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高 林

　　对于作为一个学人的殷海光，也许有人质疑他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然而，殷海光为我们这个时代树立了一个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典范，树立了一个不懈追求完美人格和道德理想的典范。

《殷海光 林毓生书信录（重校增补本）》，殷海光、林毓生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2月第一版，280页，30.00元

《思想之旅——殷海光的生平与志业》，章清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404页，25.00元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诗人浪漫的语言，道出了生命的真正价值。

　　二十年前的一个晚上，在街边的书摊，经摊主的推荐，我买了一本《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12月版），回家后差不多读了通宵。从此，我成了殷海光的“粉丝”。

　　人生的转折

　　1949年前的殷海光，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他在西南联大毕业后，主动谋取在国民党文宣部门工作，希望走上“书生报国”的道路。在两党决战的时刻，殷海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国民党，带着热恋中的女友去了台湾。

　　到台湾后，他担任过《中央日报》的主笔，一度担任代总主笔。还担任过《青年》和《民族报》的主编。他对蒋介石的励精图治政策抱有希望，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和周围那些把“安身”放在首位的文人颇不相同。如果他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可能成为一个高级文化官僚，说不定日后还会为国民党的改革做些贡献。可是，他却选择了离开《中央日报》到台湾大学任教。

　　殷海光从官场来到学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在大陆和到台湾后，他对国民党的兵败和政治腐败做了反思，也给蒋介石政府提出过一些意见和忠告，但都没有引起重视。当权者我行我素，使他深感失望。在官场上，他虽然有陶希圣等高官的支持，也曾受到蒋氏父子的重视，但书生本色的他终究难以适应那一套酱缸文化，不断和周围的软环境发生冲突，这也使他倍感痛苦。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信仰发生了变化，在罗素思想和战后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殷海光从一个三民主义的信徒转变为自由主义的思想者。这一次转折，使他跨越了平庸与伟大间的一线之差，他的人生从此开始步入辉煌。

　　殷海光毕业于西南联大，是金岳霖的学生。以前也在大学任过教，到台大初期虽然屈尊做了讲师，但他讲的课很快就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以他在哲学方面的功底和才能，以及以后台湾形势的发展，他也可以潜心书斋、学富五车，以致寿终正寝，得个大师的尊称。但是，他也没有这样做。当然，这也不是殷海光到台大教书的目的。

　　殷海光认识到，自由民主是治国安邦的良药，更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经之路。人民要摆脱独裁、专制的愚弄和控制，必须在思想上启蒙。他要拆下自己的肋骨当作火把，来照亮周围的人们，还要把薪火传给年轻的一代。他还意识到，他的生命和价值都在中国，因此在赴美做访问学者时也没有应邀留在美国。

　　在大学里，他把相当一部分注意力集中于现实政治问题，用他的思想来针砭时弊，唤醒民众。他参加了《自由中国》集团，相比于雷震等失意官僚，他的思想和学识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自由中国》的舆论中坚。

　　在《自由中国》上，殷海光通过对“教育部长”张其昀无知言论的批评，对“反攻大陆”问题的分析，对台湾教育问题的揭露，对蒋介石连任“总统”的反对，义正词严地指责极权政治带来的恶果，旗帜鲜明地宣传自由民主的观点。在一篇《学术教育应独立于政治》的文章中，殷海光尖锐地指出，台湾的“党化”教育使小孩子学会应用谎言，铸成双重人格，做两面人；强烈呼吁解除对学术研究和教育的种种钳制，要求教育和学术研究独立。

　　可以想见，殷海光必将遭到台湾当局的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在雷震案发后，殷海光也险些入狱，他一度遭到软禁并永远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此后陷入贫病交加的境地。迫害造就了一个受难者的群体，使他们在极度的黑暗中光彩照人，流芳青史：殷海光不屈不挠、至死不渝的精神和信念、殷夫人夏君璐的节操、好友胡虚一蒙冤黑狱、众多殷门弟子的不俗表现都让人为之动容。1969年9月16日，不满五十岁的殷海光获得了永生。

　　虽然台湾当局如何迫害殷海光的档案资料还没有被公开，但是从整个过程来看，没有蒋氏父子的授意和参与，许多事情是不可想象的。在那时，两蒋对他们的威权统治有着充分的信心，他们对街头政治并不在意，而一个不断产生思想的头脑却使他们寝食难安。　

　　知识分子的楷模

　　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专门用一个章节来论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他认为，第一，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有独立的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

　　哈维尔说，如果以为所有知识分子都服从于乌托邦主义或全面工程，那将是愚不可及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做了自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们意识到更广阔的背景，以更富全球性的角度来看待事物，承认全球性的神秘本质，并谦逊地听从于它。这些知识分子对世界所怀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并没有使他们认同于某个意识形态，而是认同于人类、人类的尊严和人类前景。他们服膺宽容，与邪恶和暴力作斗争，推广人权。一句话，他们代表着“社会良心”。

　　殷海光的好友、曾被李敖斥为国民党“文化特务”的徐复观也指出，凡不是生长在民主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必然是带着悲剧性的命运。而此悲剧性的命运，也成为真知识分子与假知识分子中间的检证器。要凭着自己所把握的知识去影响社会，在知识后面，更要有人格的支持力量。

　　殷海光之不同于那个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就在于有了这种社会良心，并由此产生了人格支持的力量。

　　殷海光称自己是一个“头脑复杂而心思单纯的人”，他说：“我是最少被人了解的。许多人认为我苛求、骄傲。但我对自己却更严格，更苛求。”他一直自诩“五四后期人物”，不断地为“五四”的反传统而辩护，甚至认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他又认为一个人应当以生命来坚持和落实自己的理想，他说：“书生处此乱世，实为不易，像我这样与众不同的人，生存当然更为困难，往后的岁月，可能苦难更多。对自由和真理及正义的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殷海光看来，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甚至也不去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后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应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也不会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更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

　　1967年，殷海光被确诊患了胃癌，他当即立下了遗嘱。他觉得所憾有四件事：第一，觉得很对不起太太，她十几年来经历许多艰险，受尽委屈，但从无半句怨言；第二，对不起孩子；第三，在思想快要成熟时，怕没法写下来，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有所贡献；第四，对青年一辈，可能没法有一个最后的交待，《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只是一个开始，何况一直在改变和修正自己的思想。并希望在墓碑上写“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在遗嘱中，自己、家人、社会都提到了，但是对社会，对后来者的关怀、担忧和遗憾又远远超过了其他。在弥留之际的《海光自选·自叙》中他又回顾了自己思想发展的进程并指出，“我近来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以变成它的反面。”他还引用了梁启超的《志未酬》表达自己的情怀：“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

　　对于作为一个学人的殷海光，也许有人质疑他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或者没有留下什么象牙塔里的经典。然而，殷海光为我们这个时代树立了一个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典范，树立了一个实践传道授业解惑为师之道的典范，同时还树立了一个不懈追求完美人格和道德理想的典范。他留下的思想火花，启发和引导人们去面对、思考进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他对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病理诊断，永远是我们建立和建设公正合理社会秩序的一扇明镜。林毓生在《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中说：“在跟殷先生接触的时候，已经呼吸到了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殷先生的真诚，对事理公正的态度与开放的心灵，面对政治压迫所表现的‘威武不能屈’的嶙峋风骨，对知识的追求所显示的真切，以及对同胞与人类的爱与关怀，在在使我感受到一位自由主义者于生活与理想之间求其一致的努力所显示的道德境界，这使我对他背后的思想资源产生敬意与向往。”

　　殷海光深谙专制社会的运行特点，他与独裁和专制斗争的方式仅限于写作和讲演。他没有组织和参与过示威游行和签名上访，也不参加雷震等人组织的反对党，对于国民党派来特务设计“暗杀两蒋”等圈套也有足够的警惕。他教导青年学生说：“我们尤其希望年轻一代，再不要做冲阵的火牛，再不要做扑灯之蛾，拿定主意，坚强地进步，让一个合理的社会经由民主与科学的程序在我们手里实现。”

　　殷海光的不朽，就在于他为后世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楷模。

　　自由精神不死

　　自由主义的中国化，是殷海光留给时代最重要的遗产。

　　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西方自由主义是从反对宗教蒙昧主义中产生的，其中科学理性精神发挥了重要的批判作用，理性主义成为自由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殷海光继承了“五四”的传统，也坚持了科学理性的精神，他推崇逻辑经验论，以经验科学的方法进行科学启蒙，批判传统的思维体系，批判独断与专制，这一切都是为了自由民主的实现而建立理性的思维空间。因此，他以逻辑经验论作为其自由主义的方法论、知识学基础。

　　殷海光在早年的许多文章中一直秉持消极自由的观点。他认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在于保障人权，人权是民主自由的核心，这一观点一直贯穿在他的自由民主思想之中。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开始关注人的内心自由，他认为，内心自由既意味着道德理性对情欲的克制，又意味着精神观念不受已有成见约束的心灵开放。自由必须从内心起始，从各个角度并以不同的程度，投向人生的实际生活节目。这就是自由的现实化。而且只有现实化了的自由，才是健全的自由，我们所追求的自由，应须是这种自由。对内心自由的关注既是他对自己唯理主义的超越，又是对传统士大夫式自由的升华，也是他自己的人生境界进入了一个新的认识层次。

　　殷海光从学理角度对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梳理，为自由主义的中国化作出了理论上的积累。就像哈耶克毕生努力重申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那样，殷海光以此为基础对自由主义的历史、概念及其相关理论范畴进行阐释，构建了自己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这种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正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所在。同时，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也是中国社会自由民主价值选择的标尺和方向。

　　殷海光对自由主义思想中国化的探索，还在于他从传统与自由民主观念的对立思维中超脱出来，开始思考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在《道德重建》一文中，他提出以民主与科学为轴心，融合孔仁孟义、佛家慈悲、基督博爱的精神，整合新人本主义的世界道德。他认为林毓生提出对传统文化“有生命的创造性改良主义”，是开天辟地的创见，可以孕育出一种类似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内新运动”。在《病中遗言》中，他说：“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要如何的沟通？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这是不同文化碰撞中必然的路径选择，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理论的重要转机。

　　“历史应在自由这一边。”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殷海光的预言只适合于其他民族，而不适合于他自己的祖国。正如殷海光所说：“江总是向东奔流的。我们深信，凡属大多数人合理的共同愿望迟早总有实现的一天。自由、民主、人权这些要求，决不是霸占国家权力的少数私人所能永远阻遏的……少数人拿着种种藉口来阻挠和打击这一愿望的动作，也将在公意之前停止，自由、民主、人权一定会在大家的醒觉和努力之中真正实现。”

转自 东方早报 2009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