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曾俊伟^*(1952经济)

冀朝鼎学长(1903—1963)是早期清华培育出的一位杰出人才。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卓越的国际活动家和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出色领导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我于1952年清华毕业后，分配到冀朝鼎学长创建和领导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亲身领受他的教导，深感受益匪浅，至今铭记不忘。值冀朝鼎学长诞辰百周年之际，特著此文，以缅怀先贤，勖勉后昆，聊表敬仰之情。

我党的“三通”干部

许多人都说，冀朝鼎的确是我们党难得的一个 “三通”干部。因为他是：英文通、美国通、国民党通。

冀朝鼎在清华念书的时候，就打下了英文写、说的基础。在美国时，他经常在群众集会上用英语发表演说，用英语与人辩论。他在美共《工人日报》当了十年的编辑，用英文写了不少文章。这就说明他的英文功底很好，造诣高深。解放后他被委任为“毛选英译委员会”成员，参与毛选英文译文的审稿定稿工作。这个“毛选英译委员会”主任就是冀朝鼎当年在清华和美国同学共事的老战友徐永同志，其他成员有：金岳霖、钱钟书、王佐良、郑儒箴、唐明照、浦寿昌、章汉夫等；还有一些外国专家，如：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爱德勒(Solomon Adler)、柯弗兰(Frank Coe)、夏皮洛(Michael Shapiro)等。英译委员会的外国专家们都十分佩服冀博士的英文水平。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称赞他“精通（中英）两种语文”。李腾伯格(Sidney Littenberg)说，冀朝鼎是最善于遣词用语的人；他尽量要把译文修饰得通顺、生动和具有说服力。

冀朝鼎先后在美国呆了17年。他在大学念过书，当过中学、职工学校教员，参加了许多群众活动，经常在集会上用英语发表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他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术界均有广泛的关系。因此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都很了解。

在国民党内，冀朝鼎是孔祥熙的亲信，在政经学术各界都有不少熟人和朋友，如宋子文、翁文灏、胡适、蒋廷黼、陈光甫、贝祖眙、席德懋等都有交往，同许多达官贵人，过从甚密。他是我们党在国民党内部钻得很深、接触很广的人。加之他在国民党政府内身兼许多要职，当然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幕和社会各方面的情况都十分清楚。

突破封锁禁运

开展民间外交

北平解放不久，冀朝鼎便脱下西服，换上了灰布军装。一个洋博士又变成了“土八路“。他奉命随军南下，以副军代表身份在上海接收中国银行，任中行副总经理。中国银行迁到北京后，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随后又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兼外资管理局局长。1950年1月，被政务院（国务院前身）任命为“港九中国伪政府机构接管团团长”。同年我国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参加联合国代表团的班子；张闻天为团长，李一氓为副团长，冀朝鼎是该团中主要成员之一。当时已正式任命冀朝鼎为我驻联合国社会与经济理事会(U.N. 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首席代表。

1951年秋，他应邀赴英国到剑桥大学讲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应邀去外国讲学的中国学者。他在英国时，向广大学术与政经各界人士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欣欣向荣的景象，受到了英国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这为后来贸促会成立后，开展中英间的民间贸易往来，发展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为反对美国对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政策，中国和当时的苏联联合许多西方国家工商界人士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经济会议 ”。我国派出了以南汉宸为团长、冀朝鼎为秘书长的经贸界领导人士组成的高层次代表团与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来自49个国家的491名代表。各国与会代表一致严厉谴责封锁禁运政策，强烈呼吁消除人为障碍，发展国际间的正常经贸关系。会议还决定在各国建立促贸机构，以便具体推动这一工作。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成立的。

中国贸促会成立后，由南汉宸任主席，冀朝鼎任秘书长，1955年冀晋升为副主席。

在冀朝鼎主持下，中国贸促会从民间的渠道，通过各种经贸活动，积极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因当时同我国有政府间贸易关系的国家只有十多个。我国的对外贸易，97%的进口，90%的出口都是同苏联、东欧国家进行的。因此当时世界上还有一大片和我国没有政府间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就是贸促会开展工作的广阔空间。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南汉宸、冀朝鼎相继邀请了日本、英国、奥地利、西德等西方国家来华访问，签订了不少贸易合同，达成了实际交易。这样，封锁禁运的壁垒被一个一个地突破，其中1952年12月中国和锡兰（斯里兰卡）签定的大米换橡胶协定，就是当时曾震动世界的突破封锁禁运的生动事例。由是新中国在世界上的贸易伙伴越来越多，影响不断扩大。

还须指出的是，贸促会在国外举办的展览会，在开展民间外交促进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几乎都经过了这样的历程：先去该国举办展览，再由贸促会在当地设立代表处，然后发展到两国建立正式的商务和外交关系。1956年春，中国在开罗举办展览会期间，埃及政府宣布中、埃两国正式建交，致使国民党“使馆”仓惶撤离。

这些成就，都是和当年冀朝鼎呕心沥血，精心策划与辛勤工作分不开的。

冀朝鼎在建立和发展我国仲裁事业方面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贸促会成立不久，冀朝鼎就积极主持筹备建立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和海事仲裁委员会。冀朝鼎任两个仲裁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由著名法学家周鲠生和戴修赞（当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担任，这为发展我国仲裁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经国务院批准，已将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其业务范围大为扩大。现在这两个仲裁委员会，已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对促进我国对外经贸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冀朝鼎也是创建和发展贸促会以及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事业的先行者之一。这与１９５９年中国参加维也纳国际博览会时发生的“打火机事件”有一定关系。当时中国和奥地利尚未建交，但五星红旗却在维也纳国际博览会的上空迎风飘扬。中国馆展出的产品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但个别反华分子，却伺机指责我们展出的打火机，是根据奥地利的产品仿造的。为此向当地法院提出诉讼。于是警察局持着法院的传票，要来没收展品，查封展馆，逮捕人员。情况十分严重。当天晚上，冀朝鼎利用他参加奥银行界举行盛大招待会的机会，公开向广大工商界人士宣称：我们这次前来参加维也纳国际博览会，是为了发展中奥两国人民的友好贸易关系而来的。但是却有少数人企图破坏我们间的友好关系，因此出现了在展览会上发生的“打火机事件”。希望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制止这种破坏中奥友好的行径。冀朝鼎的讲话，博得了与会的广大工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的积极响应和支持。都表示反对破坏中奥友谊，要保证中国展览正常进行。一些友好人士还立即同有关方面交涉联系，采取制止事态发展的措施。

一天后，奥地利内政部长和警察总监在博览会总经理马里克（维也纳州议长）的陪同下，来到中国展览馆，向冀博士表示歉意；并授予中国馆一份表彰展出成功的证书。于是为时两天的“打火机事件”，以我方胜利而告终。

但是，冀朝鼎并不因“打火机事件”的圆满解决而感到满足。他认为，这件事仍然值得我们反思。因为我们的展品毕竟有“侵权”的嫌疑。可是当时我们国内的厂商们脑子里根本没有“知识产权”这个概念。冀朝鼎回国后立即决定在贸促会法律部建立商标注册业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这项业务不断提高、扩大，以至现在发展成为了包括商标、专利、版权，颇具规模的一整套知识产权业务。它正在为我国扩大对外经贸关系、引进先进技术发挥积极作用。

周恩来的外交风格

冀朝鼎以他流利的英语，广博的学识以及丰富的对外工作经验，在外事活动中显露了十分卓越的才能。在与外宾聚会时，每当冀博士一出现，都会被外国人团团围住，他们都乐于与冀博士交谈，愿意倾听冀博士介绍有关情况。美国学者路易斯(Gregory Scott Lewis)说：“冀朝鼎融汇了周恩来的外交风格，他对人坦诚，平等待人，不忘故旧，善于结交外国朋友。”许多外国朋友对他都有这样一个印象：从冀朝鼎的言谈举止，措词用语以及他所使用的丰富的词汇，人们都会把他看成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绅士。

由于冀朝鼎的声望和影响，以及他出色的对外活动能力，使贸促会在世界各国的老朋友关系不断巩固，新朋友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在国外的工作，包括举办展览、派团出访以及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技术交流等，都受到了许多外国朋友的支持和帮助。

1957年，我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冀朝鼎先后率领了由有关大企业领导、高级专家组成的经济技术代表团访问了西德和英国。代表团先后在这两个国家，参观了一些重要的企业、厂矿和科研机构；同高级政府官员与工商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并商谈了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等事宜。回国后，冀朝鼎大胆地向中央提出了四条建议：(1)利用外国资金；(2)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3)建立经济信息中心；(4)大力培训干部，要求干部研究、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化、政治、经济。这几点建议，在现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看起来非常一般，但在当时人们思想还被计划经济的框框束缚很紧、动辄就会被扣上“崇洋媚外”大帽子的时候，这样的观点确是十分超前的卓识远见。

鞠躬尽瘁战斗到最后一息

1963年，我国经济情况已经好转。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指示，当前除继续发展工农业生产外，还需大力开展对外工作。而贸促会这个便于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的单位，就应进一步发挥其积极作用。因此决定贸促会扩大编制，加强领导；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直接主管贸促会的工作。这样主管贸促会日常业务的冀朝鼎副主席的担子也就更重了。

这时候，贸促会的工作正在蓬勃发展，冀朝鼎当时投注精力的工作之一就是我国去巴西举办展览的事。因为他几个月前访问了巴西、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他同巴西总统古拉特商定了中国去巴西举办展览的问题。他希望我们通过在巴西举办展览，打开拉美地区工作的局面。另一件大事是，当时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已摆脱了法国殖民统治，本贝拉刚当选总统上台执政，但对阿新政权的动向中央还不太摸底。因此周总理指示冀朝鼎，要他利用去阿尔及利亚主持中国展览会的机会，和本贝拉接触，了解阿的政治走向，以便获得第一手材料，供中央制定中阿关系的政策作参考。这是冀朝鼎直接接受周总理的指示和任务的事例之一。还有其它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例如在1962年12月，冀率领代表团赴锡兰（斯里兰卡）参加亚洲经济讨论会时，行前突然周总理把他叫去，对有关中印边境战争问题，给冀面授机宜；派他作为秘密特使，向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转达周总理的口信：请班夫人向印度总理尼赫鲁转达我方立场，表明我们愿意停战、撤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领土纠纷。冀朝鼎抵达科伦坡后，未及休息就由谢大使陪同于清晨４点钟紧急约见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夫人立即将这一信息传递给尼赫鲁。过两天我国便发表了停战、撤军的声明。……在许多外交活动中，冀朝鼎往往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63年夏，冀朝鼎的糖尿病、高血压已很厉害，医生“命令”他一定要住院治疗。但他去医院住了不多久，就回来了，又孜孜不倦地工作起来。由于他工作紧张，劳累过度，致使脑溢血突发，当时在办公室倒下。送医院抢救无效，不幸于1963年8月9日与世长辞。

周总理的秘书戚剑南同志根据陈毅副总理的指示，立即将冀朝鼎同志去世的噩耗向正在杭州视察工作的总理作了报告。周总理指示：在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把他和邓颖超同志的名字加上；等他回北京后再开追悼会，他要亲自参加。后来周总理看到外电关于冀朝鼎生平的报导后，又立即指示新华社赶快将冀朝鼎的事绩对外报道。

冀朝鼎同志的追悼会于1963年8月13日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有一千多中外来宾参加公祭。冀朝鼎同志的灵堂内外摆满了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外国使领馆、外国驻华商务机构以及许多外国朋友送献的花圈。灵堂前，肃立着15位主祭人。他们是：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廖承志、南汉宸、郭沫若、陈叔通、傅作义、叶季壮、刘宁一、张奚若、楚图南、柯弗兰（美国）、爱德勒（英国）。柯弗兰、爱德勒两位外国人同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主祭，是没有先例的。因为柯、爱是冀朝鼎同志生前好友、共产党人，也是冀推荐他们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陪祭的人有：邓颖超、伍修权、孔原、刘长胜、张彦、方毅、张致祥、陈其瑗、余光生、李绍禹、唐明照、徐永、李敦白（美国）、西园寺公一（日本）、柯如斯（美国）。

在追悼会上，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致悼词。悼词说：

冀朝鼎同志对党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在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中，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出污泥而不染，立场坚定，机智灵活，对敌人斗争英勇顽强，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中鞠躬尽瘁，遵守纪律，不怕艰苦，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忘我地为党工作，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的伟大事业，成为我们在国际活动中的榜样。

悼词中的“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出污泥而不染”这句话，是周总理在审稿时亲自加上的。

周总理的加话与廖承志同志的悼词，表明了党和人民对冀朝鼎同志的崇高评价。

1963 年12月，在伦敦也举行了悼念冀朝鼎的仪式，悼念仪式由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主持，有一百多名学术、经济界的知名人士参加。拉铁摩尔在长达2000字的悼词中称赞“冀朝鼎具有能够轻松自如地向外国人阐释中国历史文化的才能；这是基于他对中西两种文化均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他虽然多年旅居美国，但他从未改变中华民族的品性。”拉铁摩尔特别赞扬“冀朝鼎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政府中）他虽然获得了称心如意、纸醉金迷的官职，但他却没有腐化堕落，也从不对任何人阿谀奉承。”这与周恩来总理对冀朝鼎“出污泥而不染”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罗宾逊(Joan Robinson)教授在悼词中说：“冀朝鼎的高尚性格，植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他和我们接触，给人一种欣然谐和之感。而且他很理解我们；他对任何向中国人民表示友好的人，都会作出适当的回应。”李约瑟教授和中英贸易协会主席凯撒克(John Keswick)最后总结说：“冀朝鼎的主要贡献是：他搭起了一座中国同西方交流的大桥。”“冀朝鼎的逝世，不仅是中国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我们的巨大损失。”

深厚的清华情缘

朝鼎学长的一家，与清华有深厚的情缘。他的夫人罗静宜（罗书素）是当年他和施同志组织的进步组织“超桃”社的唯一女性。当时她还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后来与施结婚。施同志在三十年代初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冀朝鼎与罗静宜二十年代在莫斯科，三、四十年代在重庆、上海都曾在一起共事。解放初，经党中央批准，冀朝鼎、罗静宜正式结婚。罗静宜50年代初曾任中国贸促会业务部部长（法律部前身），后调任对外文委研究室副主任、中调部二局局长等职，是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级离休干部，于1998年去世，享年93岁。冀、罗结婚时，罗静宜有一小孩，过继给冀，取名冀复生，也上了清华，曾在联合国任科技参赞，现已退休。冀朝鼎在美国时，原有一个美国妻子，叫海丽(Hariet Levine)，生了两个儿子。50年代冀出国访问时，两个正在大学念书的儿子都曾去巴黎、瑞士看望过他们的父亲。40年代中，海丽曾随丈夫来华。因不习惯中国生活，坚持要回美国去。当时正值解放前夕，冀朝鼎因要务在身，只得忍痛与爱妻别离。后来冀朝鼎写了一份离婚文书，委托陈翰笙带去美国交给妻子。他们的大儿子中文名字叫冀中田，几年前曾来清华讲学。其间中田夫妇曾经专程去山西汾阳县他父亲的老家“寻根”。冀朝鼎的同父异母弟弟冀朝铸，9岁的时候就随父亲去美国，后来上了哈佛大学，还加入了美共，1950年回国，进入清华化学系（插班）。据当时任清华党委组织部部长的李淑平学长告我：他曾亲自收到有关部门转来的冀朝铸参加美共的材料，并转给了化学系党支部。由于中共与美共没有横向组织关系，所以冀朝铸的美共党籍未被承认。他是后来在国内入党的。众所周知，冀朝铸长时间担任周总理翻译，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赞、联合国副秘书长、中国驻英国大使等职。

由于冀朝鼎多年来在国际上的影响，现在还有一些外国学者在研究他的生平与著作。一年前，美国学者路易斯(Gregory Scott Lewis)写了一篇长达300多页的博士论文(dissertation)，题目是：《冀朝鼎的生平与政治生涯》(The Life and Political Career of Ji Chao Ding:1903-1963)，对冀朝鼎的一生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该论文可能不久将在美国出书。

（本文承蒙先后担任冀朝鼎学长秘书的廖训振、方扬春两位同志提供材料，核对事实，并承张伯昭(经52)学长从社科院借来朝鼎学长遗著《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译本作参考，特此致谢。）

* 作者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离休干部，现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