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文化名人中，张奚若是有名的“棱角先生”。早年与张奚若同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金岳霖先生，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道：“张奚若这个人，王蒂瀓（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金先生的这番话，贴切地概括了自己“最老的朋友”

　　“‘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

张奚若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1924年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他是位很有个性的学者，敢于坚持自己主张，秉持独立的人格。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张奚若，其“海归”作风实为教授中典型。

1931年摄于清华大学北院。左起：施嘉炀、钱端升、陈岱孙、金岳霖、周培源、萨本栋、张奚若

曾是张奚若学生的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这样写到：“有人流传大学里的政治系是‘升官系’，经济系是‘发财系’。于是，身为政治学系主任的张奚若执意把政治系定为政治学系，以避嫌。”名字一改，报考政治学系的人便多了起来。对此极为不满的张奚若在学校的迎新会上，毫不留情的给新生泼了凉水：“如果你们来政治学系目的是想做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国民政府不大喜欢西南联大的政治学系。如果你来此的目的是想当一个学者，我可以老实告诉诸位，4年时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来。你在此读4年书，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知识和读书方法，毕业后你可以独立继续钻研。”张先生不仅对新生严厉，就是对即将毕业的学生，也照样不留情面：‘毕业后希望你们能继续研究政治学。为了生活自然要找工作，那么可以教教书。最不希望你们去做官。’”张先生这段话，让人想起哈佛大学的校长在350周年校庆时说的那段话：“哈佛最值得夸耀的，是使进入哈佛的每一颗金子都发光而不是获了多少诺贝尔奖、出了多少总统”。张奚若先生的话，严厉是够严厉，但也是对学生们最恳切的忠告。

　　当然，张奚若并不只是严师。何兆武先生这样回忆道：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最记得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还有一次，张奚若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张先生不禁感叹：“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life？！”

　　偶尔，张先生也会在课堂上针砭一番时弊。有一回他提到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新’。”张先生并没有直说冯友兰的名字，但同学们都知道，因为1941年冯友兰的《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名气很大……

　　那时候环境足够宽松，再加上张先生口无遮拦的个性，他有想法准会说出来，不会有什么顾忌。

　　“蒋介石应该下野”

　　无论是做学者，还是当政治家，张奚若都是一身正气，直言不讳。他的出现，让政府、让国人多了一面镜子。

　　1946年，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四校联合举办时事讲演会，张奚若担任主讲。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面对六七千名听众，他对国民党展开了猛烈抨击。张奚若说；“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他还给国民党政府下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定论。因此，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只能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他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在听众的一阵哄笑声中，他才正式开讲。讲演中，他说：“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

　　1937年蒋介石在庐山举行国事谈话会时，聘请张奚若参会，蒋介石对张奚若可谓是“国仕”之礼遇了。但不久之后，张奚若却与蒋介石发生了冲突。一次在例行的国民参政会上，张奚若以参政员身份发言，言词激烈地抨击了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腐败。蒋介石顿感难堪，于是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一怒之下，张奚若拂袖而去。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再开会时，政府给他寄来开会的通知和路费，张奚若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议，路费退回。”这与民国另一大知识分子傅斯年在国民党大会上痛骂宋子文的“壮举”可以媲美，宋子文只是国民党的一个要人，而张奚若顶撞的可是最高元首。张先生不畏强势的正派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毛主席说他“好人说错话”

新中国成立后，张奚若成为参政议政人士。1957年，“大跃进”前夕的一次座谈会上，张奚若针对共产党和政府工作中一些做法，总结了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解释说：“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这一解释让他成了政府的保护对象，不然，他也难逃大大小小运动的批斗。

　　反右之后的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讲话中他：“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个项目，搞得多了一些，现在改为788个，不是很好吗。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再过10年到15年赶上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些人就没有话讲了。这些人，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那里去告我们的状。”

　　后来，毛泽东曾多次提到此事。陈铭枢、张奚若都说了毛泽东“好大喜功”，但两人后来的处境却截然相反。陈铭枢因“公然诬蔑毛主席”，受到多次揭发和批判。张奚若为什么却安然无恙？因为他是辛亥革命元老，又被视为“特殊”人物。抗战时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仗义执言的他还敢于批评国民党、抨击蒋介石……

　　据李维汉回忆，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也（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奚若：“这话（即所谓‘好大喜功’等）讲得也对，中华民国成立三十几年，蒋委员长搞了二十几年，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与会的张奚若从座位上站起来，拄着手杖说：“主席，说这话的是我，我向您自首。”毛随即说：“我知道，你和陈铭枢不同，你是好人说了错话，我不划你右派。”

　　新中国“国号”的缔造者

　　1949年6月15日，张奚若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出席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会上与会者对于新中国的“国号”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有人说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好，也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国”。就在各方争论未果时，张奚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还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好。他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代表们就张奚若的提议又展开了讨论，几个回合下来，大家都认为张奚若的提法好，一致同意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张先生便成了新中国“国号”的缔造者。

　　　张奚若的好友徐志摩曾称他为“一位有名的炮手”，在徐志摩眼里“奚若这位先生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岩石)。他的身体是硬的；他的品行是硬的；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他的说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

　　如今，张先生早已远去，他留给后人的，除了为数不多的文字外，还有不尽的怀念。像张奚若先生这样有学问又有独立人格的人，现在我们已很难遇到。“棱角先生”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也留在我们的期盼里。（聂晶）

转自 央视网 2009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