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陶中源 胡康健^*

今年是爸爸陶葆楷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妈妈孙宜女士冥寿99岁，爸爸妈妈离开我们已十多年了，我们非常想念他们。

1986年陶先生毕业60周年全家留影。右起：儿子陶中源、陶葆楷先生、夫人孙宜女士、儿媳胡康健。

我们的大家庭

老清华人都知道我们家人口少，只有爸爸、妈妈和我三口人。小时候我们住在城里史家胡同外公家，那里是一个漂亮宽敞的四合院，住着外公外婆，大舅一家,大姨一家，我们，还有八姨。外婆非常会当家,因为孩子多（我有8个姨，两个舅舅），又喜欢热闹，家里常常亲朋满座。我从小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中长大，和表兄弟姐妹和睦相处，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独生子。

1952年，我们搬回了清华园。爸爸、妈妈随和好客，家里亲朋好友往来不断。大表哥徐炎，一解放就在物理系，另外一个表哥杨报昌在机械系。后来又从天津来了大范范崇澄、二范范崇治表哥，陶家的哥哥陶祖训、陶祖聪、陶祖乾，无锡老家的表哥华南平，孙家表哥孙大江，李家表哥李光京，他们都先后在清华上学。还有爸爸的学生陈志义、王占生、刘存礼、钱易、蒋展鹏、黄铭荣等。

爸爸对自己的学生如数家珍，常常在妈妈和我面前夸奖他们，王占生的能干,陈志义的认真,蒋展鹏的谦和，钱易的聪明。爸爸常说钱易一点就通，外语语感好。这是爸爸有意地让他的学生带着我长大,我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外语，直到今天。

我爸我妈

我爸我妈一生相依相伴，相敬如宾，患难与共。1937年，妈从上海去长沙和爸爸会和，准备跟随学校一起撤退。在长沙，他们安了一个临时的家，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大轰炸。那天，爸正在长沙市的一个礼堂里开会，突然日本飞机开始了地毯式轰炸，一枚炸弹在礼堂里爆炸了。屋顶飞了，顿时血肉横飞，爸离炸弹只有几米，礼堂里的人们大哭小叫，惊慌地涌出了大门，四散而逃。当爸心有余悸地跑回家时，发现刚刚安好的家已经烧成一片火海，爸好不容易才在救火的人群里找到了妈妈。还好，人跑出来了，所有的东西,全部被烧了，连一件替换衣服都没有拿出来。

抗战胜利，清华复员。因为内战,只能经越南、香港，走滇缅18弯的盘山公路绕道北上。因为白天有飞机轰炸，汽车只能晚上开，路上到处被炸得坑坑洼洼,路边就是悬崖，不时被报告有车滚下悬崖，提醒司机注意。车里的人被颠得没有不晕车的，黑暗中，爸妈紧紧地相互握着手，默默地相互鼓励，直到平安到达。

我爸生性稳重，除了做学问，没有太多其他爱好,但是他很会欣赏。他不会滑冰，年轻时常常陪妈去滑。妈妈喜欢唱京戏、昆曲，和朱自清太太陈竹隐，李辑祥太太付梅一起玩票，上台演出,爸和其他先生们则是安安静静地在台下观看。爸非常欣赏妈妈的眼光，对妈妈在不同的季节把家里布置得合乎时令而舒适典雅总是赞不绝口。我有印象的是胜因院1号，灰顶红墙的独家小院，院子里绿树成荫,桃花盛开,矮矮的红砖围墙。进来院子，打开两扇玻璃擦得透亮的落地玻璃门，就是客厅。墙上挂着字画，两个红木百宝格靠墙站着,窗子上白色镂空窗帘，深蓝色的大沙发上错落有致地搭着白色镂空方巾，银色织锦缎的靠垫懒懒地依在沙发上。沙发前茶几上一把盛开的鲜花，一盘水果。茶几下面铺着厚厚的浅驼色大团花羊毛地毯，太阳透过树叶，穿过窗帘，洒满客厅，妈妈喜欢的小猫咪咪一定眯着眼卧在茶几边。这里接待过苏联专家，辅导过朝鲜留学生，九三学社在这里开过会，还开过“神仙会”。这里也吸引了建筑系的学生,他们先是在院子里写生，渐渐地画笔伸到了客厅，一批学生走了，一批学生又来了，妈妈笑眯眯地看着他们,给他们倒着茶水……

爸爸妈妈晚年的时候，57年相濡以沫的生活使他们更加难分难舍。妈妈晚年因为筋膜炎，腰背疼，行走不便，爸散步回来，总是陪着妈妈看她喜欢的京戏录像带。那几年，郎平她们女排的球赛、播放的《围城》和《红楼梦》是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任何时候都能听到他们用无锡话在说着什么，有时还夹着轻轻的笑声。1988年，妈妈身体很弱，不得已住在校医院,爸怕妈妈寂寞，也担心小保姆粗心,陪着妈妈住了三个星期的医院。从治疗方案到饮食起居，爸都亲自参与安排，直到妈妈出院。

事业重于一切

1948年爸在清华休假一年，先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后受台湾大学邀请并带着妈妈和我一起到台湾大学土木系任教半年。爸很少说起在台湾这一段事，直到80年代，许多当年台湾大学的学生来北京，找到清华,找到爸,我们才略知一二。爸当时在台湾大学很受校方的重视,深入浅出的讲课非常受学生们的欢迎，台大已经任命爸担任土木系主任并代理工学院院长。爸的助手严正鑫,在爸离开台大后接替了爸的工学院院长工作，后来当了台湾“教育部长”。爸的学生林宜狮和黄衍棣说，如果爸爸不离开台大，当工学院院长和教育部长都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就在全国解放前夕，爸爸拒绝了台大的挽留，没有带着全家去美国（当时爸已经收到美国洛氏基金会邀请），没有留在香港，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回到大陆。爸当时一心想回清华，没有得到同意。当时张奚若代表组织反复审查爸在这个时候从台湾回来是不是有什么政治背景。爸爸怎么也想不到这半年的台湾之行，让他从此成了一名“运动员”。当爸辗转从香港到广东岭南大学再到北京大学再在院系调整后回到清华，从此开始了他必须忍辱负重的事业生涯。

1951年的反官僚，反贪污，反浪费，三反五反,爸就首当其冲。他亲手创办的按照美国标准建立的给排水实验室,成了浪费典型（因为经费不够,有些设备是爸自己掏钱从美国买回来的）。中央电影局还拍了专门的记录片，供全国人民批判看，我表哥杨报昌就看过这个记录片。我只记得，那个上过记录片的大电冰箱和烘箱，一直到“文革”后还在清华给排水实验室里发挥着作用。

1955年肃反，爸又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可疑分子，让他讲清楚在台湾的情况。1951年的反浪费爸还能够理解，因为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这样的实验室太超前了，可是在肃反运动中他确实无所适从了。他不知道能不能讲清楚在台湾的半年，更不知道组织会不会相信他，等待他的是什么。当年，陈士骅副校长和另外一位同志负责爸的交代。陈士骅先生非常了解爸,他们是多年的同事、朋友，他看出了爸的担忧。有一天，陈先生和爸隔桌而坐,陈先生乘另外那个同志上厕所，用中指蘸着口水写了两个反字在爸面前：“演戏”， 继而两人相视一笑。爸从台湾回来后一直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他如此近距离地体会了政治，了解了政治,他一直记着了解他、关心他的陈士骅先生。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太妙了,他写了两个反字‘演戏’，哈哈哈哈……”从此，他更是把心思全放在教书、做学问上，不再把政治运动当回事。

1957年大鸣大放，反右，当时有一个专门小组针对爸。可是，对政治运动有深刻了解的爸，只是闭口不言。

“文化大革命”,爸更是在劫难逃,但是久经沙场的“运动员”对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有一次，在阶梯教室开批判会，讲台中间放着一只圆凳子,让爸坐着,慷慨激昂的批判者一个接一个上台发言，台上台下口号声此起彼伏。突然，传来了轻轻的打呼声，大家这才发现爸已经在他黑框眼镜的掩护下微笑着睡着了。可想而知，接下来的一定是更猛烈的批判。

1971年爸爸已经65岁，让他去东方红炼油厂劳动，去的时候到天桥坐长途车,回来搭东炼进城的大卡车。因为一向缺少运动，爸已经不太灵活，一次在劳动了一天，筋疲力尽地爬大卡车回来时，差一点被卷进开始滚动的轮子下。也正是在东炼劳动中，他主持了炼油厂废水净化处理的科研，于是《人民画报》的封面上刊登了一张“东方红炼油厂经过净化的废水养鸭子”大照片。

1972年中美一建交，爸敏锐地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他给远在美国的任之恭姑父写信，希望他能带一些专家学者回来访问，冲击一下昏迷的中国学术界。正巧在美国的一些华人科学家也正在酝酿这件事，不久，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张捷迁等一行27人的美籍华人科学家代表团组成了第一支访华的美国代表团。他们到处访问，做报告，中央领导多次接见，这给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科技界注入了活力。

由此开始，爸推荐了一批又一批的同事、学生出国访问，学习，又介绍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专家学者来到中国。他自己放弃了所有出国的机会，把国际环保组织邀请他担任主席的机会让给了他的学生。他自己只是默默地为他钟爱的环境事业的后来人铺着一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路。

改革开放后，爸完全抛弃了心中的委屈,反而因为自己已经年迈加快了工作进程。1984年，在他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下，我们国家第一个环境工程学科点在清华大学诞生了，环境工程系创立了。他的学生们已经在祖国的环境保护事业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足以告慰他老人家。

1993年、1994年，我们开始整理爸的个人档案。我们吃惊地发现，在他所留下的文字资料中，几乎看不到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对他的影响，他自己列出的长串的论文题目、研究课题和各个阶段的教学计划，在年份上从来没有中断过。

爸爸心中的我

爸心里一直有个遗憾，我没有上大学。1965年我高中毕业，我不愿意以特长生的身份报考清华和体育大学，而是按照自己的爱好报考了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我落榜了。爸爸妈妈没有一句责备的话，我知道他们心里其实很失望。爸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常常对我说：“我从台湾回来，受影响最大的是你。”我当时也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这个谜一直到爸去世后才揭开，清华的一位有威信的老领导告诉我们：“小陶，你当年考上北京外语学院了，因为你爸爸一直是政治上的内控特嫌，俄语的政治性又非常强，所以没有让你上大学。你的录取通知书在你爸爸的档案里，那是极左的年代。” 我欲哭无泪。我来到爸爸妈妈的墓前告诉他们，当年你们的儿子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

爸爸的学生为爸爸立了一尊铜像，我们太感激他们了，让我们还能常常看到爸爸，更为爸爸高兴，有那么多的学生想着他。

* 作者为陶先生儿、媳。胡康健退休前在我校环境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