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维斗*(50入学,留苏,教)
最近一段时间,我参加了筹备岳父张任先生的百年诞辰纪念会,又接触了《张任纪念集》的编辑工作,读了各方面人士写的怀念我岳父的文章,引起我的深思。作为进入岳父家庭的一个“外姓人”,长达四十多年的一起生活、工作、思想交流,岳父的为人、为学,已潜移默化地、深深地融入我的血液中。岳父和我以及我们的后代一起伴随了清华的历史进程,它的兴旺、它的低谷、它的奋起、它的辉煌,我深感有责任把我的感受写出来。
1984年全家福。前排中为张任先生,后排右2是作者。
进入岳父家庭
事情还要从我进入岳父家庭的历史写起。我认为岳父家庭是一个整体,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道德取向,有自己为人、处世的方式。家庭成员中每个人都是这种文化和道德的体现者。
我1957年初从苏联回国分配到动农系,首先碰到的是我岳母周克曦。她是我们系图书馆的管理员,亲切而善良,不仅在图书管理上有条不紊,最主要的是对我们这批年轻助教像子女一样爱护与严格要求。例如,有一位年轻教师的爱人奶水不足,小孩不够吃,她想方设法弄到羊奶去补充。她可以为年轻教师借上一本所需要的书费心费力,但会对你借书到期不还或造成书的损伤而提出批评。年轻教师们在她那里得到了慈祥的呵护,系里的职员若有经济或家庭困难她都尽力相助。这时岳父的儿子张津生1953年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后已投入到我国轰轰烈烈的水利建设事业中,“冲杀”在最艰苦的地方,在行业中已小有名气。在1960年大跃进的后期我第一次见到岳父的小女儿张立宁(我的夫人),她是汽0班的学生,大跃进搞飘车,到动力系来借工具,穿着简朴,一张自然、真诚的脸,给我留下特殊的印象。
1961年我还在苏联当研究生,已开始与张立宁认识,1963年我与张立宁结婚。随着时间的迁移我逐渐融入这个家庭,共同度过了不断搞政治运动的动荡年代的各个时段;1964年左右党内清理思想;1966年“文化大革命”;下乡下厂,开门办学;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范畴的“臭老九”;拨乱反正;恢复高考,重新整顿、发展学校的教学科研……这样跌宕起伏,延续四十余年,我和岳父一家从胜因院6号搬到四区47号、15公寓101号,最后搬到9公寓12号,一直生活在一起。
岳父家庭的清华精神
虽然岳父不善言谈,但从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我感到他的一种信念,一种精神。这种信念与精神不是用说教来表达,而是十分自然地贯彻在他的所有思想、语言和行动中。在壮年时代,他为国家水利工程操心,奔波于各个工地,深入现场,理论联系实际。担任水利系主任14年为国家水利建设事业和水利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在十年动乱期间,以花甲高龄长期在黄河三门峡和同学同事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负责教学。回校以后致力于水利系的学科发展,往返于系、图书馆、家之间。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庭被暂时安置在四区的两间平房里。周围都是大小不一的沟,上面铺着窄窄的木板,每天岳父以不灵活的身躯跨越这些“独木桥”。在古稀之年又“临危受命”担任水力学教研组主任,和年青同志一起学习新的知识,编新的教材,开新的课程,尽力把教研组带到世界相关学科前沿。
虽然工作很忙,但他对来访的年轻教师总是那样诲人不倦。对一些过去在运动中受到委屈的老同志和老同学他总是十分关心,帮他们出主意,向上递材料,直到平反。凡此种种,真真体现了清华厚德载物的精神:把国家的兴旺放在第一位,不顾及个人的名利与地位;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对待所承担的工程和学校中的教学、科研、学科的发展;对年轻人的深切厚爱,时时刻刻地把他们的成长、培养放在心中;一辈子不追风,不做墙头草,不做违心的事,不说违心的话,埋头苦干,做一个实事求是的老实人;时时刻刻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为什么清华大学近百年来能享誉国内外,除了其它很多因素外,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清华有一个绵延不断地像我岳父一样的学者队伍,他们身上承载清华的精神,清华的文化,清华的道德,这些人是清华大学真正的脊梁,他们的形象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受熏陶,是我的幸福也是对我的鞭策。联想到在2006年我们将庆祝清华大学燃气轮机专业建立50周年,我感到自慰的是作为清华精神的承载者之一,像我岳父那样为国家、为清华添了砖,加了瓦。燃气轮机专业先后产生了7位院士,十多位国家和省部级领导,数十位国家大型骨干企业的厂长和总工……是国内首批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点,首批国家重点学科,并连续在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中获同类二级学科全国第一。作为这个专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又是我岳父家庭的一员,这两者之间有着有机的互动和联系。
岳父家庭的清华情结
自1917年到现在,岳父家庭已有11人学习、工作在清华。情结源远流长:岳父在1917年12岁时进入清华学校,在1925年20岁时赴美留学,1930年学成回国,尔后虽有进出,但主要岁月一直在清华执教并长时间主持水利系的工作。
岳父的儿子张津生1958年在黄河刘家峡水利工程导流洞施工时,由于突发事故最后撤离现场,在数九寒天的黄河冰水中泡了十多个小时,被抢救出来后住院近一个月双足仍没有知觉,至今双腿留下冻伤的后遗症。他担任中国最西部的龙羊峡水电站的总工程师8年,不顾自己生活和家庭的困难,一直坚持在工地上。1993年起他又任三峡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为三峡工程献计献策。由于他在水利界的贡献,他十多年担任中国大坝委员会的副主席,曾任国际大坝委员会和国际水力发电协会的副主席。
张津生的夫人王瑞泉,1956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物系,后专业合并到清华无线电系,1962年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从事光学和激光研究工作,研制成功多种新的光学和激光仪器。1997年退休。
岳父的亲家、张津生的岳父王琪30年代从燕京大学转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就读,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在体育上很有天赋,得学校万米长跑第一名,两年后转入协和医学院,英年早逝。
岳父的妹夫郭沂曾,1935年考入清华物理系,由于“七七事变”休学,1939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复学,毕业后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1950年调大连海校任教务长,后又调海军司令部军校部学术研究处任处长,1984年退休。
我1950年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考入清华机械系,1951年被选派留苏,1957年回国后到清华大学任教,3年后,又赴苏联读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在清华大学近半个世纪,经历了多种政治运动,风风雨雨,磕磕绊绊,在1978年才真正地投入教学科研工作,此时我已经46岁。我深感时光有限,岁月无情,更应该加紧工作以弥补过去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蹉跎岁月。我担任过教研组主任、系主任、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在此期间对教学、科研工作一直没有放松。当过攀登B首席科学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973”专家顾问组成员。光阴似箭,屈指一算在清华已快56年了,超过了蒋南翔老校长的指标。
我的夫人张立宁,1960年毕业于清华动力系,在电力系,后热能系一直踏踏实实地从事热力学与传热学的教学工作,参与强化传热的科研工作,默默无闻、不求名利地为培养学生做出自己的最大努力,她于1997年退休。
我的二儿子倪锋,1996年开始师从我国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大师吴良镛先生,2004年获得博士学位,现在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工作。
岳父的外孙女张彤,1991年毕业后进入清华后勤的建筑设计室工作,1994年随丈夫赴美。
岳父的孙女婿蔡喜明,1990年毕业于清华水利系,担任一年脱产辅导员,1994年获得硕士学位,师从水利系翁文斌教授,后留学美国,现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任教。
岳父的亲外甥郭聿林,1975年考入清华电子系,1984年获得计算机系硕士学位,留校在计算机系工作。1988年转至国家信息中心数据库部,高级工程师。
其实,岳父家庭的清华情结还远远不止上述的11位,岳父的6个直系的第三代几乎都在清华岳父家、在我岳母总的照料下,就读于清华附小和附中,度过了儿童和青少年时代,清华大学和家庭的氛围对每个家族成员起到了无形但又深刻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作用。岳父家庭的清华情结从1917年起到现在已经88年了,但肯定还会进一步发展、加强,世世代代绵亘不断。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怎样保持清华优良传统,发扬清华精神是摆在我们每个人前面的新课题。在缅怀岳父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之际,更为重要的是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地进一步发扬光大清华精神。环顾目前错综复杂多元化的大环境,被包围在五光十色的诱惑之中,确实感到任重而道远,但正因为这样,岳父家庭三代人或许更多代人负有更多的责任,我们愿意为此而努力。
*作者为我校热能工程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