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岱年（1909－2004）

2009年5月23日是张岱年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日。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刚刚五年，其“刚毅木讷近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格风貌仍清晰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当然，更加值得珍视的和将在历史中产生久远影响的则是他给我们留下来的思想遗产。

“兼和”思想贯通两大成果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好学深思、最有远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青年时代就确信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始终牢牢把握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它与民族精神的精华以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哲学研究、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特别是其中的中国哲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

张先生给我们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最重要的有两大成果：一是他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创立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二是他在八九十年代所着力阐明的“综合创新”文化观。而贯穿于两大成果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兼和”。张先生总结自己“平生致思试图加以阐明的基本观点”，把“兼和为上——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是价值的最高准衡”（《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410页）当作一条重要的原则，就鲜明地表现了其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倾向。

“五四”后中国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并存的格局，许多人只看到它们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互相批评、激烈论战、“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一面，而张申府、张岱年兄弟却同时看到了兼综三者之所长，创造一种“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的新综合哲学的可能性。张岱年四十年代写的“天人五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和《天人简论》），就是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吸收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改造并重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德理想主义，而建立一种“新综合哲学”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初步尝试。由于当时国家正在艰难之秋，受种种主客观条件限制，他的这一工作并没有完成，“大纲仅具，论证未晰”，但它已为中国现代哲学开启了一条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宽阔道路，对后来者极富启迪并预示着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文化大讨论，是“五四”以来历次文化论争的继续和延伸。自由主义西化派坚持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全球化就是西化”，文化保守派提出了“复兴儒学”的口号，此外还出现了“新启蒙”、“西体中用”等文化主张。耄耋之年的张岱年先生再次挺身而出，于1987年正式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强调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派的一面旗帜。在各种文化主张中，“综合创新”论也成为最有力地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一种主流文化观点。

显然，不论是张先生早年创建“新综合哲学”的尝试，还是他晚年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都有一种哲学观念作为理论支撑，作为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据，这种哲学观念就是他的“兼和”论。

“兼和”范畴形成过程

“兼和”是张先生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根本精神，吸取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而独创的一个哲学范畴。他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古代辩证法、“创造的综合”和“方法论上的多元主义”等论述中已有“兼和”思想的萌芽，从他四十年代写的“天人五论”中则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新哲学范畴产生和思想成熟的过程。

在1942年写的《事理论》中，张先生首先提出了“兼体”这个概念。“兼体”与“单体”相对，“单体即内中不含物体之物体，兼体即内中含有物体之物体，即由较小之物体构成之物体。物体中含物体，可有多层，皆为兼体。兼体有简与赜之不同”。也就是说，“兼体”是一中有多之物体，即内中包含着矛盾和或简或繁之多样性的物体，它是一与多的统一。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可以说是张先生“兼和”思想的一个本体论根据。兼体与单体之辨实蕴含着古代“和同之辨”的要义于其中，即兼体是“和”，单体是“同”，将二者区分开来还是有实质意义的。

在1944年写的《品德论》中，张先生又提出“兼”、“和”、“通”、“全”四个互相关联的概念。他说：“品值之大衡曰兼，曰和，曰通，曰全。合多为一谓之兼，既多且一谓之和，以一摄多谓之通，以一备多谓之全。兼和通全四者，其指实一，直所从言之异尔”。四个概念都用一多关系来界说，是从不同角度来讲多样性统一的问题。他又说：“兼和通全，亦即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既富且多，复相顺而一贯，是谓之兼，亦谓之和，亦谓之通，亦谓之全。”富有言其大，日新言其久，可久可大则有相顺一贯之发展。张先生虽然是从“价值之准衡”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但同时也深刻地阐明了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的辩证法的宇宙发展观。兼、和、通、全首先是宇宙自然之理，人知其然后才能在行为中自觉选择，把它当作当然之则。所以他又说：“自然恒有二方面：一方面兼而和，一方面别而乖。扩充其兼而和，以克服其别而乖，即由自然归于当然。”人掌握了宇宙发展的辩证规律，就可以在实践活动中自觉地“扩充其兼而和，以克服其别而乖”，这就是所谓“由自然归于当然”。

在1948年写的《天人简论》中，张先生把上述思想进一步概括、提炼、升华为“兼和”范畴。核心范畴的形成使“兼和”哲学臻于成熟，并在宇宙观、价值观、方法论等方面展开了其丰富内容。

首先，他将“兼和”范畴简明地界定为“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准确地表达了多样性统一的含义。张先生明言“兼和”范畴是对中国古代重“和”思想的继承（“简云兼和，古代谓之和”），而古代重“和”思想的精义在于尚“和”去“同”，主张“和而不同”。如西周末年的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都是强调“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兼和”范畴可谓深得中国传统重“和”思想之精义。

其次，作为宇宙发展原理和最高价值准则的“兼和”，其伟大的作用、功能和价值意义就在于“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这是对“和实生物”、“如无和谐则新物不成”（《全集》第3卷，第194页）的生动说明：因多样性统一才有新事物的产生，因生生而日新，因日新而富有，因生生、日新、富有而有可久可大、一以贯之的永续发展。所以他又说：“惟日新而后能经常得其平衡，惟日新而后能经常保其富有。”“兼和”范畴的创造性、多样性、统一性特征集中表现在“生生”、“日新”义上。

再次，他提出“以兼和易中庸”的命题，突出地体现了“兼和”辩证法的彻底革命精神。由于“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是在日新发展中的一种动态的平衡，而不是无条件的绝对平衡和停滞不进，所以张先生又明确提出：“古昔哲人常言中庸，中庸易致停滞不进之弊，失富有日新之德。今应以兼易中，以兼和易中庸。”他并不否认“执中”、“适度”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但不赞成把“中”和“度”绝对化，使之成为阻碍事物永续发展的限制，因此主张以具有“富有日新之德”的“兼和”来取代“中庸”。这是他用唯物辩证法来改造、提升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典型范例。

以上是张先生在四十岁之前所达到的思想境界和水平。作为一个掌握了“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和时代精神的精华的青年哲学家，其独立思考的成果在当时虽不为人们所知，但却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些理论思考甚至是很超前的，对后人亦有所启发。比如，他关于“兼和通全”、“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的精湛思想，在我们今天看来，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联系今天面对的种种问题和矛盾，我们也可以说“兼和”之道就是日新富有、可久可大的科学发展之道。

“以兼和易中庸”的革命性

“天人五论”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才出版面世。此后，张先生早期哲学思想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同时也受到一些质疑，比如“以‘兼和’代‘中庸’”的思想，就有人持不同看法。对此张先生曾多次作出回应，坚持其一贯的辩证唯物论哲学立场。

1987年1月他在《天人简论》的“又记”中说：篇中“提出以‘兼和’代‘中庸’的观点，自审尚非过时。”（《全集》第3卷，第216页）在1989年写的《八十自述》中，他谈到了独抒己见的六个哲学观点，其中之一就是“主张以‘兼和’易‘中庸’”。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提倡中庸是必要的，但专讲中庸，往往陷于庸俗。我以为中庸作为原则不如‘兼和’。兼者兼容众异，和者包含多样而得其平衡。兼和可以引导品德事业日新永进而不陷于停滞”（《全集》第8卷，第602页）。

张先生肯定“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全集》第5卷，第422页），但又认为“不能把‘中庸’看做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因为“‘中庸’观念包含着一种认识，即许多事情都有一定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和没有达到这个限度一样，这就是‘过犹不及’。有些事情，确实如此，如饮食衣着以及睡眠之类，确实是‘过犹不及’。但是，许多事情的限度是随时代的演进而改变的。……在历史上，在一定的范围内，超越传统的限度，往往可以实现巨大的飞跃。如果固守‘过犹不及’的中道，就不可能大步前进了。”（《全集》第6卷，第225页）众所周知，张岱年先生是最早提出以《周易大传》中的两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在他看来，“‘厚德载物’即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这与‘和同之辨’有一定联系。……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意”（《全集》第6卷，第223-224页）。也就是说，他认为“兼和”之德比“中庸”更能反映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其实，“兼和”不仅有“厚德载物”之义，而且同时包含着“自强不息”的思想在内，强调“和实生物”、“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久者一之纯，大者兼之富”、“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这种生生、日新、富有而一贯的思想不就是“自强不息”吗？所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义还可以用一个更加精严的哲学范畴来概括，它就是“兼和”。

“兼和之为德也，其至矣夫”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主静”，是“中庸”，是“和合”，还是“兼和”？张先生的回答很明确：“兼和为上。”他在晚年总结自己平生学术要旨时一再重申这个价值论的命题，强调兼和是“最高的价值准则”，也即是说：“兼和之为德也，其至矣夫！”他的看法与孔子有所不同，但与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亦可相通。我们可以说“兼和为上”就是张先生的晚年定论。

据刘鄂培同志记述，1999年6月9日，他曾当面请教张岱年先生：“兼和是您的文化观‘综合创新’的哲学基础，是您的治学和待人接物之道，是您的哲学中的精髓。”张先生回答说：“你解释得很对，现在还很少有人是这样来理解我的哲学的。”刘又问：“以兼和思想作为贯穿在您的哲学和文化观中的核心思想如何？”张先生说：“可以这样。”（陈来编《不息集》第71页）这段记述可以印证“晚年定论”之说不虚。

张岱年先生的“兼和”理论是20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大创获。从形式上看，它是对中国传统“贵和”、“日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庸”停滞、保守思想的纠正，也是用典型的中国风格的民族语言表述出来的。从理论实质来看，它以“永恒两一”即对立统一为内在精神和价值标准，是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化。它是接着中西辩证法思想传统讲的，但其问题意识却是来源于现实生活，比如对“五四”后中国思想界三大思潮对立互动形势的关注，对抗日战争中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关注。张先生曾深刻地指出：“凡物之继续存在，皆在于其内外之冲突未能胜过其内部之和谐。如一物失其内在的和谐，必由于内部冲突而毁灭。生命之维持，尤在于和谐。如有生机体之内部失其和谐，则必致生之破灭，而归于死亡。人群亦然，如一民族内部斗争过甚则必亡国、灭族。”（《全集》第3卷，第194页）显然，这是以哲学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支持。应该看到，在历史新时期还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对这些问题和矛盾要具体分析和具体解决，“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的“兼和”辩证法也会随着历史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表现出自己强劲的生命力。

历史地看，张岱年的“兼和”论与毛泽东的《矛盾论》，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双璧”，都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二者完全可以互相发明，互相补充，互相辉映。特别是在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要任务的今天，《矛盾论》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兼和”论的价值指向和方法论意义更加值得重视，我们为现代中国能够产生这样广大悉备、深刻精微的辩证法理论而感到庆幸和振奋。

凝道成德 学行一致

在张先生那里，“兼和”不仅以理论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还表现为其治学和待人接物之道。这就是冯契先生所说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必然会表现出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凝道成德”、学行一致的品格。

创建“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中西马“三流合一”的新综合哲学之所以可能，建设和发展“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的中国新文化之所以可能，除了要有追求真理的诚心之外，还要有尊重人类文明的一切智慧成果、力求“连一切‘见’，去一切‘蔽’”、“兼取众长而相资互益”的眼光、胸怀和思想境界，正确处理坚持“一元主导”和“兼容多元”的关系，而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学问上的“兼和”之道不仅表现在张先生的学术成果中，而且表现在其治学过程中的方法运用上，可以看出，他是力图把“方法论上的多元主义”真正落到实处。

“兼和”的德性表现在张先生之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上，则是大家都能亲切感受到的谦虚、宽和的美德。陈来编的《不息集》一书，保存了他的同事、朋友、学生、亲属写的大量真切感人的文字，生动地记述和发自内心地盛赞了这位当代哲人忠厚慈祥、宽容豁达、谦虚谨慎、平等待人、无私扶掖后学的人格风范，用许多真实故事和具体事例诠释了他的“兼和”品德，我们读后都深受教益。

汉语中“兼”与“谦”通。古代文献中首次出现“兼和”一词是在《管子·五行》篇：“通天下，遇者兼和。”张佩纶说：“兼当作谦。《说文》‘谦，敬也。’言以谦且和，故能服诸侯合天下也。”李勉在《管子今注今译》中也说：“兼与谦通，谓与所遇者皆谦和待之。”《管子》中的“兼和”一词还没有“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的现代涵义，但从人的处世之道来说，兼容多端包括认真听取不同意见要有虚心、宽容的态度，兼容众异且能达到平衡与和谐更是一种大智慧，是很高的人生境界，显然，只有具备谦和品德之人才能达到这种智慧和人生境界。

张岱年先生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了“兼和”之道，在他那里，这种认识已经“凝道成德”，内化为其道德人格和观察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待人接物的行为方式，而这一切表现出来又都是自然而然、不待勉强的。因此，张先生成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兼和”哲学的首倡者和身体力行者决不是偶然的。我们今天纪念张先生百岁诞辰，最好的实际行动就是学习他的“兼和”思想与品格，提高思想境界，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添砖加瓦，略尽绵薄。（作者方克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院长、研究员）

转自 北京日报 2009年6月15日

附：

张岱年先生五进清华园

钱耕森（51－52哲学）

　　张岱年先生是我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和文化大师。2004年5月23日，是张岱年先生诞辰95周年。正值我国学术界、教育界及其广大弟子积极筹办庆典暨学术研讨会之际，张先生于4月24日不幸遽然病逝。噩耗传来，深感悲悼！特撰此文，谨作纪念。

　　张先生从事教学与研究的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我国两所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度过的。因此，他对北大和清华，特别是清华，情有独钟。一生竟然五进清华园。

　　一进清华园

　　1928年，张先生年方19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如愿以偿地考取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了一名心仪已久的清华人，这是张先生第一次和清华园结下的缘分。

　　张先生因故从清华退学后，成了北师大的一名新生。

　　二进清华园

　　1933年夏，张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师大教育系。他很想到清华哲学系从教。但是，五年前他却是从清华退学的，并且所学专业又不对口，按一般情况而论，可能性很小。但是，张先生却再度进了清华园。为什么？

　　一方面由于张先生虽在师大听课，而大部分时间用于自学，研读中国古典哲学、西方哲学、马列主义的经典。特别是，他还撰写了《关于老子年代的一个假定》等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这是他以一个年纪轻轻的大学生的身份就勇敢地投身到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大家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场热烈争论之中。当即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另一方面，清华大学重视人才。尽管张先生曾从清华退过学，而今要再来清华时专业又不对口，但是清华却从工作需要和张先生的实际水平出发，而不拘泥于用人的一般规定，便破格录用了他。

　　所以，张先生回忆说：“1933年夏，在师范大学毕业了。因为当时已经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于是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系助教。这是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推荐、梅贻琦校长批准的。”

　　但是，好景不长。张先生的父亲于1934年3月不幸病故。因父丧忧伤影响健康，于暑假辞去清华教职。

　　三进清华园

　　张先生经过了两年的休整，于1936年秋季，由冯友兰先生联系，回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仍任助教，讲授哲学概论与中国哲学问题两门课程。张先生三进清华园了。

　　张先生这一次回到清华园，如果能继续呆下去，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更加成熟，贡献会更大，他的哲学体系也有望早日构建成功。但是，又仅仅才过了一年，形势突变，偌大的清华园再也放不下一张书桌。“1937年‘七七’事变，时局紧张，1937年7月29日，日本侵略军入侵北平，清华同仁纷纷离校，我与让兰暂到城内大姊家居住，遂与学校领导失去联系。”清华旋即南迁经长沙直抵昆明，在抗战八年期间，与北大、南开共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张先生献身于清华的教学与研究的壮志真难酬啊！

　　四进清华园

　　抗战胜利后，流亡到昆明的清华大学于1946年5月10日迁回北平清华园复校。冯先生于1946年1月18日专门致函梅贻琦校长，特推荐张先生“自三十五年度（1946—1947学年——引者注）起为清华哲学系教授”。于是，张先生在中断长达9年之久以后，四进清华园了。

　　1948年12月，清华园迎来了解放！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张先生很兴奋地说道：“深受鼓舞。我正值不惑之年，开始了新生活。”

　　1949年春，张先生应学生们要求，经学校同意，开讲“辩证唯物论”课，听者很多。次年，他又讲过“辩证法”、“新民主主义论”等大课。

　　张先生于1951年被提升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1952年，全国高校第一次进行院系大调整，清华的文、理、法各学院都并入北京大学，全国各校的哲学系都集中到北大。张先生随着院系调整也调入北大哲学系，他又一次离开了清华园。由于清华变成了多科性工业大学，应该说张先生今生今世决不会再进入清华园了！

　　五进清华园

　　清华园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为了迎接我国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为了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决意突破并超越多科性工业大学的旧框架，恢复清华的文、理、法各学院的光荣传统，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于是，在1985年率先创办起“思想文化研究所”。

　　是年，张先生已七十有六高龄了，早已年逾古稀，已届耄耋之年了，但却欣然应邀勇敢地出任“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并一直工作到1993年为止，长达9年之久。张先生本人和大家都不曾想到，他老人家在有生之年终于能够又回到一生都梦魂萦绕的清华园！

原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