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存诚（教）

我是1960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清华来的。当时吴仲华先生是动力工程系（现在热能工程系的前身）副主任，兼燃气轮机教研组主任。据说是他亲自向北航要的人，当时朱力是和我一起来的。不管这一传说是否真实，吴先生从北航要人是有理由的。在他1956年从美国回来之前，国内是没有燃气轮机这个专业的，清华只有热电专业，其他学校（如交通大学）也只有涡轮机专业，其实是蒸汽轮机专业。因此清华的燃气轮机教研组初建时，基本上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原清华的人，其中敦瑞堂、吴炳煌等先生原来就在热电专业教汽轮机，其余大多从其他专业（如汽车）转行而来，如焦树建、倪维斗先生。第二部分是为了充实专业力量，从上海交大涡轮机专业分配来做助教或研究生的，如叶大均、赵士杭先生。第三部分就是从北航毕业分配来的，在我和朱力之前已有郑捷简、李秀芙先生在这里工作，他们主要是担任加工工艺方面的教学和科研。蔡睿贤先生的情况较特殊，他有清华、北航和交大三校的学历，又曾辅助吴仲华先生编《燃气的热力性质表》，一开始就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母校九十周年庆祝大会后，黄中孚学长与赵绵学长（一九四〇化学）在工字厅留影。

（赵绵学长提供）

吴仲华教授

到清华后，听过吴先生给教员们讲的一两次课。吴先生不善言辞，一上来就在黑板上画满了正三角、倒三角，而这是我没学过的。我没有及时补课跟上去，而是仍然在自己的教学和工作中抱着基元级、模型级那一套。直到多年后，才恶补了一下，但已错失良机，难以登堂入室了。倒是远在哈尔滨的徐大懋、朱在滇（在松花江游泳，不幸溺死）等校友，“文革”前就经常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来上机，自编程序，认真地要把吴先生的三元流理论用到产品设计上去，这在当时和国际上大体是同步的。这是应该使我们在学校工作的人（至少是我）感到惭愧的。

吴先生很少参加教研组的活动，但毕业设计答辩这种重要场合必要亲自主持。一次一位优等生在毕业设计中独立推导出一个新公式，教员们普遍认为他工作出色，一定能得优。不料答辩时，吴先生提了一个基本概念问题，他被问倒了，结果只得4分（五分制）。这件事对整个教研组有比较深远的影响。从积极方面看，在基本概念、基础知识上严格要求，对学生也对自己，成了教研组的传统，吴先生离去后，仍延续了下来。在消极方面，处理不好时，可能影响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不过真正有创造性的学生倒不在乎分数的高低。

吴先生对我最大的教益，是1962年他对全系教员所做的关于热力学第一定律的讲座。我这是生平第一次见识一流学者的风范。这个讲座可能有一个背景，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那时学校科研也掀起了一阵跃进风，大家头脑发热，相信只要有热情，敢想敢干，就能一朝发现某种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在动力机械系，自然想到的是寻找便宜的代用能源，或是拼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甚至企图使效率超过100%。水不用说了，西瓜皮、乌龟壳，都被当作燃料或燃烧添加剂进行试验。我来清华后还参加了航空发动机掺水燃烧的研究，冬天到野外搭的帐篷中做试验，又是困难时期，肚中缺食，相当艰苦。这项研究倒是有科学依据的，燃气轮机注水或注蒸汽现在已发展成一项有效的技术，不过并不是提高了燃烧效率而是改进了热力循环的效率，可惜我们没有能够沿着一条正确的路线继续下去。吴先生考虑的是：热力学定律，尤其能量守恒定律，不是最基本的科学原理吗？为什么在实践中竟可以不管不顾了呢？想必是没学好，没学好一定是因为没教好。出于教师的责任感，他考察了我们的热力学教学的问题，先从教材入手。他比较了当时广泛应用的多种苏联教材，也参照了英美的课本。在讲座中，他透彻地分析了热力学第一定律教学中的根本问题──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的建立不严格。他又辟解了一般人持有的若干错误观念。他指出，“摩擦生热”这种说法就是不正确的。他具体分析了固体摩擦和流体摩擦的多种不同情况下，“功”、“能（内能）”和“热（传热）”的种种不同表现。他又指出，一般燃烧问题中把燃料热值当作外加热量，也是不正确的，这种原理上的错误就可能导致计算出的效率高于100% 的情况。我从这个讲座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做学问必须从根本──基本理论上做起；而越是众所周知的基本原理，潜藏矛盾和导致谬误认识的可能性也越大。1993年，我把吴先生这个讲座的讲稿，作为附录印在了我编的《工业动力系统与节能》教材中，因为我觉得，这篇报告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1979年我获得了一次出国进修的机会，地点选的是剑桥大学的Whittle叶轮机国家实验室，导师是William R. Hawthorne 教授。三封介绍信中有一封就是请吴仲华先生写的，是请教研组熟悉吴先生的人转托的，信的内容也一般，因为吴先生对我可能不会有什么印象。但这封信在Hawthorne那里却可能很起了一些作用，在剑桥的两年中他对我非常友善，我和他的交往、讨论，比起在清华和吴先生在一起，要多得多了。他几次主动和我谈起吴仲华，我由此知道，吴先生在MIT读学位时，Hawthorne已在那里任教了，他们原来就认识。Hawthorne引导我参加研究他创立的一种叶片机理论，我还和他一起写过一篇论文。有一次他颇为得意地问我：“你看我这套办法比吴的S1-S2理论如何？”这说明了吴先生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我一生中有幸和另一位大科学家如此亲密相处，我想至少有一部分还是托的吴先生的福。

回国后又有两次机会和吴先生交往。一次是参加国防科工委的一个专家组，对海军燃气轮机压气机研制的竞标做评议。我本无此资格，原来请的是倪维斗先生，他出于提拔后进的考虑，把我这个当时还是讲师的小人物推上去了。评审会两次在“远望楼”召开，有两家竞标，一是工程热物理所（吴先生时任所长），一是海军的703所，竞争很激烈。吴先生在评审会上的有些表现甚出我意外。当组织人员向吴先生介绍说我是清华的代表时，吴先生主动上来热情握手，还说了一两句道劳的话，令我十分惶恐。以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再看到他周围热物理所的朋友们毕恭毕敬，谨言慎行的神态，我何人斯？后来在会议中间休息时，又见到吴先生竟和并坐的科工委的将军拍肩膀，递烟卷，更令我吃惊。他在会上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大意是说：“人们说我是科学家，我不是；我只是一名工程师，我的目的就是要做一些实际的事。”这些话在我心灵上引起剧烈的冲击。我理解了吴先生，他是一位将实践放在第一位的真正的科学家；他又在为争取实践机会而痛苦，而忍辱负重。尽管我敬重吴先生的精神，但在具体方案上我却比较偏向于703所，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工作要更扎实些。

另一次和吴先生相遇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评审会上。自1986年起，先是陈佐一，他又引介了我，二人轮流在基金委的能源利用和工程热物理学科兼职，因此我有机会参加了这次重大项目研究成果的评审。评审会在天津大学举行，四个部委都有人参加，评委会又聘请了国防口内与工程热物理有关的两位学部委员：梁守槃和任新民先生，会议很隆重。项目名称是“工程热物理重大问题的研究”，由当时工程热物理学科仅有的四位学部委员挂帅，组织了科学院和几所大学的很强的队伍，分若干子课题开展研究。基金委原本隶属于科学院，而吴先生是中科院领导核心之一，工程热物理学科又是吴先生倡导建立的，因此他既是基金工作的领导者，又是项目总负责人。四位项目负责人一起开会时，我就感到了吴先生的权威。其余三位也都是资深的科学家，王补宣先生是其中最年轻的；西安交大的陈学俊先生是两相流的权威；史绍熙先生曾任天津大学校长，是内燃机专家。他们对吴先生都是敬重有加。我感到，这并不只是因为吴先生地位高，而是他总能以识见服人吧。

吴仲华先生学术上在我国开辟了叶轮机械气动热力学这个领域，发起创建了工程热物理学科；组织建立了我国的第一个大学燃气轮机专业，又广揽人才，在科学院开创了工程热物理研究所这个部门。经过他学说的哺育，人品的感召，和具体的扶掖，成长起一代科学人才。在技术科学范畴内，以门下出身院士之多，不知是否有人能超过吴先生。除直接从清华出来的7位院士外，刘高联、徐建中两位院士也出于吴先生门下。吴先生虽然离开了学校，仍然愿意人们称呼他教授。的确，吴先生最大的功绩是培养和影响了一代人。这一点有时不容易意识到，因为他带的人中，有的后来从事其他领域的研究了，如薛明伦先生；有的跳出S1-S2流面理论而自创新说了，如刘高联先生。但他们都曾在吴先生带领下，走过发展叶轮机械气动热力学理论的创造过程。在学问上总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好导师给予弟子的不只是具体的学说，更重要的是治学方法和学风的熏陶。在这个意义上，吴仲华先生无愧于一代宗师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