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的姐姐在海峡的那头;94岁的弟弟在海峡的这头。姐姐王东明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女儿;弟弟王慈明是王国维的五子。
王国维1927年6月2日自沉颐和园昆明湖后,留下了五男二女7个子女,如今只剩下这姐弟俩隔海相望了。一年前,姐弟俩当起了《王国维家传》的“名誉主编”,和儿孙们一起追忆王国维的事迹,搜寻海内外王氏后人的故事。弟弟说,“这份东西是属于王氏家族的。”
上海石库门记录着姐弟俩的童年和书香生活,姐姐爱吟诗,弟弟爱绘画
1916年王东明4岁时,王国维从日本回到上海,租了吴兴里的房子,三开间两层楼的石库门住宅安顿下一家八九口人。
王东明回忆:“父亲一生爱书,除了吃饭,时间几乎都在书房里消磨掉。平时他读书,我们兄弟姊妹围在旁边打架吵闹捉迷藏,他丝毫不显厌烦之色,依旧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
也许缘于对女儿的格外疼爱,王国维没有把东明像其他男孩子一样送去学堂,而是留在身边亲自授课。他亲自教女儿读《孟子》、《论语》,讲解或听女儿背诵时从不看书本,讲解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讲完了,问一句懂不懂,孩子点点头,这一天的功课就算结束了。
闲暇时,王国维爱躺在书房的藤椅上休息。这时,书房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不管他们怎么翻橱倒柜,王国维从来不加呵斥。而这时,也是东明背诵古文的时候。看到父亲好像睡着了,东明背不出来就跳过一句去,可每次都被父亲听了出来,眯着眼提醒她第一个字让她继续背诵。直到今日,王东明还能背出《论语》、《孟子》、《左传》里的许多词句。父亲最喜欢的一首词是辛弃疾的《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他经常吟诵,东明听久了也会吟。她90岁聚会时,还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儿孙们惊叹不已。
弟弟慈明从小爱绘画,常常缠着父亲要他画人,父亲不会画,就拿纸上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丢给他,调皮的慈明马上就给老人添上一副眼镜和一根长长的辫子,嘴里嚷着“画了一个爸爸”逃开了。
那时,家里常有日本客人,慈明和哥哥姐姐们知道日本人喜欢乌龟,就趁着日本客人不注意,悄悄地在他们背后的衣服上用白色石膏粉印上小乌龟图案,然后躲在一边调皮地笑个不停。这情景父亲见了也不责怪。长大后慈明才知道,他开玩笑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学术研究上和父亲有密切联系的日本学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奉献,如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
在吴兴里石库门,东明、慈明和兄弟姊妹度过了童年时代。儿时的书香生活让姐弟俩最早领悟了王国维的为人处世之道,父亲成为他们一生的榜样。
姐姐王东明独居台北,为亡父收藏遗物,发表文章辩驳谬论
因为几个姐姐早夭,王东明就成了王国维的长女。1913年11月,王国维一家旅居日本期间,王东明出生于京都。生下来时,父亲向人说:“我们家里已有4个男孩子,现在得了女儿,宛如‘米里捡一颗谷’,很是难得。”
父亲去世后第二年,母亲潘丽正携年幼的子女离开北京搬回海宁老家。15岁的东明和弟弟慈明就在海宁插班念小学,东明五年级,慈明三年级。后来,东明念完初中、高中考上中央大学,可是刚念了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她只得辍学。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两个哥哥调去高雄海关工作,母亲携着妹妹随同,次年王东明也随丈夫前往。此时,弟弟慈明正在上海念大学,姐弟俩含泪告别,谁也没想到从此竟天各一方,断了音讯。
到台北后,东明当了小学教师,生育了两个儿子。后来,母亲和哥哥妹妹们相继离世。晚年,两个儿子都在国外从事专业性工作,王东明独居在台北县永和市,由菲佣照料生活。台北市海宁同乡会的乡亲是她常常约来相聚的朋友,每周两次聚会,有人拉二胡,唱京剧,她爱哼京剧《四郎探母》,唱到“原来是杨家将把名姓改换,他思家乡想骨肉不能团圆……”时,她常常泪流满面。
哥哥高明的孙子王亮考入复旦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从事古籍研究。2007年11月,他到台北看望姑婆。王东明听说侄孙儿继承了王国维的衣钵,找出她历年收集的有关父亲的资料,让他挑选若干作研究之用。
上世纪60年代,台湾大学历史系的王德毅教授编著《王国维年谱》,王东明向他透露,父亲去世前几日,“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道亲家有道……”言之历历,后来成为学术界极为珍贵的资料。
80年代,海峡两岸学术界重提王国维,波澜复起,对他的死因争议纷纭。1983年8月8日,台湾《联合报》发表王贞明、王东明的文章《父亲之死及其他》、《最是人间留不住》,兄妹俩回忆依依膝下的情景,情真意切。王东明写道:“父亲自尽与大哥(潜明)病逝有很大关系。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难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还拒收恤金……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投湖自尽了。”兄妹俩齐口否定“殉清”之说,“其实父亲只是一颗棋,也是他(指罗振玉)预布的羽翼……渐渐地父亲感觉到已卷入‘浑浊世界’的大漩涡,必须脱身出来……”
东明是王国维最宠爱的女儿,相处时间最长,熟悉其性格和内心世界,因而她的话是真实可信的。
王东明(中)和儿子、侄孙儿王亮(右)在台北家中的合影(摄于2007年11月)
近几年,90高龄的王东明身体依然硬朗,性情乐观。除了聚会,她还喜欢逛艺术街、假日花市,常去乐华夜市品尝台湾小吃,爱吃豆花和萝卜丝蛋饼。前年元宵节,台北请来了四川的花灯,王东明让司机载着她去看了一晚上。
弟弟王慈明作为一位总工程师在成都生活50多年,接待过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
王慈明是王国维的第五子,出生于1915年,已经在成都静静地生活了50年。
王慈明在海宁读小学,在嘉兴省立二中读初中,又在杭州读高中,后来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1939年毕业后到昆明机床厂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新中国成立后,王慈明担任昆明机床厂副厂长,1952年,他奉命调到一机部,又去新组建的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担任总工程师。1956年,王慈明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总工程师被派到成都,参与筹建了成都量具刃具厂。在昆明时,他接待过前来视察的邓小平;在成都,他参与接待过毛泽东、刘少奇、陈毅、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总工程师的身份汇报生产建设情况。
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到成都量具刃具厂视察。听说了王慈明的身份后,毛泽东对身旁的军管干部说:他父亲身穿长袍马褂,脑袋上还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外貌看着守旧,内心却是现代的,先进的,治学也是辩证的,你们应该好好读读他的书……就是这段话,给王慈明后来的生活免掉了许多磨难。
王慈明与苏州的大家闺秀顾华结婚,生有一女两儿,现在都在成都工作和安家。在成都生活50年,王慈明从未向外人提起父亲的身份,就连子女也所知甚少。
王慈明坐轮椅在公园里游览(摄于2007年3月)
94岁的王慈明老人,身上依旧带着早期知识分子的干净气质:衣着简洁,脚下是一双布鞋;脸庞和身板清瘦;话不多,一口普通话缓慢沉稳,聆听时专注凝望。
晚年的王慈明很像姐姐王东明,喜欢独居,喜欢听古典音乐和京戏,也常常哼《四郎探母》。不同的是,老人现在仍然对电子专业感兴趣,家中订了有关杂志。为了满足他的“好学”,儿女还专门为他配了手提电脑,老人经常上网浏览,偶尔还打打游戏。儿女们家里要换电器,必定请他来当“参谋”。近两年,王慈明腿脚不灵坐了轮椅,很少外出,闲着就守在电话机旁,候着台湾的姐姐打来电话。
40年后姐弟重逢,访故居触景生情,侄女儿一句“姑妈的旧箱子还在,您看看吗”,姐弟俩破涕为笑
1987年2月,王东明写了《巨星陨落一甲子》的纪念文章,刊登在台湾《中国时报》上。东明说:“父亲的成就,大都得自天赋、毅力与求知的狂热……殷切希望海内外学者能顺着父亲所开辟出来的道路,赓续研究,再传薪火,更放异彩。”这篇文章很快被大陆的《参考消息》转载了,这是有关彼岸王氏后人最确切的信息。读到这篇文章,身在大陆的慈明、登明两兄弟唏嘘不已。
半年后的中秋节,隔海相望了40年的姐弟终于在香港重逢了。彼岸兄妹贞明、东明和大陆的弟弟慈明、登明久久对望,哽咽着叙说……
1990年中秋,阔别故土53年的王东明踏上了“寻根之路”。10月3日上午9时许,她由弟弟登明陪同着来到盐官镇西南隅,走进按原样修复的王国维故居。老屋南面几百米远处便是钱江一线潮汇合处。王国维离乡后曾以一首《虞美人》追忆钱江夜潮:“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当年,王国维守丧居家半年多,在老屋里酝酿和起草了《人间词话》。后来,他带着家眷北上离开老屋时,依依不舍地写下“故园春心断”的词句。
东明对弟弟登明说,铸造一尊王国维铜像摆放在故居供人瞻仰,资金由她掏。如今,一尊精神矍铄的王国维半身铜像伫立在这里,幽深的目光穿过镜片,透着无限悲愤,洞穿世人心灵;丝丝鹤发,冉冉苍颜,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感慨、一种景仰。
1994年11月,王东明再走“探亲”之路,赴成都看望弟弟慈明,到新疆探望已故哥哥的儿辈至亲。中秋节之夜,她来到北京颐和园昆明湖畔,面向一湖秋水,告慰父亲的亡灵……
在上海,王东明由弟弟登明陪着重访旧居。走进石库门,触景生情,姐弟俩不由四目盈泪。在登明家,侄女儿令之突然想起当年姑妈有一只暗红色的旧箱子留在上海,里面是夹袄和旗袍之类老式衣服。这只箱子几十年来一直被小心地保管着,每年过了黄梅天都要“晒霉”,尽管衣服存放很久,但是平平整整,散发着浓浓的樟脑丸气味。令之说:“姑妈,您的旧箱子还在,要看看吗?”弟弟也说:“姐姐是否要打开看看?”东明说:“不了。”姐弟俩破涕为笑。
2007年11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海宁举行王国维学术研讨会,许多王氏后人都来参加。大家觉得应该动员海内外的王氏后人,让国学研究再传薪火,因此建议编一本《王国维家传》的小集子。
目前收集了王国维逸闻轶事、生平资料和图片的《王国维家传》第一卷已经面世,记录王氏后人事迹的第二卷正在编辑之中,以表达两岸同胞的骨肉深情,共祝祖国早日统一。(蒋连根)
转自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9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