考上了航校，在美国受训结业驾着飞机回国，我羡慕极了，心想何年何月我要是也能坐上飞机那该多美啊！这天我终于也能上天了，越想越兴奋，心中简直乐开了花。父亲是很重感情的人，我们俩虽然只是短暂的离别，他却也动了感情，当我们坐上人力车开始上路时，他竟然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眼圈湿了。我回头和大家摆手告别，突然发现父亲的眼圈红润了，泪水似乎在他眼眶里闪闪打转，我那颗乐开了花的心，顿时也有些不好受，赶快扭转了头。车夫提起车把开始小跑起来，我再回头看看，父母亲还伫立在大门口，依依不舍地目送着我们。我们原想很快将会在北平重聚，没想到这竟然是最后的一瞥，这次离别后来竟然是我们和父亲的诀别！

最后一批同学走后，联大的同学就基本上走光了。反动派认为此刻是个绝好机会，于是举起罪恶的屠刀向民主人士下手了。此前，霍揆彰曾乘蒋介石决心大打内战的时机，拟了一个针对云南进步人士闻一多、李公朴、楚图南、张奚若、潘光旦、罗隆基等数十人的镇压方案密报南京审批，他心想这样可以干出蒋介石想干而不便干的事，从而获得蒋的赏识和重用。5月，南京发回密电，指示：“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刻，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有了这个尚方宝剑，霍揆彰就放开手脚实行他的杀人阴谋。人所共知父亲在民主运动中谴责反动派言辞最尖锐、最激烈，在实际斗争中发挥的作用及产生的影响也最大，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首先上了红榜。

29.都来劝父亲提高警惕

据现有资料，霍揆彰曾经组织了两个行动小组，一个刺杀闻一多，一个刺杀李公朴。

11日晚10时许，李公朴与夫人从外面回家，行至青云街丁字坡突遭特务毒手，腹部中弹。凌晨1时左右，我们家突然响起了急促敲门声，两个同学前来报告公朴先生被刺了。父亲听了大为震惊，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就要去医院。那时正值午夜，外面漆黑漆黑的，父亲又正在生病，发烧38摄氏度。大家连拉带劝硬把他按在藤椅里。但是父亲再也无法睡觉了，拄着手杖坐着，又悲痛，又愤怒，又着急。

5点左右，父亲实在坐不住了，起身就走，几个同学陪着他急匆匆赶到医院。到了病房李公朴已经伤重不治，于一个小时前停止了呼吸。父亲的眼泪刷刷地往下流，他怀着满腔悲愤一面安慰李夫人，一面在抽泣声中斩钉截铁地说：“这仇是要报的……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公朴永远没有死！”回到家中，嘴里还一直不停地喃喃着：“公朴死得光荣！公朴死得光荣！”

公朴先生被刺后，昆明的形势顿时空前紧张起来，一时间军警林立，特务横行，这里查封，那里抓人，风光旖旎的春城顷刻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社会上盛传下一个暗杀目标就是闻一多；西仓坡宿舍院子里陡然增加了许多不三不四的人，歪戴毡帽的，戴墨镜的，“卖破烂”的……这个打听“闻一多是啥个样子”，那个打听“闻一多穿那样衣裳？穿西装还是中装？”“闻一多可有胡子？”特别是突然出现一个妖魔般的女人（实际是个女特务），长着一副绿里透黄的马脸，像骷髅一般的身子，架着一件长可及地的灰白长袍，手拿《圣经》，口出谰言，不时以装疯卖傻的面貌出现在院子里，时而直奔潘光旦家，时而往我们家闯，或者在两家之间来回窜。哥哥和赵妈一看见她来了就上去阻拦，这家伙一边挣扎着死命往屋里闯，一边喊着要见闻一多，还用她那长长的指甲在《圣经》上指指画画，歇斯底里地叫嚷这里面就有个“易多”，不听耶稣的，没有好下场，“闻一多！你还不快忏悔，就命在旦夕了！”等等。把她轰出去，第二天她又来了。接连几天，天天来纠缠闹腾，有一次还扔下一封恐吓信，说什么中国有大难，共产党是坏人，警告你闻一多，不要跟着走，要是不听老娘的警告，多字是两个夕字，就命在旦夕了。信末尾署名“张柴静一”。

此前，尽管反动派造了不少舆论，但人们并没有太当真，以为敌人不过是吓唬吓唬人罢了，李公朴被刺，人们才意识到敌人真是举起了屠刀杀人了！一时人心惶惶，气氛十分紧张。中苏文化协会昆明分会遭查封，住在协会里面的青年盟员金若年，当时幸好有事外出免于被捕，但一时已无家可归。父亲让他当晚和哥哥一起暂时蛰居在后院厨房旁边的小屋里。夜过三更，潘光旦夫人突然紧急敲窗，呼叫：“大弟！大弟！快来帮我们看看，屋子后面好像有人！”哥哥和金若年连忙拿着手电到屋后检查，并没查到什么人。当时，气氛紧张、恐怖得真是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都非常关心父亲，许多好心肠的人，甚至素昧平生的人都来劝父亲提高警惕，万万不可大意，劝他尽量少出门，少活动，少说话，严防不测。民盟省支部的潘大逵先生也跑来忠告：“暂持镇静，少开会，勿刺激。”一天深夜，一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神色紧张而严峻地前来通报秘密内情说，三青团某人传出消息，南京密电昆明警备司令部、宪兵十三团等机关对于中共和民盟等“奸党分子必要时得便宜处置”。霍揆彰已召集有关机关开会议定开始捕杀，黑名单已经确定，首批暗杀4人，逮捕十数人，都是民盟和民主刊物的负责人，请父亲务必当心，千万少出门，说完不敢多留就匆匆走了。过了几天那位没留姓名的好心人又紧紧张张跑来说，那天晚上送来的消息绝对正确，要父亲千万小心。

30.继续坚持斗争和工作

就在这个当口，昆明市学联主席吴显钺受中共地下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的特别指派，前来转达党的意见，要父亲立即转移、隐蔽。父亲与吴显钺常有接触，但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误以为他此刻前来仅仅是出于学生对老师的关心，吴显钺则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也不便亮出自己真实身份，结果父亲仅仅对吴的好意表示了深深的感谢，但是，拒绝隐蔽、转移。他说：“我们很多人都溃退了，我不能像他们一样，我要坚持战斗。”郑伯克听了吴的汇报，只好叮嘱云南大学的党支部和在民盟工作的党员多多关注父亲的安全，防止发生意外。

母亲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险恶、紧张的局面，吓得全身的神经都紧绷到了极限，精神几乎崩溃，心跳加速。自从结婚以来，母亲和父亲的恩爱，越来越深。在她心中父亲是家里的撑天大树，唯一的靠山。此刻，反动派要杀害父亲，黑洞洞的枪口已经瞄准了父亲！万一父亲真的像公朴先生一样被害，她和五个孩子怎么继续生活下去？她越想越害怕。长期以来她对父亲的拍案而起是无条件支持的，但是这时是生与死的问题，她不得不恳求父亲少外出、少活动，说：“你不要再往外面跑了，万一出了什么事，这么一大家人，我可怎么好啊！”

父亲当然也意识到形势极端险恶、严峻，敌人的子弹每分钟、每秒钟都可能向他射来。他也希望活下去，但是，他从小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文化的熏陶中长大，满脑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之类的生死观、人生哲学，所以，在此生死关头本能地认为只能毅然挺身而出，万一发生意外，也死而无憾。

母亲当时的紧张、恐怖，父亲当然都看在眼里，痛在心中，他尽一切可能用各种言辞，从各个角度向母亲作解释，有时是义正词严的大道理，有时是专为宽母亲的心，减少母亲心理压力的细心解释。他对母亲讲，李先生生前和自己是亲密的战友，现在他为民主殉身，我们不能撒手不管，否则何以对李先生？何以向李夫人交代？何以在世上做人？有时又向母亲解释说，我同李先生不一样，李先生是长期搞政治的社会活动家，搞政治就难免遭人嫉恨；我是个文人，是个教书的，只是用嘴、用笔说几句公道话，反动派不会把我怎么样……有时他又劝母亲不必担心，说不管怎么讲，我总还是有点名气，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有那么多群众支持我、拥护我，蒋介石不敢把我怎么样……后来又对母亲说，反动派杀害了一个李公朴，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要是再杀一个，那就会引起更大的震动，它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所以，反动派还不敢；还有一次他对母亲讲必须坚持下去的道理，说，现在好比是一只船，在大海里遇到了狂风恶浪，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紧紧地把住舵，坚持下去，还有转危为安，到达彼岸的希望。如果撒手不管，听任风吹浪打，那就必然是船毁人亡。所以，现在必须坚持下去。

几天来父亲和楚图南等先生冒着极大的危险，怀着剧烈的悲痛，继续坚持斗争和工作。反动派极端卑鄙无耻，杀了人，还要造谣，散布无耻谰言，诬称李先生“是艾思奇杀的”，是死于李、艾之间的“桃色案件”，是“共产党杀共产党”，等等。早在三四月间，我就曾亲眼看到那个所谓“中国民主自由大同盟”的反动组织在联大附近文林街贴出的墙报，上面造谣污蔑李先生“携巨款来昆，密谋暴动”，“共党分子艾思奇秘密从延安潜昆要找李公朴算账”，当时我还很奇怪，狗特务们怎么把艾思奇也扯进来了。后来才明白这是敌人一箭双雕的极端阴险、恶毒的大阴谋。父亲和楚图南、尚钺等先生冒险紧急磋商，决定要利用一切手段尽快将公朴先生遇害的噩耗传播出去；驳斥敌人对李先生的污蔑，把追悼会改为又追悼又揭露事实真相的“李先生殉难经过报告会”，同时，还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公布李先生被刺真相，揭穿反动派企图嫁祸共产党的阴谋。

31.讲演中多次获得热烈的掌声

《民主周刊》社没人敢去了，父亲说：“我去，不要紧，我去坐着！”《民主周刊》处境艰难险恶，有些人不想出了，父亲说：“不能向敌人示弱，难道李先生一死，工作就停顿了？”他帮助编辑了有关李先生殉难的文稿，并且亲自和大家一起借铅字，安排印刷，硬是坚持又出了一期；与此同时，他也帮助同学们克服重重困难编辑出版了《学生报·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并且为之题了报头，写了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敌人查封中苏文化协会昆明分会时，音乐家赵沨被捕，后来在混乱中逃出了敌人的魔爪无处藏身，父亲“命令”他“住到我家来！”还说：“我们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但我知道你是河南人，就给你煮挂面吧！”那天晚上他在同赵沨的谈话中，再次讲到想去解放区看看。说：“我有一年的休假，我想借此机会，从北平秘密地到解放区去，哪怕是去看一看再回来。”赵沨告诉他北平的青年需要他，那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将来回北平后一定有机会见到“胡公”（这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进步人士对周恩来同志的称呼）。你有什么话都可以向他说啊。父亲高兴地笑眯着眼睛说：“你这一说我可以放心了。”

7月15日上午，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李公朴先生殉难经过报告会”。考虑到父亲的安全，大家一致不让他去参加这个会。父亲认为这个会不是一般的会，无论如何一定要参加，任何人劝阻都不行。最后大家只好妥协，同意他去，但不讲话，来回都由学生护送。谁知大批特务混入了会场，李夫人张曼筠女士怀着极度的悲痛报告经过，边讲边止不住地哭泣，讲了一段之后悲痛欲绝，哽咽不能成声，狗特务们乘机高声尖叫、吹口哨，大肆起哄，搅得会议无法继续进行下去，父亲见状实在忍无可忍，不顾事前商量好的允诺，三步两步跨到主席台前，大义凛然地发表了即席讲演，这就是他那篇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父亲痛斥了反动派，严厉谴责心毒手辣的特务。他怀着满腔怒火，一开口就说：“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鄙，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民的光荣！”

敌人虽然非常猖狂残暴，但是他看得很清楚，充满信心地说：“他们这样疯狂地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还站得住几天！你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按：可能是“你”字之误）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的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最后，他发出刚强的誓言：“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这篇讲演充满浩然正气，掷地铿锵有声，充分表现了我们民族伟大的英雄气概。讲演中多次获得热烈的掌声，最后更是获得了长时间的极其热烈的掌声。

父亲回到家中，习惯地把手杖往里屋门上一挂，转身对母亲笑着说：“你放心了吧！你看，我不是回来了吗？”后来，乘母亲没在意时，不无得意地悄悄告诉哥哥，刚才是去云大开李先生殉难经过报告会去了，会上“人到得很多，特务被我痛骂了一顿”。哥哥听了非常吃惊，问他去开会为什么不说一声，他贴着哥哥的耳朵说：“怕你嘴不稳告诉妈。”

32.父亲应声倒地

其实，那两天担惊受怕的何止是妈妈，哥哥也时刻为父亲的安全担心，进出都尽可能紧紧跟着父亲，为父亲当“保镖”。特别是那个女特务塞给他一封恐吓信，里面七歪八斜地写着“这两天就要你们父子两个的命”等等，哥哥不愿给父亲看，怕干扰父亲的心情和斗争；也不敢告诉母亲，怕母亲更紧张、更害怕。只能暗藏在心中，一个人独自承受天大的恐惧和紧张。他从不吸烟，这天却一根接一根吸个不停，心神不定，老是惶惶不安。15日早上父亲打发他出去给有关的几位先生送信，回来后父亲已经不在了，他正在担心中，父亲回来了，这才放心了。午饭后，父亲告诉哥哥，下午在《民主周刊》社要开记者招待会，他稍微睡一会儿，一点半叫他。父亲睡下后，哥哥心中始终盘桓着女特务那封恐吓信，很不放心，一个人跑到周刊社看了好几次，又到附近的文林街、钱局街等处看了看。一点半父亲自己醒了，楚图南也来了，稍坐了片刻便起身走了。哥哥把他们送到周刊社，父亲要他四五点来接。哥哥回到家中，哪里静得下来？坐下，又站起来，站起来，又坐下；纸烟不知抽了多少根，屋子里，院子里不知来回走了多少遍！本来同暂住我家的庄任秋约好，到时候一同去接父亲，但是，刚刚三点半就熬不住了，独自急速前往周刊社。里面招待会还没有结束，他就在门口转来转去，焦急地等着。

那天的记者招待会很不正常，有些人故意提一些挑衅性的问题，可以看出会场里已经混进了一些冒充记者的特务。父亲和楚图南等感到气氛不对头，大约将近五点时便宣布结束了招待会。为了避免两人同时遇险，父亲让楚图南先走。楚图南是个老地下工作者，地下斗争经验丰富，他出了周刊社很快就闪进一家理发店，从后门溜了出去。父亲略等了几分钟，让哥哥出去看了看，没有看到什么不正常的现象，便和父亲一起离开了周刊社。哥哥买了一份晚报，边走边看，两人并排着一步一步向西仓坡宿舍走去，四壁没有一个人影，宁静得瘮人。

其实，这时特务已将这一带戒严了，他们就埋伏在西仓坡宿舍对面的粮仓里。当父亲和哥哥走到距宿舍大门只有十几步远时，突然枪声大作，父亲应声倒地，哥哥立刻扑到父亲身上，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父亲，狠毒的特务们，又向着哥哥开枪，直到把哥哥打得从父亲身上滚了下来，又对着父亲连补数枪，然后扬长而去。继李公朴被暗杀后，又一件举世震惊的惨案发生了！地点：昆明翠湖之滨，西南联大教职员工宿舍门口；时间：1946年7月15日下午5时许。

我的父亲，一代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在长子的陪同下在家门口遭多名国民党特务的突然枪击壮烈牺牲，儿子以身体掩护父亲，连中五枪（胸部三枪，左右腿各一枪）生命垂危，后经抢救生命是保住了，但腿部落下了残疾。母亲遭夫死子伤的沉重打击，悲痛欲绝，心脏病猝发，卧倒病榻，身心濒于总崩溃。但是，她以最大的毅力坚持下来了，她说：“不！我要活下去，孩子们还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报！”

当时家里得力的青壮年只有阿庄一人，他因为准备跟我们一起去北平，已经搬到我们家来住了。他立即冒着生命危险（特务在现场还进行了恐吓）冲到现场抢救。后来陆陆续续来了一些热心人，大家共同出力帮助把父亲和哥哥送往医院。在整个抢救过程中阿庄从开始找人力车，往医院送，应付调查采访，到后来在医院里照看伤病的母亲和哥哥，前后跑腿，服务等等，做了大量工作，尽了跟亲生儿子一样的义务，在我们家最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帮了大忙。母亲后来怀着极端感激的心情说：“当时得亏有小庄，他真是帮了好大的忙啊！”阿庄是个有心人，他不仅在现场积极抢救，在医院热心照顾和服侍母亲和哥哥，而且在百忙之中逐日记下了详细的日记，这是迄今唯一的一份当事人的亲笔资料，有着极高的文献价值，弥足珍贵。

33.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6月20日我和弟弟飞抵重庆，住在上清寺清华大学临时招待所里。7月16日清晨，我们下楼去吃早饭，可是，一来到饭厅就感到与往日大不相同，一双双眼睛都紧盯着我们两人，大家的表情严肃而沉重。我们坐下，一位先生声调异样地问：“你们还不知道吗？”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时间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那位先生把一张报纸送到我面前说：“你们看看吧！”我和弟弟仔细一看，头版头条赫然一串黑字：“闻一多遭暴徒狙击毙命，公子闻立鹤身负重伤，生死不明。”这消息像颗炸弹命中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炸得粉碎。弟弟顿时抽泣起来，我气愤得欲哭无泪，不知怎么竟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还不如把我哥哥也打死！”

得悉父亲殉难，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去，在母亲和家里最悲痛，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刻，我必须立即回到母亲身边去。我那时还很年轻，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一时有点不知所措，后来想到父亲是民盟的成员，应该去找民盟、找共产党、找自己人。那时民盟中央已经迁到南京去了，但是民盟中央办公地点还在，我们找到他们之后，果然，他们见到我们就像见到自己家亲人的孩子一样，史良等几位还没有走的民盟领导人接见了我们，对我们非常关心，让我们马上搬到他们那里去住，指定专人在生活上对我们百般照顾。同时他们感到，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帮我们用闻一多儿子的身份多方面展开活动，声讨和抗议反动派杀害父亲的罪行。

7月17日，我们在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记者胡钊及《新华日报》记者谢韬的帮助下，撰写了《谁杀死了我的爸爸》。次日这两家报纸和重庆的《大公报》《世界日报》《新民报》《商务日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等许多报纸都刊登了我们的文章，后来全国各地许多报纸也都转载了这篇文章。身受重伤的哥哥在医院里看到这篇文章激动得流着热泪赞扬说：“老二这篇文章真写得好极了……切实！扼要！感情！”

19日，民盟的同志又帮我和弟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控诉反动派杀害父亲的万恶罪行，呼吁严惩主凶。28日重庆各界6000余人隆重举行李、闻追悼会。我们俩出席了这个会，弟弟作为死者家属在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弟弟那年才15岁，小小年龄讲话却催人泪下，非常感人。他说：“记得在昆明一二·一惨案时，也有这样多的挽联，这样多的花圈，这样多的人。爸爸那天对我说，他们死得好惨啊！现在，想不到爸爸也死得好惨啊！”讲着讲着哽咽不能成声，台下也是一片抽泣声，许多人拿出手帕擦拭眼泪。少顷，他接着讲我们并不孤独，因为有这么多朋友。突然，他提高了嗓音：“我爸爸被杀死了，有人造谣说是共产党杀死的，是什么地方人士杀死的，还有人说是爸爸的朋友杀死的。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痛快地说，是我哥哥把我爸爸杀死的！”台下掌声雷动，群众愤怒到了极点。最后他说爸爸死了半个月了，现在还没有捉住凶手，呼吁大家援助我们，强烈要求取消特务组织，严惩凶手！全场怒火高涨，“取消特务组织！”的口号此起彼伏。

父亲被刺逝世，举世震惊，全国人民无比愤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驰电吊唁慰问。周恩来等中共和谈代表也打电报给母亲。1949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评美国政府的白皮书时又赞扬了父亲，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18日父亲遗体火化，骨灰一部分撒在了滇池，大部分带回了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安葬于八宝山烈士公墓。全国解放后直接参与杀害李闻的凶手先后落入人民法网，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转自 新民晚报 2009年6月20日－6月26日（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