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宗济，当代语言学家（1909-），今年正好一百岁。清华大学第六届毕业生。他的父亲曾是慈禧老佛爷的红人，外祖父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堂舅盛宣怀曾做过清末的邮传部大臣。他一生阅历丰富，开过电影公司、喜欢摄影、做过“走私贸易”、当过电台经理、曾被怀疑国际大间谍而惊动过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从事实验语言学研究近70年，被誉为中国实验语言学的奠基人，年过九旬，仍然经常到单位参加活动，等等，这一连串的家庭背景和经历，不能不说吴宗济很“牛”了吧。

显赫的家世

　　吴先生的父亲吴永那一辈，家境并不怎么好。吴永14岁时父亲去世，生活无着，流落在湖南凭借着一手好金石混饭吃。就这样一位家境寒微，又非科举正途出身，甚至连个捐班杂役身份也没有的人，日后能够让郭嵩焘、曾纪泽、李鸿章、盛宣怀等当时响当当的人物看好，必定有他的过人之处。据吴宗济老人回忆，他父亲吴永精通音律，擅长古文，酷好金石。经营金石生意的吴永，一个偶然的时间被同样酷爱金石的郭嵩焘的侄子碰上，由于两人有着相同的爱好，一见如故，引为知己，于是就给吴永安排了一个文书的差事，以便经常切磋。后来因为时常往来于郭嵩焘的府中，经常向同样喜欢古文和金石的郭嵩焘请教古文而受到郭嵩焘的赏识，不久就被郭嵩焘推荐给曾纪泽当其幕僚。由于吴永办事干练，又有文才，甚得曾纪泽的赏识。后来，曾纪泽干脆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还给他弄了个直隶候补知县。一年后，曾纪泽去世。因为他岳父的缘故，吴永又认识了当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成了李鸿章幕府中一员不可多得的干才。甲午中日战争中，李鸿章主持对日和谈，于是吴永就成了李鸿章身边颇为倚重的“办约文案委员”。在李鸿章的幕府，李鸿章与他“以通家子弟相待，同案共饭，随意谈论，督励训诲，无所不至”。光绪二十三年（1896），经过李鸿章的大力推荐，吴永被任命为京郊怀来县的七品县令。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前夕，慈禧仓皇逃出北京，第一站就到了当时隶属怀来的鸡鸣驿。吴永慌忙接驾，他任职的怀来非常贫瘠，又加之当时兵荒马乱，鸡蛋、小米粥、玉米面窝窝头就已经是倾其所有了。尽管十分简陋，但饥寒交迫的慈禧仍然非常高兴。再加上他在李鸿章幕府的长期历练，也确实有些才能。见驾时应对从容，对朝廷的忠诚溢于言表，于是得到了慈禧的赏识。之后，应慈禧的要求，一直伴随慈禧左右继续西逃，直至跟随慈禧返回北京，做了五品的京官。由于是躐等重用，不免引起当时京城大僚们如李莲英、岑春煊等人的嫉妒和排挤。深知官场险恶的慈禧为了历练、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吴永，就把他外放到西安做了一个四品的道台。不久，又将他放到了更远的广东雷琼道。这期间，吴永的第一任妻子曾夫人去世。在上海的盛宣怀认为吴永是慈禧的亲信，又有才干，将来一定会飞黄腾达。为了能与慈禧老佛爷攀上关系，就把自己的堂妹盛瑶华嫁给吴永做了继室。当时，吴永已经赴雷琼道任到了广东，于是盛宣怀就派人把他的堂妹从上海一直送到了广东与吴永完婚。这是1905年或1906年的事情了。不久，盛瑶华就为吴永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此后，吴永被改任山东的兖沂曹济道，举家迁到了号称江北“鱼米之乡”的济宁。1909年，在济宁盛瑶华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这就是日后成为著名语言学家、被称为中国实验语言学奠基人的吴宗济。

童年的记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清朝遗老的吴永带着家人一直生活在山东的烟台等地，做了烟台地方上的一名外交人员，吴宗济也一直跟随着父亲在烟台生活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烟台当时是通商口岸，吴永因工作原因，要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为了工作方便，家里还请了英文和日文两个翻译。因为经常与外国人交往，与各色外国人聚餐的场合是在所难免的，而每次这样的聚餐，吴永都免不了要带着年幼可爱的吴宗济。许多年以后的今天，吴宗济每当回忆起这段童年生活的快乐情景时，还不无羡慕地说：“每每父亲带着我参加聚餐，大人们在谈事，我们小孩子们就大饱口福。小时候没少吃洋菜，有他们大人的一份，就有我们小孩的一份。那时的菜比较讲究，法国菜比较好，但有点辣。意大利菜也是。美国菜要不得。俄国菜好。在大饭店，晚餐时要奏乐。他们大人吃不惯西餐，就我一个人吃。”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但当时一切旧有的制度都还在维持，只是形式上的革命而已。尤其是民间的社会生活，更是没有多少变化。革命后的许多年，辫子虽然没有了，但长袍马褂仍然满街都是。吴宗济自幼所受的教育可谓中西合璧，他的母亲盛瑶华，受过良好的教育，弹得一手好古筝。父亲也颇有音乐方面的修养，能够背手弹琵琶，家里还有钢琴。所以，吴宗济幼年就曾受到过音乐方面的良好熏陶。据吴宗济回忆说：母亲长得非常端庄，性格温柔，带有北方口音的常州话，说起话来细声细气。3岁时，母亲就开始教他识字。“那时，家里每天有很多人求见父亲，名片都送到内宅交给母亲。母亲就把名片剪成两片，翻过来写字作为我识字的‘方块字’，母亲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在吴宗济11岁时，母亲不幸去世。吴先生对母亲的感情很深，许多年以后，吴先生又回到常州母亲的出生地，回到盛宣怀在常州青果巷气派、幽静的老宅，“在静静的院子里，感觉着母亲的气息”，久久不愿离去。

吴、盛两家联姻后，一直过从甚密。吴宗济出生时，盛宣怀就立即写信给吴永，以示祝贺。盛宣怀的夫人，也是常州庄家的大家闺秀。作为清朝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不仅做官、做生意，还热心于办学等社会公益事业。如由他兴办的南洋公学（不久，改为南洋大学，即后来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中学等。1922年，13岁的吴宗济离开了生活10年的烟台，被父亲送到了上海的舅舅家，就读于舅舅所办的南洋中学。这时，在上海读书的亲母舅盛麟怀正巧去英国留学，于是吴宗济就住在了堂舅盛宣怀的府中。据吴先生回忆说：“舅舅家房子非常大，权势也非常大。当时上海的南京西路，差不多半条街都是盛家的。”所以，吴先生经常对人说：“我小时候是前清遗少，是公子少爷，没受过苦。”

多彩的求学历程

　　因为小时候淘气，父亲吴永就把他送进了当时管理最严厉的学校。据吴先生回忆说：“进的是军校，出来之后是当军官。在上海（南洋中学）念了一段时间初中，后来就到了北平（成达学校）。那时每天上5小时的操，十八般武艺都得学，身上经常带着九节鞭。那时是死念书，记住了就是满分，我年轻时记忆力特好，所以年年考第一。父亲本答应中学毕业后送我去留学，但念到最后一年，学校停办了。没办法，就考了南开的预科，为的是将来转到清华，学留洋。录取之后，父亲和家里人都不让去。因为他们认为，家里有好多书放着不念，去念洋学没什么意思。当时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的一位堂兄，很有些新思想，极力支持我报考清华。”

　　清华成立于1911年，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同年开办研究院（国学门），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赵元任、胡适就是这个“留美预备学校”第二届的学生。因为当时处在军阀混战以及北伐战争的特殊时期，清华允许同等学力者报考。在南开预科读了一年的吴宗济就报名参加了考试。那时大学的招生，都是各个大学独立进行招生考试，且文理不分科。1928年暑假，吴先生闭门两个月，恶补微积分、解析几何等从未学过的东西。据他回忆：“当时，为应付考试，就买了一些清华往年的入学试题死抠，没人教，就一道题一道题地在家做。那年是杨树达主考中文，出的题目是古文的，我是用古文答的题。杨树达有点偏心，古文好的就给满分，我就是这样把总分提上去的。数学没办法，刚及格。英文也不怎么样。”

　　1928年，吴宗济进入清华读书。那时大学部刚成立，直至1929年，学校的最后一批留美预备生才离开学校。后来著名的学者如刘盼遂、吴世昌等，都在当时的大学部读书。最初他就读的是市政工程系，一年后该系停办。家人就打算送他去上海，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最后留在了清华，改学了化学。次年，因病休学，这一休就是两年。

　　休学期间，吴宗济到了上海，一边养病，一边在联华电影公司干起了拍摄电影的工作。当时，阮玲玉、金焰等都是联华公司麾下的电影演员，其中阮玲玉还一度与吴宗济的夫人成了亲如姊妹的密友。作为电影公司摄影师的吴宗济，期间所完整拍摄的唯一一部电影就是由阮玲玉主演的《桃花泣雪记》。由于这一缘故，后来在清华明斋的学生宿舍里，他还利用自己这一特殊身份掩护过许多地下党员（许多后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摄影师这一职业，后来在赵元任离开历史语言研究所、受聘去美国讲学后，他自己自谋职业过程中在联华公司又做了一段时间。结果，在进口胶片的挤压下，不到两年，主营国产胶片的联华公司就倒闭了。于是，他又在北京开了另一家公司，继续拍片子，这样，白杨就成了他的第一班的学生。

　　1932年，休学两年后，病愈的吴宗济回到清华复学。因为数学学习非常困难，他被迫转系，改学了中文，与后来的著名学者林庚成了同班同学，与季羡林成了同届不同系的同学。当时中文系名师济济一堂，俞平伯教诗词，朱自清教新闻学兼讲古诗词，杨树达教一年级的大学中文，罗常培教语音学，吴宓教外国文学等等。据吴先生回忆说：“吴宓先生不得了啊！他对我影响很大。他念《荷马史诗》，考试时让我们用英文写里面的内容，我英文不扎实，只好用中文写，吴宓先生特许我这样答卷子。跟他学西洋文学史，用中文答考试卷子的就只有我一个。”

　　吴宗济在清华的大学生活也是多彩的。由于他擅长摄影，又有音乐方面的特长，所以他属于学生课外活动中的积极分子。上学期间，他参加过清华大学的军乐队。在乐队中，他又是多面手，吹过双簧管，弹过大贝司等。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大学时期由体育教师马约翰教给的校歌和拉拉队队歌。

在清华的老师中，吴宗济称有三位老师对他影响比较大。一位是体育老师马约翰。从马约翰身上学到了不屈的拼搏精神；一位是吴宓，他对自己外文学习的提高帮助很大，师生交往也不错。后来，吴宓先生在出版他的《吴宓诗集》时还让吴宗济在他的书斋“藤影荷声之馆”拍了工作照用于《诗集》的封面上；第三位是罗常培先生。虽然仅听了罗先生半年的语音学课，但正是听了这半年课以后，吴宗济才决定改做实验语言学的。这一专业，成了他孜孜追求一生并且做出了巨大成就的事业。他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补听缺斋”，其典故也是来源于他的老师罗先生，并且一直沿用几十年而不变。

传奇的工作经历

　　1934年，吴宗济从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即就业于清华大学出版事务处从事编辑工作。1935年，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因从事方言调查需要，在全国招考研究人员一名。当时在南京、北平（今北京）、上海、武汉均登出了招考启示，四个地方报名者不下百人。当时，北平的考场就设在北海静心斋历史语言所的旧址，主考为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考试内容和方式，据吴宗济回忆：“试题除音韵学、语音学及国际音标听记外，还加考音乐知识。四个地方的考生中音韵学、语音学好的很多，但没有一个搞实验的。李方桂先生要调查壮歌，要记音，他音乐很好，在钢琴上弹上几组四部和弦，拿过五线谱来，让你背着写。我有这方面的基础，还能应付。其他几个一同应考的全都抓瞎了，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考这些东西？”直到如今，吴宗济先生还略带戏谑地说：“我当时能考进历史语言研究所，完全是瞎猫碰着了死耗子，是碰巧撞大运撞上的。”这样，吴宗济凭着坚实的国学功底和对中国文字、音韵、诗词、辨音辨调等方面的特长，成为唯一一个被录取者而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一职，与丁声树（《现代汉语词典》的两位主编之一）、杨时逢、董同龢一起，成为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麾下的四大助手，时人曾赠以赵门“四进士”的雅号。至今，吴宗济仍珍藏着罗常培、王力、赵元任、李方桂等四位老师的珍贵照片。

　　到南京史语所报到后不久，语言组就奔赴广西学习傣语，并到百色地区进行方言调查。当时，处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桂系军阀与蒋介石之间也时有战争。吴宗济一个人带着几箱子研究器材从烟台出发，坐船经上海换船到香港，再转至广州，转乘火车至三水，自三水再坐机动船至广西的梧州，最后雇汽车到达南宁。一路艰难险阻，走了半个多月，经过了许多禁区。据吴宗济回忆说：“当时，兵荒马乱，特别是粤、桂之间正在交战，一路上共使用了‘中央票’、‘港币’、‘东毫’、‘桂币’等四种钱币。在广西，李宗仁、白崇僖他们对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还是闻名买账的。因为我们说都是蔡元培先生的学生，他们就发给了我们通行证，还给了一面军旗插在我们的车子上，就这样一路畅通地到达了南宁。”

　　从1935年10月到次年的春节，由李方桂先生带领他们以广西的武鸣为中心，在百色、龙州、天保等地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壮语调查。这次调查，为以后我国的方言调查积累了最初的经验和素材。于1936年春节前后，又与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董同龢一起进行了一次湖北方言调查，这次调查的成果，后整理成《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一书，于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尤其是当时根据调查报告绘制而成的湖北方言地图，成为后来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1937年冬，在南京沦陷前夕，史语所内迁，吴宗济随赵元任等史语所同仁最后落脚到昆明郊区的龙泉镇。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据吴宗济回忆说：“天上时常有日军的飞机轰炸，地下在大庙里办公，条件虽然艰苦，但学术气氛很浓！”1938年5月，赵元任先生应美国人之邀赴美讲学，史语所同仁还为其举行了一个简朴的欢送仪式，至今吴宗济还收藏着当时拍摄的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等到吴、赵二人的再次见面，已是30年以后的1973年的事情了。这期间，虽然只跟随赵元任先生3年时间，但赵先生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学生的随和与宽容，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幽默、豁达，都对吴宗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0年，因种种原因，吴宗济离开历史语言研究所，又继续他的传奇生活。此后的十余年，他曾从事过许多行业。在上海他自己开过仪器公司，当过电台的经理，还一度做过国民党的高级职员，以至于引起了太子蒋经国的注意，并亲自派人说服吴先生，盛情邀请吴先生加入他的体系。多亏不久之后，淮海战役导致了国民党政府的溃败，那些政府的要员们都自顾不暇了，此事才作罢。否则，吴宗济说不定就成了蒋经国线上一个不大不小的特务成员呐。

　　上海解放之后，吴宗济继续在上海的一家仪器公司工作，专门经营进口科学、医疗方面的仪器。据吴先生回忆说：“那时，中科院把购货单交给公司，公司就给他们写一份关于世界各种仪器的报告。当时连一个温度计都需要进口。通过走美国人的私，确实为国内进了不少急需的仪器设备。为此，我曾两次偷渡到香港，去运从英国买的机器。因为我曾经在电影公司干过，对电影业务很熟悉，于是我就冒充昆仑公司的业务员，这样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此事被人告到了毛主席那里，说我是国际大间谍。”当然，吴宗济被当做间谍接受调查还不止这一次。还有一次，据他自己回忆说：“因为大连港的港长知道我摄影技术好，就请我去拍照。大连那时是军港，我把整个港口都拍了一遍，这下可捅了娄子，多亏我把拍好的胶卷都交给了港口的保卫科长。由于当时大连港的正副港长争权夺利斗得很厉害，于是几个副港长就拿这事大做文章。他们写信给毛主席，说港长是个大内奸，请了上海的一个国际间谍吴某人拍军港，泄露国家的军事机密。这还了得？当时注定要杀头的。最后，经过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这事才算了结。”

　　上世纪50年代初期，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主持中科院语言所的工作后，为尽快将实验语言学开展起来，曾多次写信邀请在上海的吴宗济加入研究行列。当时，一则吴宗济的夫人正在病中，难以成行；二则吴先生当时在上海月薪1000多块，而到北京才只有170块左右，经济压力还是有的；这使得吴宗济一直犹豫了好几年。1956年，他夫人病逝，吴宗济这才坦然地踏上北上的征途。吴先生曾动情地说：“罗先生的每句话我是一定要听的，是他把我招回来走上了‘音路历程’。那时，钱还没有现在看得重。”

1957年，为了解国外实验语言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吴宗济受国家委派前往当时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进修。到达捷克不久，他就发现当时属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也同样与西方国家隔绝。当时，即使在国内还能看到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有关研究成果，在那里却看不到。吴宗济认为，语言调查必须学习最新的语图分析、频谱图分析，于是他就给国内写报告，请求到当时与中国有交往的属于西方阵营的瑞典、丹麦进修。因为当时瑞典皇家工业学院这方面的技术来自于先进的美国，声学方面的知识也很丰富，技术也比较先进。征得国内的同意后，他先到瑞典进修了一段时间，后又转到生理方面设备更先进的丹麦继续进修相关学业。1958年，他结束进修生活回国。此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吴宗济一直在实验语言学这一领域辛勤地工作，成为中国实验语言学的奠基人。

自己哄自己玩

　　有人说，吴宗济站在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最新领域，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突破，现代生活的许多领域如电话、地铁站报站名、机器翻译、语音合成等等处处都有他研究成果的结晶。吴宗济略带调侃地说：“我有什么成果？我的成果就是满橱子的猫头鹰！”

　　据吴先生回忆说：1957年他到捷克和斯洛伐克进修时，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水晶制猫头鹰，爱不释手，就买了下来，这是他的第一个猫头鹰藏品。上世纪80年代，又看了不少关于猫头鹰的材料，认为猫头鹰是益鸟，每年能捉二三百只老鼠。它夜里辛勤工作，干了好事还挨骂，因此要为猫头鹰正名，并开始收藏猫头鹰制品。后来，同事、朋友、学生都知道他有这个爱好，就从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带回来，作为礼物送给他。于是，在吴宗济的收藏中，就有了来自全国各地和美国、德国、意大利、阿根廷、希腊、丹麦、冰岛、东南亚各国及香港等地的三百多种猫头鹰制品。每一个猫头鹰制品，吴先生都能讲出与之相联系的一段有趣的故事来。

　　面对社会给予他的极高的评价，诸如中国实验语言学的奠基人、学界泰斗等种种荣誉，吴先生皆淡然处之。他曾说：“我把生活看得很淡，人必须这样。这一辈子，我干我喜欢干的事情，在许多事情上我都不认真，是游戏，所以我活到了现在。三教九流我都见过，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能，人的生生灭灭是应该的。在没有灭的时候，生就要生得好好的，所以我的出名就出在自己哄自己玩。”在吴先生看来，学问不是苦心孤诣地做出来的，而是轻轻松松地“玩”出来的。从这点上来说，吴宗济先生又确实不愧为“玩”生活和人生的“牛人”和行家里手。整整一个世纪的参悟，吴先生真正领略了人生真谛的三味所在。（陈虎）

转自 中华读书报 2009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