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黄枬（nán）森,1921年11月29日出生于四川,1942年考进西南联大物理系，1943年转到哲学系，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留系读研究生。1950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95年离休。

　 20世纪40年代，他由四川富顺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自20世纪5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哲学系副主任、主任、博士生导师。

　　他是一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科学研究的哲学家，一生致力于哲学的科学化。

　　他在哲学上的另一大贡献是，他开创了中国的人学研究，成为人学研究领域的先行者之一。

　　2008年初冬的一个上午，阳光温暖地洒在北京大学的朗润园内，由于暖冬的缘故，园内的树木依然在展示着那显得十分老成的绿色。前方不远处的未名湖还是绿波荡漾，而后湖的水却过早地干涸了，露出了湖底深邃的皱折，还有那几经沉浮却终于袒露心迹的石头。偶尔有几只鸟儿飞来，给这片清静的池塘带来了活泼的生气。

　　上午9点整，我如约来到朗润园内的一幢楼房内，按响了门铃，一个老者为我开门，只见他的面部表情平静如水，目光亲切而深远。这就是在北大执教一生、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哲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一代名师——黄枬森。

　　西蜀才子走进西南联大

　　1921年11月29日，四川富顺县的前清秀才黄文杰的第三个孩子黄南生降生了，黄文杰给他按照家族辈分起了个大名叫黄述烈。到了黄述烈上中学的时候，他便自己改名叫黄枬森，意为楠木成森林。关于这个名字，黄枬森调侃说，他搞了一辈子哲学，没想到竟然在名字上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原来，在改名字的时候，他查字典看到楠木的“楠”字的规范写法应该是“枬”，因此他就写做黄枬森，正是这个名字给他带来了无穷的麻烦。大家不是将读音读错，就是将“枬”写成“楠”，一些稿费寄来常常将字写错，只好退回再重新寄。

　　富顺今属于自贡市，位于四川省南部。这里是著名的井盐之乡。北宋时期，富顺知监周延俊热心教育事业，在这里兴教办学，他在任期间修建了一座文庙，主供孔子，被称为“文宣王庙”。庙内立有雁塔碑，用以镌刻全县历次中试者的名字。此举使富顺之地文风大开，一时间土农工商皆以入学中举为荣。仅宋代在雁塔刻名的进士就67人之多。延至明代，文风日盛。仅明一代，赴京会试中进士者就达139人之多。这个数字是四川省进士总数的十三分之一。富顺也因而获得了“才子甲西蜀”、“富顺才子内江官”的美誉。

　　出生在“才子之乡”，秀才之家的黄枬森自然是秉承家学，诗书继世。黄枬森的童年是在私塾里度过的，长达五年的私塾生活，使黄枬森遍习古代典籍。使得他由此获取了开启未来的哲学之门的钥匙。由于黄文杰是秀才出身，因而他十分注重对子女的儒学教育，但已在富顺县国民政府供职的他却思想开放，既崇尚传统儒学，也不排斥洋学堂。黄枬森十二岁的时候，父亲便下决心让他进入富顺中学。

　　富顺中学是一所名校，即今天的富顺二中。这座始建于1903年的县级中学位于富顺县城北，原名富顺县中学堂。这里古木参天，楼台掩映尽，尽揽富顺山水之胜。这座中学名人辈出，著名学者、《厚黑学》作者李宗吾曾在此就读并担任过校长。在这里，黄枬森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为他以后的求学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9年秋，黄枬森考取了自贡蜀光中学。位于沱江之滨的蜀光中学，比富顺中学名气更大。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担任董事长，于佑任亲笔题写校名。在蜀光中学，黄枬森开始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潘梓年、艾思奇的哲学著作和苏联的一些哲学专著，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三年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他回忆说，当时只所以选择物理系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自己的物理成绩比较好；二是因为当时的西南联大物理学号称“东亚第一”。朱光亚、杨振宁等都是物理系的学生。一年之后，黄枬森发现自己对物理并不是很感性趣，反而越来越喜欢哲学，于是他申请转入了哲学系。哲学系也是西南联大的著名学科，素以学科齐全、水平一流而闻名全国。当时的热门是工科和经济学，但黄枬森考虑的不是实用，而是自己的性趣。当时的哲学系，他的年级里只有十几名学生，到毕业的时候只剩下几个人了。回忆起联大的学习生活，黄枬森说，自己虽然放弃物理学而走进哲学的殿堂，但良好的物理学基础却为他以后的哲学求索之路奠定了良好的科学基础。

　　1944年底，日本侵略军打到了贵州的独山，整个西南震动。国民党开始号召大后方的青年学生从军，保家卫国。这时，热血沸腾的黄枬森报名参军，参军后，他与学生军们乘坐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去印度学开汽车，计划是学成之后去菲律宾进攻日本本土。学成之后之后，黄枬森就与战友们开着汽车回国。这时，日本已经投降，菲律宾计划也自然取消。抗日战争结束后，1945年秋，黄枬森与同学们又回校复课。1946年5月三校复员，黄枬森选择了北大，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由于联大提前放假，黄枬森便先回到了四川富顺看望重病的父亲。一直到1947年春，他才从四川老家赴北平，由于路途遥远，再加上交通不便，他这次赴京之旅，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由于黄枬森在四川老家耽误了半年的时间，以至于1947年毕业时他竟然学分不够，因此又延迟到1948年才正式毕业。毕业之后，他想继续深造，于是便考取了著名的康德研究专家郑昕的研究生。也就是从此，他便与北京大学这座传承着兼容并包和民主科学精神的高等学府结下了终身之缘。

　　北京大学的沧桑岁月

　　早在西南联大期间，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黄枬森的世界观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一二一”事件之后，使他彻底看清了国民的反动面目。到北大以后，他的这种认识日益加深。1948年7月，毕业前夕的黄枬森密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时，他积极要求去解放区，但组织上认为，他的地下党身份一直没有暴露，决定让他留在北大，准备迎接解放。

　　在黄枬森的记忆里，有两个令他难忘的场面：一是1949年　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城接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入城那天，他与同学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跑到东郊民巷观看入城式。选择东郊民巷是因为这里是使馆区，他们是要在这里看人民的军队如何从这里经过，向帝国主义列强示威：中国人终于扬眉吐气了！

　　第二个场面是1949年10月1日，他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天安门北大方队，站在天安门广场，看着毛泽东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见证了这激动人心的伟大时刻。

　　黄枬森参加党组织后，政治活动非常多，不但有党内职务，还担任着研究生会的会长，并且还兼任着大课（政治课）委员会主任许德珩（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秘书。再加上郑昕是民主进步人士，社会活动也非常多。因而，这段时间，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跟随郑昕学做康德研究。1950年秋，研究生还没有毕业，他便做了助教，开始为学生讲授政治课。

　1951年秋，黄枬森被组织上安排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研究班进修，在这个进修班，他与苏联教授克列结下了终生友谊。克列是一位年轻的苏联专家，年龄与黄枬森相仿，对马列主义有独到的研究，至今还经常来中国交流学术。

　　进修一年多之后，黄枬森又回到北大。先后为讲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苏联专家钱包罗庭、撒波日尼科夫做助手，一直持续到1956年苏联专家回国。不久，他又被借调至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工作，主要任务是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当时研究室主任是陈伯达，副主任是胡绳，关锋担任哲学组组长。到了1957年春天，反右运动开始了，编书工作也随之停下来，黄枬森又回到了北大。这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一直到1961年才由艾思奇主编出版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在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黄枬森被开除了党籍，“罪行”是在政治研究室工作期间发表了“比较系统的右派言论”。这宗“罪”的起因是，当时中央号召大鸣大放，研究室就安排黄枬森将报纸上一些观点收集起来，让大家一起讨论。在讨论时，黄枬森如实地发表了自己对问题的一些看法，这个发言被记录在案。回到北大几个月后，反右运动已即将结束时，政治研究室将一份关于黄枬森的材料寄到了北大，材料认为，黄枬森发表的意见对右派报以同情，是修正主义观点。在当时，黄枬森并不知道有这个材料。1958年，大跃进时，为响应“开门办学”的号召，北大一些师生要下放到北京大兴县的黄村。下放之前，党总支召开了批判会，给予黄枬森留党察看2年的处分。但这个处分并没有通过。一直到了1959年的春天，又改为开除党籍。

　　被开除党籍之后，黄枬森回到北大已不能再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被贬到了编译资料室做副主任，做起了被认为并不重要的编译资料工作。在编译资料室的几年，才使得黄枬森有了足够的时间做研究。期间，他埋头哲学世界，神游智慧之海，对黑格尔哲学和《列宁哲学笔记》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黄枬森看来，列宁虽然是一个政治领袖，他的哲学笔记却是一本纯粹的学术笔记。当时，学习《列宁哲学笔记》非常困难，原因是一直缺乏一本较好的、能够帮助大家读懂的注释。于是，担任着编译资料室副主任的黄枬森便组织了几位处语能力较强的教师编写注释，最终写成了50多万字的《列宁哲学笔记注释》，当时仅限于高校内部交流，直到80年代初才公开出版。

　　1966年5月“文革”开始，6月1日，黄枬森从门头沟“四清”工作队回到北大，成为了靠边站的人，他既不是革命群众，也不是斗争对象，成为了“死老虎”和“漏网之鱼”。这种处境也使得他在“文革”时期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

　　1972年，黄枬森又趁周恩来总理发出“恢复高考、系统学习”的指示之机，向哲学系的军、工宣队建议集体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准备在哲学系开设这门课程。得到批准后，他便和几位教师集中到办公楼中的一间屋子里开始编写，历时一年完成初稿。正是由于这次准备，改革开放不久，北大就开始了马哲史课程，成为我国高校开设马哲史最早的大学之一。

　　哲学的春天与哲学的科学化

　　改革开放之后，“左”倾思想路线逐渐被纠正了。 1978年底，黄枬森恢复了党籍，对他的错误处分也被纠正了。一个哲学的春天来临了！在此后的30年间，黄枬森在西南联大和北大精神的支撑下，倾毕生所学，致力于哲学事业，进入了学术研究的盛年期。他在改革开放以后所做的工作超过了前30年，而前30年，他正处于27—57岁之间，这30年他处于57—87岁之间；前30年差不多是法定退休年龄前年富力强的阶段，后30年差不多是退休后年老力衰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黄枬森做的工作主要是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从事学科的科学建设。首先是马哲史的建设。在与北大哲学系同志一起从无到有开设马哲史课程的基础上，他参与编写或主编了3种马哲史教材和1种马哲史专著，教材是《马哲史稿》、《马哲史》(3卷本)和《马哲史》(1卷本)，专著是耗时13年、57人参加的400万字的《马哲史》(8卷本)。这些努力使马哲史作为一门科学在中国建设起来。

　　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设。黄枬森在 1986年参加了当时8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共同参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设项目，其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目前，他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重点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研究》正在进行之中，这是一项更大规模的项目，这也是北京市出版基金的重大课题，得到北京市社科联的大力支持，不久即将完成。

　　第三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人学是一个新兴学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黄枬森和一批同志在北大筹建了人学研究中心，组织和建立了中国人学学会，2005年以北大学者为主出版了《人学的理论与历史丛书》3本，近200万字。人学作为一门学科逐渐得到了社会和学术界认可。

　　第四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文化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但一直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上世纪90年代以来，黄枬森参与了文化问题的讨论与研究。他参加主编、于1999年出版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就是这些研究的成果。

　　此外，黄枬森还撰写了大量对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文章，发表了一些成果。

　　黄枬森说，他所参与的这些科学研究活动在整个北大的科学研究活动和成果中不过是沧海一粟，整个北大的科学活动和成果，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水平之高，是前30年无法比拟的，更是建国前难以想象的。

　　在北京大学110年华诞之际，黄枬森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校友通讯》上，这篇文章从自身成长和教学的经历阐释了北大精神。这篇文章所用的题目是《岁月对精神的诠释》。在黄老看来，北大精神的形成过程是岁月对精神的诠释。在我看来，黄枬森的哲人生涯是用精神在诠释岁月。我们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华六十华诞，六十年一甲子，在这六十年风云际会的岁月里，黄枬森以深厚的中国儒家文化为基石，以先进的马克思哲学理论为武器，在北大这块浸润着兼容并包、民主科学的文化家园里，见证、参与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承与发展，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化，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华文化的厚土上释放出了更加灿烂的光辉。

岁月淘洗精神，精神诠释岁月，哲学引领时代。（程冠军）

转自 人民网 2009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