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刘鄂培（1952哲学）

冯友兰师（1895—1990）字芝生，2005年是他诞辰110周年纪念。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芝生师来到清华任教授，1931年，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直至1949年才辞去院长兼主任之职。这十八年，芝生师称之为他一生中最风光的十八年。如果从清华的校史来看，这十八年应是继国学研究院之后，清华文科再度辉煌的时期。

青年时代的冯友兰

1937年9月全家于清华大学工字厅前合影。后排右起：夫人任载坤、冯友兰、母吴清芝、弟景兰。

前排左起： 叶企孙、潘光旦、罗家伦、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后排左起： 刘崇鋐、浦薛凤、陈岱孙、顾毓琇、沈履。

1952年，我毕业于清华哲学系。芝生师、龙荪（金岳霖）师、季同（张岱年）师等是我的哲学启蒙老师。他们的教诲和熏陶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令我终生不忘。时至今日，我记忆犹新的是，五十多年前我为什么要报考清华哲学系，给我以巨大吸引力的是：在这里学术大师多，学术水平高。

学术大师云集学术硕果累累

清华哲学系是全校中的小系，学生很少，而教师特强，可谓大师云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亦即芝生师执掌清华文学院的时候，这个“短小精悍”的哲学系竟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哲学著作，建立了三个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为中国哲坛增添了浓墨重彩。今将这三个哲学体系简述如下：

（一）芝生师的哲学体系。在《三松堂自序》中，芝生师将他一生的重要著作总结为“《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其中《三史》指的是：一、《中国哲学史》两卷本（1934年出齐）；二、《中国哲学小史》英文版（《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1948年纽约出版）；三、《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1991年出齐，台北蓝灯文化公司）。《新编》是芝生师晚年在北大哲学系完成的力作。全书运用唯物史观，增添了近现代中国哲学史，体现出他从“理在事先”到“理在事中”学术思想的重大转变。因此，这是一部完整的、高水平的哲学史巨著。在此之前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已由（美）卜德（Derk Bodde）译成英文（分别于1931年、1952年出版），此外还有日译本。《中国哲学小史》原稿用英文写成，此外还有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文等译本。中译本由涂又光译出，改名《中国哲学简史》（1985年出版）。这两部书不仅是中国人迈入中国哲学殿堂的必读书，而且成为世界学者认识中国哲学的必由之径。芝生师为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

《六书》。在抗日战争期间，芝生师随清华南迁昆明，他的兴趣从哲学史转向哲学理论的建树。从1939年至1946年，出版了《新理学》、《新世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六部书。他称之为《贞元六书》。这《六书》亦即从六个方面阐发了他的哲学体系。

在芝生师执掌清华文学院、哲学系的十八年里，他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和《六书》，标志着他的哲学体系的建立，并奠定了他在中国和世界哲坛上的重要地位。

（二）龙荪师（1895—1984）的哲学体系。1926年金龙荪师来到清华任教授，接替赵元任先生讲逻辑课程。清华哲学系成立时，他是该系创始人之一。龙荪师精研西方近代逻辑，造诣至深，被誉为“中国的穆尔”①，成为中国逻辑学科的领头人。他的主要著作有：《论道》（1940年出版）、《知识论》（1940年脱稿，1948年重写）、《逻辑》（1936年出版）。其中《论道》一书是他的哲学体系之作。该书以西方逻辑为主体，又沿用中国的一些范畴，这是一个融汇中西于一体的、具有世界水平的哲学体系。

（三）季同师（1909—2004）的哲学体系。1933年，张季同师从北师大毕业后，来清华哲学系。他的一生在学术上有两大成就：^①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更新探索出一条新路。1935年，他提出了他的文化观雏型“综合创造说”，主张“兼学东西两方之长”“融合为一”，并认为这种融合是“创造的综合”。半个世纪之后，1987年，他根据中国和世界的新形势变化，正式提出了他的文化观“文化综合创新论”。^②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更新探索出一条新路。1936年，季同师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提出“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构思，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将西方的辩证法、唯物论中国化，使之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思维和唯物论相融合（“唯物”）；并采中国传统哲学之长，即道德、人生哲学（“理想”）；萃取西方近代哲学中的科学内容逻辑解析法（“解析”）。1937年，季同师的力作《中国哲学大纲》定稿。今天，不仅有中文本，而且还有日文、韩文译本，成为进入中国哲学殿堂的必读书。在抗战时期他又完成他的哲学体系之作《天人五论》（1941—1948）。一史（《中国哲学大纲》）一论（《天人五论》）建立起季同师的新哲学体系。更值得一提的是：季同师在《天人五论》中第五论《天人简论》中提出的“兼和”思想，将西方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融于一体，天衣无缝，并用中国的语言、形式准确地表达了客观的唯物辩证法。“兼和”是季同师哲学中的精髓，为外来哲学中国化作出巨大贡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由于中西文化、哲学的“碰撞”日益激烈，中国传统的文化、哲学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必须更新、转型。因此，中国哲学进入到创立新体系的时代。但是，在这个创立体系的时代中，全国创立的体系寥寥无几，而清华文学院哲学系却占了三家。如此优异成就，当然是身为院长系主任的芝生师的风光；也是继国学研究院之后，为清华文科再现辉煌。

一位北大的教授朋友，曾提出问题与我商讨：“清华哲学系的大师们为什么会纷纷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这的确是一个有兴趣的问题。

“学术繁荣”基于“学术民主”

中国哲坛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呈现出繁荣景象。当时西方各流派，几乎都能在中国找到。总的说，中国哲坛形成了：一、辩证唯物论；二、西方哲学；三、中国哲学。三派鼎立，相互排斥，壁垒森严，堪称“道不同而不相为谋”。而在清华文学院哲学系则与之相反。各学派的大师欢聚一堂，相互学习，取人之长，以补己之不足。为什么在清华文学院哲学系能出现融洽、和谐、互补的局面？我想，这与二张先生有关：张申府先生提出了“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张岱年先生提出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

二张先生的这些思想，在距今70多年前提出来，它的确是大胆的、创新的思想。但是，为什么这些思想独独产生于清华文学院哲学系呢？正如一棵新苗要茁壮成长必有一片沃土，同样，一个新的思想的产生，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学术民主。

芝生师在担任文学院长之时，极力倡导学术民主，维护学术尊严，并大声疾呼，要把清华办成一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大大学（《清华副刊》第44期，第3卷）。芝生师为学术繁荣营造出一个良好环境，因之，哲学系产生了“三流合一”，“接着讲”（芝生师提出的）等新思想，出版了一批优秀著作，建立了三个哲学体系。研究清华文学院哲学系从创办到繁荣的十八年历程，我们可以悟出：学术繁荣，在于有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而这些著作的产生必先有新的学术思想；新学术思想的唯一源泉却是学术民主。因此，学术民主是学术繁荣的基础。这是我的一点肤浅领悟，以供参考。

2005年12月于清华园

①穆尔为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是西方近代逻辑的首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