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闻立雕

《我的父亲闻一多》是一部图文并茂的闻一多传，不同的是作者是一多先生之子。本书描写的不仅是作为诗人、学者、斗士的闻一多，而且还有作为家长、作为父亲的闻一多。《新民晚报》节选连载，以纪念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诞辰110周年。该书即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1.深得主考官称赞

我们的故乡是湖北省东部长江边上的浠水县，大约从我曾祖父开始迁住于该县巴河镇的望天湖畔。父亲出生在这里，并且在这里度过了童年。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1922年毕业。前后共计10年，在这10年里，父亲不仅奠定了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而且经受了“五四”的洗礼和从事社会活动的初步锻炼，成为一名有宏大抱负的爱国青年。

据清乾隆年间修的《闻氏族谱》，我们浠水闻氏原籍江西吉安，一世祖是文良辅，系南宋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旁系家族成员，宋景炎二年，宋军战败时与文天祥同被元军俘获，解押途中潜逃至湖北浠水，隐姓埋名，改文为闻。延续到父亲已是第20代后人。

父亲是1899年11月24日（农历10月22日）出生的，族名“家骅”，学名“闻多”，在清华高等科读书的后期，自己在“多”字前加了个“一”字，名“一多”。父亲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巴河家乡度过的，最初是读私塾，1909年（11周岁）到武昌入两湖师范附属高小等校读小学。1912年13岁时投考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经过初试与复试最后被录取。考试时作文题是《多闻阙疑》，他尝试用当时最时兴的梁启超的文风著文，深得主考官称赞。

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是用美国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开办的，地址在景色优美的清华园内。主要任务是为留学美国培养预备生。该校的学制是8年（中等科、高等科各4年）。全部学完文化程度大体上相当大学二年级，毕业后以公费资送美国留学，各同学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志愿任选一所美国大学深造。父亲入清华时距大考只剩下一个月，又加上英文基础差，跟不上，第二年被留级，编入了将于1921年毕业的辛酉级（按照中国传统的甲子编年排法，1921年是辛酉年，故称辛酉级）。1921年辛酉级行将毕业时，父亲又因声援北京市各高校教师的索薪斗争参加了罢考，受到推迟一年毕业的处分。因此，清华的学制是8年，而父亲在清华的时间是10年。

这10年是父亲在科学文化方面打基础的10年。父亲从小酷爱学习，嗜书成性，每逢过年过节或有什么喜庆事，其他孩子都爱去看热闹，他却埋头书本，哦哦不休。我们家族是个书香门第，家中有藏书楼和私塾，父亲自幼深受诗云子曰的熏陶和影响，养成了强烈的求知欲和对中华古籍的浓厚兴趣。清华是专门为留美培养生源的学校，从老师到同学都是重英语而不重国学，父亲恰恰最喜欢国学，酷爱古诗文。课堂上讲得少，他就利用课余和寒暑假自学。升入高等科后，尽管功课繁重，他仍制定了一个两年的读诗计划。他在日记中写道：“近决志学诗，读诗自清、明以上，溯魏、汉、先秦。读《别裁》毕，读《明诗综》，次《元诗选》、《宋诗选》，次《全唐诗》，次《八代诗选》，期于二年内读毕。”

10年中除了“五四”运动那年之外，每年暑假父亲都要回乡度假，一是探望高堂二老，一是借此机会闭门读书。暑假两个月假，他就读两个月的书。为此他特别把自己的书房起名叫“二月庐”，在里面读书时所记的笔记，叫《二月庐漫纪》。盛夏酷暑“二月庐”里，奇热无比，不做事都汗流浃背，“二月庐”成了真正的“二月‘炉’”了，父亲坐在里面简直跟进了烤箱一样，汗如雨注，但是，他仍看书不止。他在《闻多》自传中有一段自述：“每暑假返家，恒闭户读书，忘寝馈。每闻宾客至，辄踧踖隅匿，顿足言曰‘胡又来扰人也！’所居室中，横胪群籍，榻几恒满。闲为古文辞，喜敷陈奇义，不屑屑于浅显。”这段自述把他的暑假生活刻画得非常生动，嗜书嗜到这种程度，吃饭睡觉都忘记了，一听见家里来了客人，吓得赶紧趿拉着鞋东躲西藏，嘴里还不断地埋怨怎么又来打搅人看书！

2.父亲兴趣广泛

父亲在学习上是真正下了苦功夫的。时间不负有心人，经过10年的刻苦学习，他完成了学校规定的各门学业，其中国学成绩最好，理科成绩则平平。国学方面不仅为他日后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孕育了对祖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深厚的感情。理科方面他素无兴趣，也不愿下功夫。

清华10年，父亲在从事公务活动和课外活动方面也受到了一定的锻炼。当年的清华很重视培养学生从事各种活动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民主法制意识，它们的许多做法至今也不无借鉴之处。父亲从小是个热心人，他在《闻多》自传中说自己“喜任事，于会务无洪纤剧易悉就理”。入学的第二年，他就与另一同学发起组织课余补习会，并被推举为副会长。以后直到毕业，在班里、级里担任“职员”（这是当时的叫法，就是现在所说的班干部）就没有断过；五四运动时曾被选为领导运动的清华学生代表团成员，五四后又作为清华的代表出席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清华当时经常举行演说会，辩论会一类的活动，父亲常被推举为代表参与这些活动。有时他们举行“演装国会”（模仿国会进行演练），当时的《清华周刊》曾经报道说：“既可练习口才，亦可唤起兴味。闻君多为主席，讨论逾时而散。”有时又模仿法庭审案子（中国和美国审判制度都演练），有审判长、推事官、书记官、司法警察、检察官、被告律师、被告、证人等，完全和真的一样。父亲担任过推事，也担任过陪审员。这类活动不但对于培养同学们的民主与法治意识非常有意义，而且可以说是直接提供了这方面的实际感受和实践经验。

清华10年，父亲的文学艺术才华也得到了展示和提高。父亲兴趣广泛，绘画，戏剧，文学等都很喜欢，其中，戏剧是他最早显示才华的领域之一。他既编写剧本又积极组织演出，有时自己也参与演出。学校里一些爱好戏剧的同学成立了一个专门演戏的组织，最初叫游艺社，后来改名新剧社，他先是任副社长，后来任编演部总经理。据当年与他同班的浦薛凤回忆：“伊又喜欢编写剧本，最初几年，高中两科八年，每年辄写演短剧比赛；吾级多次之短幕戏剧均由他一手创作，演出之后，总能名列前茅。”

他编写并参加演出的《革命军》，刻画清王朝一个昏官，在武昌起义时的狼狈相和种种丑态。全剧歌颂了革命，讽刺了腐朽的昏官。演出时他饰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时他恰好在武昌念小学，对那场革命多少有些亲身感受，所以故事的编写，人物的刻画有其独到之处，比赛的结果荣获全校第二名。这是父亲第一次编剧和演出，一炮打响，从此兴趣越来越浓，有一个时期课余时间差不多都花在这方面了。

1916年庆祝当时的国庆节，他们年级推出《蓬莱会》。那是一出喜笑剧。故事讲一个牛鼻老道能呼风唤雨，为了庆祝国庆把八个怪物唤来，进行赛跑比赛。八个怪物里面有茶碗人，有长胡须的女人，半男半女的人，前脸是狼后脑勺是狈的人，侏儒等等，最后一个是他演的长耳朵毛驴。毛驴一出场先就伸长了脖子“哦昂——哦昂——”地叫了起来，弄得全体观众哄堂大笑。赛跑结果毛驴子第一！这出戏获得了“最优”奖，得锦旗一面。父亲也因屡次推出好戏，特别是这一声驴叫而闻名全校。他的这些戏剧实践和经验大大有助于他后来在美国及昆明从事的戏剧活动。

绘画是父亲显示文艺才华的又一领域。早在家乡时他就是个小画迷，到清华之后经过美籍图画教师的点化，炭画和水彩画都大有长进。他的水彩画被人称赞为“善露阳光，有灿烂晴日之景象”。1915年6月，清华三育成绩评比，他的图画被评为本级第一。他的作品有的还被选送到巴拿马博览会去参展。学校的《清华年刊》和《清华周刊》都曾聘请他担任美术编辑，刊物上许多插图，和美术设计都出自他的笔下。升入高等科后，他和梁思成、高士其等几位美术爱好者在老师的启示下组织了美术社，既练习写生又开展研究，成绩又更上了一层楼。当初，父亲绘画原本只是课余爱好，没想到后来毕业时竟成了留美时唯一的选项，以至留学美国学了三年美术！

3.父亲被选为诗组负责人

文学是父亲当时最热心也最能显示才华的领域，其志趣远在戏剧、美术之上。戏剧、美术仅仅是他的一种业余爱好，而文学则是他准备终身为之努力的职业。这里所说的文学既包括现代文学，也包括古代文学，而古代文学又主要是泛指我国古代经史典籍，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国学。父亲无论是国学基础或水平都是校园里的佼佼者之一。“五四”以前，他撰文、作诗用的都是文言文，1921年7月他曾将这些诗文加以精选和誊抄，汇集成册，冠名《古瓦集》。

在清华的中后期，父亲主要的文学活动是创作和研究、评论新诗。五四以后中国文坛上白话文和白话诗歌蓬勃发展起来，父亲也与时俱进转而用白话写诗。最初的成果他汇集成一个小诗集——《真我集》，其后的大部分创作，经过精选收入到了1923年9月出版的《红烛》诗集。当时他的国文老师脑筋比较老化，对他写新诗颇不以为然，曾经在他的作文本上写了两句批语：“生本风骚中后起之秀，似不必趋附潮流。”两句话一句表扬称赞，一句批评，把他用白话写诗说成是“趋附潮流”。父亲内心当然不服气，后来在他自己汇编的《古瓦集》序言中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端了出来，这也算是他对老师的一个回答吧。

父亲对待新诗从一开始就是创作与评论两条腿齐头并进，他不仅写新诗，而且对有关新诗的问题展开探讨和评论。最初是评论校内的，后来目光超出了清华的围墙，把触须伸向了中国的新诗坛。他下了很大工夫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冬夜>评论》。《冬夜》是俞平伯的诗集，父亲肯定了该诗集思想内容的进步性，但主要是批评它“松浅平泛”，缺乏“幻想”，批评作者在“打破枷锁镣铐”时连同诗的“灵魂”一齐打破了，“诗神”踏入了“迷途”。梁实秋受父亲的影响也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题名《草儿>评论》。《草儿》是康白情的诗集。梁的文章基调和论点与父亲的文章相同。父亲出国后梁把两篇文章合为一集，取名《冬夜草儿评论》，自费出版。出版后毁誉参半，有的赞同，有的批评反对。郭沫若则是大加赞扬，在信中告诉梁实秋说，看了两位的文章“……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外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跫然。”梁实秋将郭沫若的赞语转告父亲，父亲“惊喜欲狂”，写信对高堂二老说：“北京胡适之主持的《努力周刊》同上海的《时事新报》附张《文学旬刊》上都有反对的言论。这我并不奇怪，因这正是我们所攻击的一派人，我如何能望他们来赞成我们呢？总之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是年11月，1923级的梁实秋（当时的名字叫梁治华）、顾毓琇、吴文藻等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接受了父亲的建议把他们成立将近一年的“小说研究社”加以改组，扩充成为“清华文学社”。这个文学社宗旨就是“研究文学”，活动的方法一是各人作读书心得报告，一是请人演讲。社里设诗、小说和戏剧三个组，父亲被选为诗组负责人。

“清华文学社”成立时父亲正因以罢考支援北京高校教师索薪斗争而受推迟一年留美的处分，这一年他不用上课，全部时间都可以自己自由支配，梁实秋当时很推崇和尊敬父亲，在他心目中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不仅年纪比他大两岁，而且在心理的成熟方面以及学识修养方面，都不止大两岁，一直都把父亲当作老大哥看待。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说：“五四以后，一多最活跃的是在文学方面，尤其是新诗。在清华园里，他是大家公认的文艺方面的老大哥。”“一多独占高等科单人房一间，满屋堆的是中西文学的书，喜欢文学的同学们每天络绎而来，每人有新的诗作都拿来给他看，他也毫不客气的批评。很多人都受到他的鼓励，我想受到鼓励最多的我应该算是一个。”正因为如此，父亲将离校去美留学，梁实秋“别离情绪盘萦脑际不去者累日”，特别作了一首诗——《送一多游美》以抒惜别之情。

4.这张《满江红》是谁贴出去的呢

父亲因文学社而与梁实秋相识，心中也是说不出的高兴。他在清华十年，没有交过一位像自己一样对文学具有高浓度兴趣的朋友，这次临到快要离开学校了，认识了这位知音，一下子就结成了胜似手足的知心朋友。因此，父亲把留级和梁实秋缔交，看成是“塞翁失马”，非常满意。

父亲在文学社里认识的另一位好朋友也是比他低一级的顾毓琇（字一樵）。1922年5月下旬，父亲等应届毕业生即将赴美留学。平时，文学社的社友们和父亲相处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一旦分别不免都有些伤感。21日晚，社里举行送旧迎新会，会上父亲发言时也颇有些动情，谈到母校，尤其是文学社时，甚感“依依不舍”，大家听了都很受触动。

第二天父亲回家乡去与祖父母和母亲作行前告别。不久，他在家里收到了最近一期《清华周刊——文艺增刊》，其中有一题为《离别》的短篇小说，作者只署名“犯人”，最后还特别交代不必调查他的姓名，“更不必写什么回信”。文章叙述的是与父亲惜别之情，文字十分感人。父亲看了非常高兴，立即提笔给作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其中讲道：“我于偶然留校的一年中（按：这是指因参加罢课，支援北京高校教师索薪斗争所受之处分）得观三四年来日夜祷祝之文学社之成立，更于此社中得与诗人梁实秋缔交，真已喜出望外，今既离校复得一知己如足下者，更喜出望外之外矣！唉！十年之清华生活无此乐也。我之留级，得非塞翁失马之比哉？”

《离别》的作者署名“犯人”，父亲在信的抬头也就称“我亲爱的‘犯人’”，而在信的末尾则署名“误人自误的罪犯，你的最忠诚的朋友一多”。信写好了，由于不知作者是谁，只好寄给梁实秋，请他打听作者并转交。梁实秋没有辜负朋友的重托，很快就打听到“犯人”原来是顾毓琇。从此“犯人”和“罪犯”成了莫逆之交。顾毓琇后来说：“从此我们便定了交，做了二十多年的好朋友”。

1919年5月4日那天是星期日，清华地处远郊，城里同学们游行和火烧赵家楼清华同学没赶上参加，当时的电讯事业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城里发生的事情，直到晚上才从返校同学们的口中传到清华园，顷刻间清华园沸腾起来了。父亲的胸中一向有一颗火红的爱国心，那天晚上他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早上食堂门口同学们川流不息地挤成一堆，围看墙上的一幅没有人署名的手书《满江红》。同学们的情绪本来就已经非常激昂了，此时此刻又看到了岳飞的慷慨悲歌，惊天地泣鬼神，气壮山河的《满江红》，情绪更加高昂了，热血更加沸腾了。这张《满江红》是谁贴出去的呢？25年之后，父亲在纪念五四的历史座谈会上才说明，那张《满江红》“是我在夜里偷偷地去贴的”。

为应对巴黎和会严重损害我国主权之事，学校高、中两科科长与各级级长、各社团责任人专门召开了会议。父亲与罗隆基被推任会议临时书记（即文书、记录员）。当晚，全校学生开大会，除报告形势外，还成立了领导全校爱国运动的“学生代表团”。会上，父亲与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何浩若、黄钰生等当选为这个机构的成员。5月7日，清华学生代表团正式成立，这是清华成立后第一个自发性的学生领导机构。文笔犀利，思路敏捷的父亲分工担任中文书记，负责起草各种文书和宣传品。整个运动期间，父亲态度都非常坚定、积极，做了大量工作，梁实秋说，“一多在这潮流里当然也大露头角”，但他不是“公开的领袖”，他“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工作”。只有一次例外。当时的情况是，3日清华百余名同学根据市学联的号召，进城开展街头宣传，全部遭到逮捕。为了对政府当局的镇压行动表示强烈抗议，显示前仆后继的精神，4日清华又出动了160多位同学入城宣传，这一次父亲也参加了，并且和大家一样，出发时带上水壶、干粮、洗漱用具，准备着被捕坐牢。结果全部同学果然都遭到逮捕，不过因为被捕者人数太多，只在故宫太和殿前广场围了一天，到傍晚就放了。

5.五四运动对父亲影响很大

当时，社会上有些人认为问题可以通过法律解决，不应采取过激办法，说什么学生怒打章宗祥是违法的。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更是公开为卖国行径辩护，竟说罢课等行为是布尔什维克的骚扰。我的祖父母亲远在湖北家乡，对京城发生的事情不了解，出于安全的考虑写信要父亲回去。父亲很理解双亲大人的心情，但是他不愿在重要关头当逃兵，回信中向双亲说明真相，晓以大义，说：“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并且禀报父母：“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养育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男在校中，颇称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男昧于世故人情，不善与俗人交接，独知读书，每至古人忠义之事，辄为神往，尝自诩吕端大事不糊涂，不在此乎？”这些话说得义正词严，字字铿锵，不仅表明了父亲的高度爱国热情和高度觉悟，而且说得老人也觉得入情入理，不再坚持要他回去了。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父亲是清华代表团成员之一。会议期间，他担任学联《日刊》编辑。当时他患有严重的牙病，四五天吃不下饭，只能把面包泡在牛奶中勉强下咽，仍带病坚持工作。那时，我的三伯父恰好在上海准备回家乡，约他同行，他想到“日刊仍继续出版，以资鼓吹”，“责任所在，义不容辞”，依然坚持下去，没有回家。就在这次学联大会上，父亲见到了孙中山。8月5日，学联闭幕式上，孙中山出席作了讲演，给他的印象终生难忘。

五四运动对父亲影响很大，政治思想上进一步强化了爱国思想，他告诫我叔父：“二十世纪少年当有二十世纪人之思想，即爱国思想也。”在文学上，五四以后再不写文言文，不作仿古诗，而是写白话文，做白话新诗了。

父亲是有很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升入高等科时他的实足年龄已经是18岁，那时他已经具有相当的主见和判断是非的能力，他在自传中说：“所见独不与人同，而强于自信，每以意行事，利与钝不之顾也。”在他行将毕业赴美留学时，北京以及清华发生了一件关系全体毕业生的大事，这件事充分显示了他的人格与性格特点。1921年春节过后，辛酉级进入了毕业前的最后一学期，学校和学生双方面都在积极地为毕业留美作准备。船票订好了，船名“中国号”，8月20日开船；每位毕业同学将去美国哪所大学深造的名单也公布了（父亲去芝加哥美术学院）；出国的服装也开始订制了。总之，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欠“东风”。恰恰就在此时此刻，北京的高校教师因北洋军阀政府长年混战，经费拮据，接连数月欠发薪金，生活极端困难，迫不得已向政府展开了索薪斗争。6月3日，22所学校600多名师生聚集新华门前请愿，政府匆忙出动大批军警镇压，被殴受伤者达20余人，史称“六三惨案”。惨案发生后，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为声援老师们的索薪斗争，宣布罢课抗议。

清华的学生组织是北京市学联的成员之一，理应与学联其他成员采取一致行动，但清华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清华有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经济充裕，不存在欠发工资问题。因此，同学中出现了“罢”和“不罢”两种显然对立的意见，最后经过全体同学的辩论和表决，还是决定罢课。然而，学校当局的态度非常强硬，宣布凡是不参加大考的一律取消学籍（当时正值期末大考，罢课就是罢考）。这样一来，事件对于同学们，特别是对即将毕业赴美留学的辛酉级来说，形势就非常严峻了，罢考不但学籍将被取消，而且更严重的是同学们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留美之行将彻底告吹。面对人生这一重大关口的选择和考验，辛酉级分化了，大部分同学走入了考场，而闻一多与罗隆基、何浩若、吴泽霖、沈有乾、沈宗濂、高镜莹、时昭涵、黄子卿、许复七、萨本栋等29人宁肯牺牲珍贵的留学机会，也绝不向邪恶低头。结果，29条汉子被学校以“自动退学”的名义除名，挥泪离开了清华园。

转自 新民晚报 2009年5月25日－5月29日（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