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这种人，注定要孤独的。

殷海光，又名殷福生，1919年12月5日，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农村传教士家庭，1969年9月16日病逝于台湾。在半个世纪里，他引领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青年，被李敖称为“五四之后中国最后一个知识分子”。

才子少年

殷海光7岁入学，中学时期开始对逻辑和哲学发生兴趣。当时，思想家张申府主编的《世界思潮》很受青年学生欢迎，殷海光受其影响，醉心于西方学者的思想，对逻辑学产生了极大兴趣。在阅读了金岳霖先生的《逻辑》讲义后，殷海光直接写信给金岳霖，咨询读书一事。金岳霖给他介绍许多阅读书目，这下让殷海光大开眼界。1935年，16岁的殷海光买到查普曼和罕勒合著的《逻辑基本》，仔细读完这本书后，决心把它翻译成中文。经过半年的努力，殷海光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并下了“译者引语”，由金岳霖推荐发表于张东荪主编的《文哲月刊》发表。1937年，他的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殷海光高中毕业，在金岳霖的帮助下，考进了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哲学系，正式师从金岳霖。

殷海光在西南联大度过了美好时光。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刚从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遗产还没有受到损伤；战争也没有伤到人的元气。人与人之间交流着一种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服。”西南联大的自由精神，造就了殷海光的一生。

殷海光在学习之余，常在深夜与同学探讨学问之事。由于他的说话声音洪亮，常常惊动了周围睡觉的学生，使很多人慕名前来倾听。当时，殷海光最爱朗诵李白的那首《行路难》。他的同学傅乐成回忆道：“大概是民国三十一年的寒夜，在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宿舍里，海光兄倚案独酌，曾用他洪亮的湖北腔，长吟着这首诗。当时我已就寝，蒙之际，正听到前面的四句，声调苍凉悲壮，顿时使我睡意全消，郁悒不能自已。”这足见青年殷海光的气魄与理想抱负，也为他后来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基础。

投笔从“戎”

殷海光在西南联大期间并没有全心于学问，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社会活动上，成了学校政治活动的活跃分子。他曾感慨道：“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校园内，真是‘各党各派’，‘异说争鸣’。我当时几乎事事反应，简直静不下心来苦攻学问。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一个浮动分子。”1944年底，已在读研究生的殷海光在蒋介石的号召下，毅然投笔从戎。抗战结束后，殷海光没再回学校求学，而是去了《中央日报》，担任主笔之职。殷海光凭着他的政治热情，写下许多有影响力的时政评论。他的同学傅乐成回忆道：“他写的文章，对政府时作尖锐地批评，甚至对他从前所最崇敬的人，也有微辞。”最著名的是在1948年11月4日，殷海光写下《赶快收拾人心》一文，对国民党的统治提出了疑问，认为国民党应对百姓的疾苦负责，他呼吁“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殷海光也因此遭到蒋介石的怒斥，差点丢了职位。

1949年3月，《中央日报》撤到台湾，殷海光也随之来到了台湾，仍任该报主笔、代总主笔，同时又兼任《民族报》总主笔。殷海光依然写评论抨击国民党统治，又一次遭到了蒋介石的批评，受到国民党的批判和围剿，最终被迫离开了《中央日报》。

1949年8月，殷海光转入台湾大学任讲师，主讲逻辑学和分析哲学。到台大之后，殷海光很受青年学子欢迎，一时成了时代偶像，是“台大校园里的一块精神磁石”（张灏语）。他的学生刘福增回忆说：“一讲到三十多年来的台大，第一个常被提到的人，不是傅斯年，就是殷海光。但是，如果从学术思想的内涵、学术批评精神和风范的树立，追求真理精神的光辉，以及感动和影响青年学子思想精神和学术情趣等方面来看，殷海光，无疑的，是台大三十多年来的第一人。”

在台大，殷海光招收了一些入门弟子，如张灏、刘福增、林毓生、李敖等，后来都成了很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殷海光每次登台演讲，都挤满了人，是台大校园内难得的风景。

殷海光的政治热情并没有随着校园教书而消减，他秉持着“五四精神”，成为《自由中国》杂志的编辑，写下了许多精彩的评论，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学子。此时，殷海光对国民党统治大为失望，并对台湾前途感到迷惘，写下了大量的批评文字。作家聂华苓回忆，当时编辑部里的殷海光主张批评和抗议，少壮派的都站在殷海光一边。“有时候殷海光讲到国民党某些腐败现象，雷先生还有些忐忑不安的样子，仿佛兄弟不争气，恨铁不成钢。”

1957年8月，《自由中国》进行改版，推出了“今日的问题”这一讨论栏目，旨在批判检讨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此时的殷海光一改几年前的沉寂，走到了《自由中国》的最前台。他发表了《是什么，就说什么》一文，指出知识分子的责任：“近代的自由思想者是本着刚健的精神积极奋斗才开出民主自由的花朵。今日之势，不做自由人，就得为奴隶。除了这二者以外，真是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了。” 1958年1月16日，殷海光又在《自由中国》发表《我们的教育》一文，批评国民党破坏教育，他指出：“今日台湾的教育，细细观察，不仅不及民国初年，而且不及满清末年。那时的教育，是逐步向一‘开放的社会’发展；今日台湾的教育，则是向建立一个‘封闭社会’之途迈进。” 从1957年8月到1958年2月，《自由中国》共计提出15个问题作为“今日的问题”，给国民党的统治以猛烈抨击。

孤独的“五四后期人物”

《自由中国》的干劲越来越大，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广。1960年9月4日，《自由中国》杂志主编雷震被捕入狱，杂志被查封，殷海光由此被软禁了11年。

软禁中的殷海光，无疑是孤独的。作家聂华苓回忆道，“他有老朋友来了，也不一定邀客入室，只是靠着野草蔓生的木门，三言两语，一阵哈哈……有时也请人坐在台阶上，一人捧一个烤红薯，谈逻辑，谈数学，谈罗素，谈他最近在外国逻辑杂志上发表的论文……”1966年12月1日，殷海光在给学生林毓生的信中不无悲伤地写道：“……‘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毋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

1969年9月16日下午5时45分，年仅50岁的殷海光停止了呼吸。临终前，殷海光与众弟子相见，对自己未完成的理想深感遗憾：“我并不怕死，只是觉得责任未了。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我的学问算不了什么，但我有超越时代的头脑与宝贵的经验……”

诚然，殷海光是孤独的“五四之子”，他的一生都在追寻自由主义思想，也为这一理想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殷海光非常清楚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在他临终前，在给学生张灏的信中这样说道：“近年来，我常常要找个最适当的名词来名谓自己在中国这一激荡时代所扮演的角色。最近，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封为‘a post－May－fourthian’(‘五四’后期人物)。这种人，being ruggedly individualistic(坚持独立特行)，不属于任何团体，任何团体也不要他。这种人，吸收了‘五四’的许多观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还保持着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的色彩。然而，时代的变动毕竟来得太快了。‘五四的儿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亲’。这种人，认为‘五四的父亲’浅薄，无法认真讨论问题，甚至被时代的浪潮冲褪了色，被岁月磨掉了光彩。而‘五四的父亲’则认为他是一个‘欠稳健的时代叛徒’，有意无意的和他alienate(疏远)起来。下一辈人呢?绝大多数和他分立在两个不易交通的‘心灵世界’里。他们和他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情结，和不同的展望。他们是失落了。但是，他们的失落和他的大不相同。保守人物呢?毫无问题，视他为祸根。于是，在这一时代，他像断了线的风筝。这种人，注定要孤独的。”（何贤桂）

转自 中国青年电子版 2009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