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17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40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是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大后方有影响的青年诗人之一。1949年赴美国深造，1953年获芝加哥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后回国，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致力于俄、英诗歌翻译。主要著作有：诗集《探险队》（1945年）、《穆旦诗集（1939-1945）》（1947年）、《穆旦诗选》（1986）等，及《唐璜》（1980年）等大量译诗。

穆旦本名查良铮，著名诗人和诗歌翻译家，1918年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海宁。海宁查家是江南世家，几百年中名人辈出，领尽风骚，康熙皇帝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红学专家周汝昌在文章中说，查家分南北两支，“北查”世居天津水西村，大约就是穆旦出身的那一支了。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金庸本名查良镛，亦是浙江海宁人。穆旦其实是金大侠本家的大表哥。1934年查良铮将“查”字拆为“木”和“旦”，“木”与“穆”谐音，于是开始用“穆旦”作笔名。这正如查良镛后来把“镛”字一分为二，成为“金庸”。

　　穆旦在十一岁那年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开始诗文创作，现存有1934至1935年载《南开高中生》的诗八首。这些“少作”刻画了流浪人、老木匠、缫丝工等劳苦大众经受的“把人变成了烂泥”的煎熬，鞭挞了“另一个世界”穷奢极侈的生活。少年的穆旦已经开始理性地思考人生和现实，忧郁地关注社会和底层的人民了。

　　当时日寇侵凌，平、津首当其冲，年轻的诗人热心于抗日救亡的活动，他写下了《哀国难》，“洒着一腔热血”大声疾呼：

　　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

　　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

　　眼看四十年的光辉一旦塌沉，

　　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

　　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已经投身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洪流，开始唱起“追求进步”的序曲。

　　1935年7月，穆旦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三所大学录取。最后，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外文系。穆旦在这里继续探索和写作现代诗歌，并在《清华学刊》上发表。他写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又有很强的现实感。

　　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穆旦随校迁往昆明，清华与北大、南开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这片被称为“振兴并发展中国新诗的新垦地”上，穆旦得到著名的学者、诗人闻一多、燕卜荪（William Empson）等人的言传身教，尤其是燕卜荪当时开了“当代英诗”课，从19世纪诗人霍普金斯（G. M. Hopkins）一直讲到20世纪诗人奥登（W. H. Auden），使穆旦深受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全面现代化的诗风。

　　1940年，穆旦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他留校任教，负责叙永分校新生的接收及教学工作。1942年写的《诗八章》，次年即和另三首收入闻一多选编的《现代诗钞》。1942年，他却作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投笔从戎。他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日，亲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据好友王佐良发表于英国伦敦Life and Letters（1946年6月号）的《一个中国诗人》一文，说：“但是最痛苦的经验只属于一个人，那是1942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想到过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的痢疾，让蚂蟥和大的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到八日之久。但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为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他活了下来，来说他的故事。但是不！他并没有说。因为如果我的叙述泄露了一种虚假的英雄主义的坏趣味，他本人对于这一切淡漠而又随便，或者便连这样也觉得不好意思。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道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怕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的。”

　　过了三年，诗人才根据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写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这首长诗是以《葬歌》终结的：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在这里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这首椎心泣血的长诗，不仅是对胡康河上的白骨深情的祭奠，也是纪念千千万万为抗日而牺牲的将士的史诗。

　　40年代是一个风云变幻、风雷激荡的年代，在这个年代，他抒写出深沉雄浑的生命之歌。学者龙泉明、汪云霞认为，他的诗歌，透视了敏感良知的知识分子在苦难岁月里丰富复杂的精神境遇，呈现出诗人对人类生存状况、民族前途命运形上思考的痛苦凝重的情感色彩。生的希望与绝望，爱的欣喜与怅惘，民族的期待与灾难等，在他的诗中交织、扭结、矛盾和冲突。透过其诗，可以感受到诗人躁动、苦闷、压抑和焦灼的痛苦灵魂。诗人唐湜在《穆旦论》中，就说：“（他的诗）给人一种难得的丰富和丰富到痛苦的印象，甚至还有一些挣扎的痛苦印记，他有一份不平衡的心，一份思想者的坚韧的风格，在别人懦弱得不敢正视的地方，他却有足够的勇敢去突破。”

　　香港学者李焯雄认为，整体而言，穆旦诗的基本风格是悲观和冷静的。他明白就是不能把现实转化为理想，他也不能逃避；语言世界、爱情等均不能提供逃避之所。因此，他诗中始终没有冷漠的态度，漠视客观的世界。穆旦认为“我是太爱，太爱那些面孔了，/ 他们谄媚我，耳语我，讽笑我，/ 鬼脸，阴谋，和纸糊的假人，/ 使我的一拳落空”，他毕竟是悲悯的，不流于冷嘲。

　　1949年8月，穆旦赴美留学，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同年12月23日，与早在一年多前就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生物的周与良结婚。1952年底，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毕业后，穆旦又怀着一以贯之的爱国情操，一厢情愿地偕夫人周与良博士兼程回国。次年5月，他们俩同时应聘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满以为从此可以安心报效祖国了。穆旦秉性耿直，遇事往往仗义执言，在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年头，自然不能见容于那些为虎作伥的宵小。仅仅一年多之后，就发生所谓的“外文系事件”，没有料到这竟成了穆旦后来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依据之一。

　　1955年，“肃反运动”中穆旦成为“肃反对象”，受到批斗审查，参加“远征军”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1957年春，“整风运动”开始，穆旦接受回国后几年来“祸从口出”的教训，在“大鸣大放”中守口如瓶，总算逃过了言祸，在“反右运动”中幸免于一顶“右派”的棘冠。天真的诗人哪懂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957年2月，他发表长诗《葬歌》，真诚地抒写“我们知识分子决心改造思想与旧我决裂”，却受到“个人主义”的讥评。5月7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讽刺诗《九十九家争鸣记》，这首诗后来被批判为“毒草”、“向党进攻”，也被作为定罪的依据之一。

　　“反右”中受到批判，他被迫写了检讨。这些只不过是他的厄运的序曲。1958年底，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凭空扣在了一位万里来归的爱国诗人的头上，“机关管制三年”，而他的"反革命罪证"正是当年爱国从军，参加抗战！从此开始了二十年的贱民生涯，株连全家。“文革”期间又受尽折磨，书籍、手稿、一些家庭用品、被褥、衣服等都当"四旧"被拉走，亲友回避，诗神无踪。

　　夫人周与良回忆道：“四人帮”打倒后，他高兴地对我说‘希望不久又能写诗了’，还说‘相信手中这支笔，还会重新恢复青春'。我意识到他又要开始写诗，就说：‘咱们过些平安的日子吧，你不要再写了。'他无可奈何地点点头。我后来愧恨当时不理解他，阻止他写诗，使他的夙愿不能成为现实，最后留下的二十多首绝笔，都是背着我写下的。他去世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孩子们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一些是已发表的诗的题目，另外一些可能也是诗的题目，没有找到诗，也许没有写，也许写了又撕了，永远也找不到了。”

　　在无法写诗及发表诗作的日子，穆旦以梁真或查良铮的署名开始他的译诗工作。王佐良说：“他早已精通英文，后来又掌握了俄文，回国之初就译了大量普希金的诗，包括《欧根·奥涅金》。后来他转向英国浪漫主义诗，艾略特的《荒原》就是他重译而且仔细加注的。他的最主要的成绩则是拜伦长诗《唐璜》的全译本，全书十七章十四节都以略加变通的意大利八行体（ottava rima）为格律译出，保持了拜伦的口语体以及讽刺艺术的几乎一切特点，读起来像原著一样流畅生动。”

　　夫人周与良说：“良铮译诗，是全身心投入，是用全部心血重新创作，经常为一行诗，甚至一个字，深夜不能入睡。他常说，拜伦和普希金的诗，如果没有注释，读者不容易看明白。他的每本译诗都有完整的注释。偶尔他也对我说：‘这句诗的注释就是找不到。'为了一个注释，他要跑天津、北京各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等。他跌伤腿以后，还拄着拐杖去南大图书馆找注释。尤其《唐璜》的注释，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查阅了大量文献，虽然出版时未被采用，至今我还保留着厚厚一本注释。去医院进行手术前，他曾对我说：‘我已经把我最喜爱的拜伦和普希金的诗都译完，也都整理好了。'他还对最小的女儿小平说：‘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个小手提箱的译槁，也可能等你老了，这些稿件才有出版的希望。'他最关心的是他的译诗，诗就是他的生命，他去世前没给家人留下遗言，这些就是他的遗言。”

1976年3月31日，穆旦在给孙志鸣的信中写道：“我在周总理逝世后十天，摔了一跤，跌下自行车，右腿股骨颈折断（又叉进一些），至今已七十天了，还没有全好，每日躺在屋中用拐走路……”在1976年6月15日的信中再次写道：“我的腿真该诅咒，再过四天就五个月，可是还未全好，还得用一拐支着，现在每天练习多走，以期快好。看样子也许得六个月？”然而六个月、又六个月过去了，诗人的腿伤还是没有好。穆旦在1976年10月30日、11月7日和1977年1月12日给郭保卫的信中写道：“现在我的骨折生长不佳，又裂开一缝，必须开刀，钉钉子，还要重新养起。不过马上动不了手术，因为医院无床位……”“我每日在校内近处走动，用着双拐。现在是等待医院对普通病人开放床位。目前由于有震情，所以不开。心情并不很好。”“我现在等过春节，过了节，就打算进医院，狠一下心做手术，那么我们有两个月就不便写信了，主要是我卧在床上大概写不了……”看来医院终于对穆旦开放了床位，不料，还没来得及动腿部手术，在1977年2月25日下午他心脏病突发，26日凌晨病逝。穆旦在上手术桌前，心情是等待多时的轻松吧。他大约觉得再过几个月又可以健步如飞，可以继续写他的诗歌，继续完成他对普希金的译著。身为诗人，常有额外的苦难，但是也有格外悠长的青春，虚龄六十岁的穆旦，还有多少的诗情没有释放、多少计划等待完成啊！然而诗人是带着开敞的伤口死去了。这是多年来身心备受摧残的必然后果。

　　1980年7月，《唐璜》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立即成为公认的文学翻译的经典巨著。1981年，南京译林出版社重新出版穆旦过世前精心修订过的《普希金抒情诗集》两大卷（1954年上海初版）。1986年，一本《穆旦诗选》，几经周折，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只选五十九首。直到1996在诗人逝世二十周年前夕，一部《穆旦诗全集》终于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发行了。这部诗集收录诗人从中学时代的“少作”到悴然逝世前的残稿，共一百五十余首。正如编者所说：“正是这样一部由‘抹去诗与生命之界'的‘殉道者'用超绝的诗艺与坚韧的生命熔铸成的《诗全集》，在现代诗史上留下了一座卓异的里程碑。”

　　学者巫宁坤说：“《穆旦诗全集》中最动人的是1976年写的二十七首诗。澎湃的诗情在被迫噤若寒蝉二十年之后，竟又在短促的最后一年中再现辉煌，宛如漫天阴霾之后的晚霞夕照，令人为之目眩，几乎是一个奇迹。穆旦的晚年是十分寂寞的，正如汪曾祺早在1947年读过《穆旦诗集》后就慨乎言之的：'诗人是寂寞的，千古如斯！'半生的追求，无尽的苦难，深沉的幻灭，都升华为炉火纯青的对生命的咏叹。”

　　《智慧之歌》哀叹“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爱情消逝，友谊被“生活的冷风铸为实际”，“迷人的理想终于成笑谈”，剩下的只有日常生活的痛苦，诗人只能直面惨淡的人生：“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沉没》绝望地惊呼“身体一天天坠入物质的深渊”：

爱憎、情谊、职位、蛛网的劳作，/都曾使我坚强地生活于其中，/而这一切只搭造了死亡之宫。

　　《穆旦诗全集》的压卷之作是那年12月写的《冬》，四章六十四行，唱出了“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的哀歌，凄婉欲绝：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

　　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尽管最后诗人的心中有一股暖流缓缓地出现，在不由得升起希望时，希望却又落空了。诗人这时却因心脏病突发，而死在手术台上。它宛如不幸的天才诗人为自己作的墓志铭。

　　2005年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八卷本的《穆旦译文集》，2006年4月，两卷本的《穆旦诗文集》也已面世。这是到目前为止收录穆旦译文和诗文最为完备的专集，首次系统整理出版，几乎囊括了穆旦的全部作品。

摘自 蔡登山著《民国的身影:重寻遗落的文人往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