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闻立雕

20.迫使他不得不呐喊

那天在课堂上他不讲事先准备的教材，而是向同学们讲途中所闻所见：“你们看那些捆着的，拉着的，用枪压着走的，一个个瘦成什么样子？腿干儿这么细！”他一边讲一边把手举起来，用拇指与食指对成个小圈圈比画着。“每一次看见这种形象，我就像受刑一样！……如果谁还无动于衷，简直没有心肝！所以啊，我们不能不管了！”有一次，他恰好碰上一个下级军官正在用皮带抽、用皮鞋猛踢一个倒在地上的士兵。他实在看不下去，怒吼着上去拦阻，斥责说：“你自己也有父母兄弟，你难道没有一点人性？”不料那个气势汹汹，满脸横肉的家伙竟把父亲横了一眼，讥讽了一顿，反而对那个士兵踢打得更凶了。父亲气得浑身发抖，久久不能平静。回家说给母亲听时，还抑制不住地火冒三丈。母亲劝他说：“现在的世道就是这样，何必生那么大的气，小心气坏了身体。”父亲气呼呼地说：“不是你的儿子，你不痛心！”

以上这一系列黑暗腐败事例教育和激励了父亲，迫使他不得不呐喊、控诉、呼吁！他说：“国家糟到这步田地，人民痛苦到最后一滴血都要被榨光，自己再不出来说公正话，便是可耻的自私！”“不为他们讲话就太没有人性了！”

父亲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影响到他的文艺观也随之产生了变化。他在课堂上赞扬田间的诗和稍后给臧克家的信以及后来对新诗社成员们的谈话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1943年夏季，联大的英籍教授罗伯特·白英约父亲与他合作编辑出版一部《中国新诗选》，父亲欣然应允，并且大量收集近现代诗人的诗作。朱自清为此向父亲提供了一本诗集，父亲从中看到了田间的诗，非常赞赏。田间是在敌后根据地的诗人，他的诗大多写的是根据地人民生产和抗日斗争的事，字句短促有力，字字铿锵。父亲看了后非常高兴，也非常惊讶，说想不到好几年没有看新诗，新诗已经写得这样进步了！称赞田间的诗是鼓的声音。9月里，新学年开始后的一天，父亲在课堂上一边激情洋溢地朗诵着田间的诗，一边热情赞扬田间的诗是“鼓的声音”，说诗人那些一句句朴质，干脆，真诚而有斤两的话，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没有“弦外之音”，没有“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半音，没有玩任何“花头”，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活着。他说我们这个时代沉醉在软弱的弦调太久了，现在是需要鼓的声音的时代，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他联系自己的情况说：“抗战六年来，我生活在历史里，古书堆里，实在非常惭愧，但今天是鼓的时代，我现在才发现了田间，听到了鼓的声音，使我非常感动……诸位想想我以前写的是什么诗……田间实在是这鼓的时代的鼓手！他的诗是这时代的鼓的声音！”后来他还写了题为《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的短文，进一步阐发他的看法和想法。同学们听了他的课都非常受鼓舞，对他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不仅十分惊讶，而且非常钦佩。

田间是共产党诗人，父亲竟然在课堂上公开赞扬共产党诗人，这不仅说明父亲对诗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还说明他不问政治的态度特别是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发生了大变化，其意义非同寻常。

这个时期父亲大有发现新大陆之感，心情很不一般。11月25日他给臧克家写了一封回信，对他这位当年的得意门生说：“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他告诉臧克家：“……经过了十几年，到现在我的‘文章’才渐渐上题了。”“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近年来我在联大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

他在信中向学生诉说：他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他的地壳，放射出火和热来。可实际上他这封信就表示火山已经爆炸了，而且爆炸的当量和震撼力极大。

21.政治态度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

一堂课，一封信，标志着父亲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大体上从这时开始，他一反常态，毅然拍案而起，振臂疾呼，接二连三地发表演说、杂文，猛烈批评黑暗，抨击时弊，火气之旺，言辞之激烈，前所未有，而且从联大圈子里喊到圈子外，影响远及重庆、桂林等大后方城市。这次变化来得快，来得猛，变化前后差幅之大，连许多老朋友都备感惊诧，不可思议，难以理解，似乎转瞬间变了一个人，就像他自己曾经说过的“与曩日之教书匠判若两人”。父亲当年曾经总结经验说自己“不能适应环境”，“向外发展的路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而且态度非常坚定，雷打不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然而，这次却一下子从“不能不向内走”转变成了“不能不向外走”，“内”“外”一字之差，却是根本态度上的巨变。

物价连续暴涨，货币不断贬值，联大的许多教授生活都非常困难，不得不另想办法弥补不足，其中有些人就到中学去教书，沈从文、朱自清先生就是如此。当时昆明有个相当有点知名度的省立昆华中学，校长事业心比较强，也颇能体贴联大教授们的困难，听说父亲的情况后表示愿意聘请父亲到该校担任高三班国文课老师，每月不但可以给一石米、20块云南“半开”（云南当时自己发行的一种硬币，两块合一个银圆）的报酬，而且还可以给一套房子住。这时天上有飞虎队保护，日本飞机已不敢来了，安全已不成问题，于是，1944年5月我们一家便离开住了三年多的司家营，迁到了昆华中学。

我们家在昆中居住的时间并不长，从这时到1945年1月离开，总共只有七个多月的时间，但这七个多月对父亲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七个多月，许多事对他来说意义重大而深远。在这里他完成了从学者到斗士的转变，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徒的转变，完成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质变。

夏末秋初的一个夜晚，吴晗突然来登门拜访，这次造访对于父亲进一步思考问题，寻找答案，改变单干，向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迈出了一大步。

吴晗和父亲都是清华人，但年龄相差10岁，专业也不同，特别是1937年至1940年，他在云南大学任教，后来又去川南叙永县联大分校教课，平时和父亲素无来往，没有什么私交，他的突然来访，父亲深感意外。

吴晗本来对父亲拍案而起就很钦佩，早想有机会与父亲相见，当然非常高兴去实现这一任务。那天晚上两人一见如故，越谈越投机，几乎在一切问题上看法都完全一致，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谈兴仍未尽。关于加入民盟的问题，父亲最初受君子不党思想的影响，以及对已经入盟的个别人有些看法，不大想参加，后来经过深入交谈，渐渐认识到现在好比是救火，不管是谁，只要是来救火的就可以互相携手，同心同德，一起来灭火，最后终于想通了。那年秋，由吴晗、罗隆基介绍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

从那以后父亲和吴晗成了并肩战斗的战友，亲密无间的同志，民主运动中的许多事情都是两人一起做的。后来我们两家恰好又同住在一个院子里，斜对门，有什么活动两人总是并肩而行，同去同回，不是这边喊一声“春晗，走吧！”就是那边喊一声“多公，时间到了！”那时候进步同学召开的集会他们两人几乎是每会必到；到了，两人就必然要发表演说；发表演说就必然要猛烈抨击专制腐败。一个热情洋溢，声如狮吼；一个火力十足，猛如虎啸。起草宣言、声明一类文稿，吴晗拟稿，父亲润色；民盟的工作，两人都是支部委员，一个负责宣传，一个负责青年，两人都是民盟与民主青年同盟的联系人。总之，两人配合得很好，思想和行动相当一致，甚至相约将来一起申请参加共产党；民主实现后，一起回到书斋好好读书搞研究。即使是生活上两家也处得很好，我们家经济接不上茬了，吴晗一定会不管多少要挤出几个钱来救急；吴晗的夫人袁震常年有病，逢年过节，我们家做点好吃的，也一定会端上一碗两碗送过去。

22.也很注意适当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

父亲关心国家大事，奔走呼号，伸张正义，并不是就把我们兄弟姐妹抛在一边，不闻不问，置之不理了。爱儿爱女，是人之常情，天下父母，概莫能外。平时，在家里，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全是母亲操心、经管，父亲基本上撒手不管，我们好像感觉不到多少父爱，其实，舐犊之情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中。父亲常说大人身体已经长定了，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是需要营养的时候。因此，他总是宁可自己吃少点，吃差点，尽量让我们多吃些，吃好一点。1945年弟弟、妹妹也考进了联大附中。那时候我们家由于长期经济窘困，全家大小都像孔夫子一样三月不知肉味（其实何止三个月，已经不知几个月了），个个营养不良。我们附中的隔壁是一家专营牛肉饭食的餐馆，那边烧牛肉、炖牛肉的香味不时飘过墙来，惹得人馋涎欲滴。一天，父亲来到学校看望弟弟、妹妹，并且把他们领到这家馆子，一人要了一碗牛肉面。父亲坐在一旁，双手按着手杖，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大口大口咀嚼吞咽那热腾腾，香喷喷的牛肉和面条，嘴角不觉显出轻轻的微笑。这时弟弟妹妹突然发现父亲没有吃，奇怪地问：“爸，你怎么不吃？”父亲若无其事地回答说：“我不饿。”其实，父亲何尝不想也尝尝鲜？但他囊中羞涩，舍不得花那个钱。

抗战胜利后，我们复员回北平时，因为一时买不到那么多机票，不得不分批走，我和弟弟先飞重庆，在那里等全家人到齐了一起回北平。1946年6月29日，父亲于百忙之中用铅笔匆匆给我们写了一封300多字的短信，信中简要叙述了家中的近况和他自己力争早日北上的心情，最后在信尾特别提醒我们：“小弟的皮鞋买了没有？如未买，应早买，因为北平更贵。”后来我们知道他那几天特别忙，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他夜以继日忙着起草宣言，开会，发表演说，登门征求签名，尽最后的努力挽救和平，与此同时还要接待来客，向留昆的同志移交工作，赶刻印章，以便多积攒点盘缠供搬迁使用。总之他忙得马不停蹄，焦头烂额。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想着给弟弟买皮鞋的小事！

父亲除关心我们的饮食和身体健康外，也很注意适当满足我们的精神需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云南成了东南亚战场的大后方，昆明城里美军陡然增加，美国商品、美国文化也随之大量渗入，各大影院接二连三地播放美国电影，一时间校园里无形中掀起了一股美国电影热，见了面常常谈论哪个片子看了没有，哪个片子的英文名字是什么，男主角是谁，女主角是谁等等，这种状况对我们孩子们当然有相当大的刺激和吸引力。自从我们家搬到了农村以后，好多年没看电影了，这时我们迁回了城里，父亲兼课又治印，我们家经济窘困的局面逐渐有所缓解，这时不免滋长起想看电影的念头。父亲很理解我们的心情，有一次影院里上映美国片《碧血黄沙》，故事讲的是一个西班牙青年为生活所逼，冒着生命危险去当斗牛士，结果惨死在牛角之下。父亲大概是听到朋友们的议论和介绍，主动带我们去看这部片子。该片的情节、色彩与演技都相当好，具有很大的感染力。结尾是一个特写镜头：斗牛场的黄沙地上，浸润着一摊殷红夺目的鲜血。这个结尾给人很强烈的刺激，久久难忘！回家的路上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这时，父亲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变，看了这部电影他深受触动，边走边对我们谈观后感，大意是说穷苦人为了活命，不得不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供老爷太太们欢笑取乐，这个社会哪有一点公理？

后来还有一次，我们全家都到了电影院，却什么也没看上又很扫兴地回去了。当时市内各电影院为了招徕观众，星期天专门开辟了优惠早场，票价比平时便宜得多，因而，许多人都在这一天赶去看早场，我不免阵阵心动。但是，我平时贪玩，功课不好，想看电影但不敢去向父亲提，就怂恿弟弟、妹妹去提，他们年小，一撒娇父亲往往就同意了。有一次，父母亲决定带我们去看星期天早场，并且要我和哥哥提前去买票。一家人非常高兴，我们俩第二天一大早就爬起来，匆匆吃了早点就兴致勃勃地快步直奔电影院而去。

23.把蓄了八年的胡须剃了个精光

那时我们家住在城西环城公路边昆华中学校内，几家比较著名的电影院“南屏”、“大光明”、“昆明”等都集中在南屏街一带，从我们家到那几个影院差不多要穿过当时的半个昆明城。等我们喘着气到达影院售票大厅时，发现已经开始售票，大厅里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我们俩当时也算得是还有点力气的年轻小伙子，立即向窗口发起冲锋。无奈，就是挤不到售票窗口前面去。眼看父母亲和弟弟妹妹很快就要到了，可票还是买不到，急得我们大汗淋漓，没有一点办法！正当我们手足无措之时，几个蓬头垢面，敞胸露臂的家伙，一边大把大把地擦着汗，一边凑过来问：“可要买票？我们可以代买。”那时候各影剧院门口都有一批票贩子，结成团伙，靠人多力大（若干人掩护一个人）保证能买到票。他们或卖黑票或为人代购赚取高额佣金，特别恶劣的是他们还常干些坑蒙拐骗的勾当。我和哥哥一则是没经验，二则是实在没办法，只好谈妥条件请他们代购。他们拿到钱后一溜烟就挤进人群里去了，开始我们还很警惕，两个人四只眼睛紧紧盯住他们。但是，谁知厅大人多，万头攒动，从背后看人的后脑勺都差不多，一眨眼的工夫，就区分不出来了。我们左等右等都不见人，感到情况有点不妙，慌忙在厅里四处找。然而，哪里能找到一点点踪影？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上当受骗了！那几个家伙乘混乱之际早就拿着钱溜之大吉了！

正当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之时，父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兴致勃勃地到了。他们满以为我们已把票买好了，准备接过票就入场，没想到我们双手空空，不但票没买到，连钱也叫人骗走了。出现这么个局面，父亲完全没有料想到，发火也不是，埋怨也不是，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看不成电影，那就回吧！”

没办法全家人只好望影院兴叹，打道回府。大家欢欢喜喜乘兴而来，垂头丧气败兴而归。我和哥哥灰溜溜地走在后面，又懊丧又气愤，又内疚又惭愧，心中很不是滋味！这次看电影，没看成比看成了给我的印象还深！

父亲思想转变后看电影也都很重视其政治性和思想性。1945年4月底，昆明各影院都在放映《一曲难忘》，那是一部描述波兰音乐家肖邦的传记片，该片生动地表现了肖邦如何爱国，如何怀着高度的爱国激情带病弹琴以支援革命，以至于累得鲜血吐在了琴键之上。影片摄制得非常成功，非常感人，父亲非常推崇、赞赏，接连看了三次，还积极向别人推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报童举着号外，一路上边跑边叫：“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胜利了！胜利了！”熬了八年艰难岁月的中国人民，终于见到了这一天！消息传来，昆明城内万众欢腾，人人喜笑颜开。这一晚上昆明人几乎狂欢了整整一个通宵。那天父亲并不在城里。我们家虽然搬进了城，但文科研究所还在司家营，那天他恰好有事又去了文科所。当年收音机还很不普及，胜利的消息所里还都一无所知。第二天一大早，哥哥和研究生王瑶不约而同地怀揣号外，匆匆奔往司家营报喜。所里诸“秀才”先生得此喜讯，一下子炸开了锅，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啊！父亲乃是情感丰富，易于冲动的人，没给任何人打招呼，独自一人直奔附近的龙泉镇，找到一家理发店，把蓄了八年的胡须剃了个精光。理发的师傅都觉得可惜，他却毫不犹豫地像下命令一样：“剃！剃！全都剃掉！”

当天他在哥哥的陪同下急忙回到了西仓坡。一进宿舍院子，正在玩耍的孩子们发现了奇迹：闻爷爷的胡子没了！一个个学着美国大兵，伸出小手跷起大拇指叫喊：“顶好！顶好！”吴晗闻讯过来看这位亲密战友，见他的胡须没了也颇为惊诧。问他怎么现在就把胡须剃了呢？父亲笑眯眯地回答：“实践诺言啊！”吴晗直摇头，连说：“剃早了！剃早了！”吴晗认为现在还不是庆贺的时候，内战的阴云正笼罩在全国人民的头上，只有和平民主完全实现的那一天，才是我们大家应该欢腾庆贺之时！

24.从内心里对毛泽东先生无限钦佩和敬爱

吴晗的话说得很对，日本投降了，不等于中国人民就可以从此过上和平安定幸福的好日子了。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定大计”。8月28日毛泽东飞赴重庆，开始与蒋介石谈判。全国广大群众一方面以为和平可能有望，另一方面又深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父亲终日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而忙碌，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说，写文章，草拟通电、宣言等文稿，外加刻图章，接待来客来访，深夜还要看“禁书”……忙得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饭都吃不好，觉都睡不安。国共这次谈判时间长达43天，其间又多是秘密会谈，不登报，不上广播，各界人士得不到一点消息，不知道谈判进展究竟如何？特别是对毛泽东深入虎穴，与虎谋皮，无不时刻牵挂，生怕夜长梦多出问题。每天报纸一来，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展开，一看谈判进展如何，二看有关毛先生的消息。

父亲同毛泽东没有过任何接触，但是“毛泽东”三个字在他心目中并不陌生。他听李公朴讲过1938年到延安，毛先生如何亲切接见他和夫人，并且在李夫人张曼筠女士的《长城》画上题写《六盘山》；听张光年谈过延安和毛泽东；另外，从斯诺《红星照耀中国》里栩栩如生的介绍中，他也相当生动具体地了解了共产党、延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还看到了毛泽东的照片，他看到那些照片，内心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近一两年来，父亲阅读了毛泽东的多篇文章、论著，深深地为书中的道理和文风所折服,从而从内心里对毛泽东先生无限钦佩和敬爱。这一次毛先生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表现出来的弥天大勇和伟大精神，令他情不自禁地在心里感叹真是“可钦！可佩！”“可钦！可佩！”毛泽东在重庆停留的时间越长，他越不放心。有几天报上没有毛泽东活动的消息，他就在家里念叨：“怎么搞的，怎么还没谈完？千万可别出什么事啊！”直到国共这一轮谈判结束，毛泽东平安回到延安，他才仰天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总算平安无事啊！”胸中那颗时时悬吊着的心才彻底放了下来。

国共谈判接近尾声之时，10月2日，蒋介石突然以闪电般的手法，由警备司令杜聿明指挥邱清泉的第5军，武装改组了云南省政府。龙云被调往重庆，名义上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实际上软禁了起来。昆明的形势瞬间剧变。云南省党政军大权全部被蒋介石的嫡系亲信掌握。华岗立即撤退转移，不久张光年也匆匆离去。华岗临行前，特别叮嘱父亲和吴晗形势已发生变化，今后行动要谨慎，注意保存力量。

昆明的反动派掌权仅仅一个多月，就开始向民主进步力量进行血腥大镇压。12月1日反动派纠集了数百名特务、暴徒、党棍用石块、刺刀、手榴弹向联大新校舍、师范学院、工学院及联大附中等处凶猛进攻，打死师生四人，打伤数十人，这就是当年震动了西南大后方的一二·一惨案。同学们无比愤怒，立即针锋相对地采取了严厉的反击措施，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宣布总罢课，提出严惩凶手等条件，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斗争历经三个多月，最后迫使反动派将肇事主犯关麟征、李宗黄分别调离，全文公布联大常委梅贻琦和云南大学熊庆来校长说明事实真相的谈话，云南省当局承担医药费和丧葬费等条件后胜利结束。

父亲在这场斗争中坚决和同学们站在一起，共同战斗，并且在斗争中发挥了重大而特殊的作用。他从头到尾热情支持广大同学的斗争。同学们要开会反对内战，他完全支持；反动派打死打伤同学们，他当即赶往医院看望、慰问；并且发表讲话怒斥民国34年12月1日这一天，是比民国15年3月18日“更黑暗更凶残的日子”。同学们用罢课抗议反动派的暴行，他坚决支持。举行烈士入殓仪式时，他是主席团的成员之一。同学们设立灵堂吊唁烈士，他怀着巨大的悲痛和愤怒，带着母亲两次前去吊唁，又捐款又献挽词——用篆体字书写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最后举行大规模出殡时，他和吴晗等同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队伍回到墓地，烈士灵柩下葬时，他像宣誓一样地发表了即席讲话。

25.我们全家几乎都投入了战斗

作为学校的教授，父亲又尽量在教授群体中，特别是在教授会内部做工作，以配合学生的斗争。教授们中的焦点是要不要罢教？当时绝大多数教授对反动派冲进学校打杀学生都非常气愤，对学生很同情。他们大多是欧美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校园神圣不可侵犯的看法，认为反动派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必须有所表示。但是，他们又有许多顾虑，不愿同政府对立，不愿罢教。父亲和吴晗、张奚若等先生及国民党内的进步教授周炳琳、钱端升、贺麟等先生坚决主张罢教，极少数国民党和三青团的骨干分子，以及某些站在反动立场上的教师则坚决反对罢教，其中蒋介石派来的傅斯年最反动。傅斯年是教育部新任命的代理北大校长，他奉蒋介石的命令从重庆回来“调解学潮”。他不仅反对罢教，而且限令同学们立即复课，更为恶劣的是他还煽动教授们用全体辞职逼压同学们复课。进步教授同那些反罢教派先生们展开尖锐激烈的辩论和斗争。但是进步教授人数较少，几个人要轮番发言。父亲是教授会书记，别人发言他要做记录，不可能多次发言，急得没法，幸好张奚若既有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气概，又是一位天才演说家，他多次起来舌战群儒，口若悬河，纵横捭阖真为少数派壮了场面。那天，父亲回到家中谈起会场上的斗争，喜形于色地对张奚若大加赞扬：“今天幸亏有张先生，不然真要把我急死憋死了！”其他几位先生也都作了最大的努力。那个钦差大臣，动不动就拿蒋介石来压人，父亲实在忍无可忍，就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傅斯年竟然恼怒得耍起无赖来，大叫：“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在全体教授面前，大失体统，大丢其人！经过激烈的面对面交锋，最后罢教没有通过，但是通过了“停课七天”的折中方案。

在运动的后期，父亲还有一个特殊的贡献，就是争取到校常委梅贻琦站在比较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发表了重要谈话，使运动得以善始善终地结束。

在父亲的率领下，我们全家几乎都投入了战斗。家里除了母亲、保姆和上小学的小妹外，父子五个都战斗在第一线。大哥是联大的学生，一二·一那天他和同学们一起勇敢地守卫新校舍大门，爬到墙头上向暴徒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小腿被一颗石块打中，回家时一瘸一拐的，母亲看了好不心疼，父亲则连连称赞他勇敢。后来他参加了宣传队，在街头剧《凯旋》中饰演日本军官冈田大佐，戏虽不多，但鬼子的那副凶狠残暴，可憎可恶劲，演得惟妙惟肖。我既当过宣传队员，上街唱过歌，发表过街头演说，也当过附中罢委会联络员。特务、暴徒攻打联大新校舍和附中的那天，我和阿庄恰好受派去某中学传达“罢联”关于暂停街头宣传，主要在校内活动的决定。我们回到附中，看到学校被袭击的惨状才知道敌人在那一天制造了血腥的暴行。随后我们两人几乎天天随宣传队上街作街头宣传。弟弟和大妹妹则在联大同学带领下满街跑着卖《罢委会通讯》，出去时一书包报纸，回来时往桌子上一倒就数钱。总之，父子几个都在战斗，一家人常常忙得饭都吃不到一起。母亲虽然没在第一线，但她的心时时刻刻牵挂着运动，牵挂着那些在火热的斗争中的广大同学和大大小小亲人。父亲去灵堂祭奠，她也一同去，在门口捐款台前，她也积极捐了款。因此，她虽算不上战斗在一线的成员，但也是与运动分不开的一员。

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决心发动全面内战，消灭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内战到了千钧一发的最危险的时刻。父亲和全国人民一起为抢救和平做最后的努力。与此同时反动派对国民党统治区也加紧了法西斯控制，云南的警备司令霍揆彰表现得特别狠毒恶劣，早早就阴谋策划了镇压行动。

霍揆彰既加强对进步人士的监视，又经常对进步人士实行突击查抄。我们家有许多进步书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禁书，反动派查出来是要惹出大麻烦的。一天，吴晗忽然捎过话来说，这两天外面风声很紧，据内部信息敌人要进行突击大搜查，赶快把家里的“东西”“紧急处理”一下。父亲得悉后立即行动起来。

26.这是反动派举起了屠刀的一种信号

我们的屋子前面有两扇窗户，光线主要从那里照进来；里屋的后墙上有个小窗，窗外两步远就是本宿舍的围墙，房屋与围墙之间是一条很窄很窄的死巷道，平时很少有人进去。由于围墙与房檐等高，挡住了光线，小后窗实际上形同虚设，没任何实用价值，常年总是关得死死的。得到风声吃紧的消息，父亲立即思考如何妥善应对，他环顾这一间半屋子，只有几件极其简陋的家具，实在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隐藏那些宝书。厨房旁边倒是有两间小屋，但里边也是除床板、一张小课桌外空空如也。父亲想来想去，最后，目光落在了那扇毫无使用价值的小后窗上，忽然想到那不是藏东西的好地方吗？平时没有用，此时此刻则可以派上大用场了。于是，他迅速掀开褥子，把下面那些“禁书”一股脑全拿出来，用报纸包好，拉开后窗，叫来弟弟，让他翻出窗去，把“东西”放在夹道里一处比较干燥的地方，然后用一些瓦片盖在上面。他反复叮咛弟弟，一定要藏好盖严，千万不能让人发现。弟弟藏好书，跳进室内，父亲把后窗按原状关好，不留丝毫痕迹。这一天大家提心吊胆地度了过去。这次，敌人虽然没有来，但它是反动派准备迫害进步人士的一个信号。

1946年3月23日，蒋介石对西南联大三青团员没有对张奚若、闻一多等“不法教师污辱党国”“加以还击”十分不满，曾对他们严加训斥，“言辞之急噪、冲动，以致失态”。1946年6月25日接见梅贻琦时，又问到闻一多等人的情况。至于国民党中央各有关部门和云南省的密报就更多了。1944年10月国民党组织部长陈果夫在给军委会办公厅的信中点名说，闻一多等人的演讲“均系反对本党及攻击现政府之荒谬论调”；1945年元月特务头子康泽在给朱家骅的信中说：“发言者，以联大教授吴晗、闻一多等，措辞偏激，攻击本党……”1945年7月24日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在给教育部的信中说罗隆基、闻一多等借办民众夜校“潜伏于社会下层”，“以作来日扰乱社会之工具”；1945年9月云南省社会处向社会部报告说闻一多、吴晗、周新民等教授在庆祝胜利大会上演讲，“抨击本党诋毁领袖”。1946年2月教育部长朱家骅对梅说“张、闻、潘等之举动殊于清华不利”。1946年3月中央调查统计局还密切注视闻一多、楚图南等人的行踪，说他们已于2月4日坐火车到开远、蒙自等地进行“反宣传”。这些是特务系统的暗中监视密报。

除密切监视外，反动派也大造反动舆论，大施其造谣惑众之能事。1946年4、5月，昆明市中心的近日楼以及大东门，特别是联大、云大附近的青云街、文林街一带常出现署名所谓“中国民主自由大同盟”的反动组织贴出的墙报和标语，内容极端反动，不是造谣诬蔑就是谩骂，有的诬蔑进步人士是“拿卢布的俄国特务”，把他们的名字改成俄式名字，叫什么“罗隆斯基”，“吴晗诺夫”，“闻一多夫”。有的造谣说“李公朴奉中共之命，携巨款来昆密谋暴动！”“云南民盟支部组织暗杀公司，董事长闻一多夫。”还有什么：“李公朴，云南人民不要你，中国也不要你！”“中国民主自由大同盟主席王慧生不怕暗杀！”共党的艾思奇“从延安秘密潜回昆明”如何如何等等，同时还赤裸裸地扬言“悬赏四十万元购买闻一多的头颅”。事后看，特务们的这些恶毒的谣言或污蔑之词既是为大开杀戒制造舆论，也是反动派举起了屠刀的一种信号。但可能是反动派的喽啰们政治素质太低，只有地痞、流氓、瘪三的水平，他们搞的不是政治斗争，而是搞黑社会黑吃黑的那一套，手段实在太低级，太卑鄙拙劣，谣言造得实在太离谱，结果无形之中对革命人民、进步人士产生了麻痹作用，谁也没有充分重视，认真对待，提高警惕，而是嗤之以鼻，不当回事。有的老朋友见了父亲，提醒一下：“闻先生啊！您要小心啊！”父亲对“恐吓”看得多，而对敌人真要下毒手则估计不足。对那些无耻谰言、狗屁谣言，根本不屑一顾，不屑一听。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一概置之不理。

转自 新民晚报 2009年6月13日－6月19日（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