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钱耕森(51—52哲学)

张岱年先生是我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和文化大师。今年5月23日，是张岱年先生诞辰95周年。正值我国学术界、教育界及其广大弟子积极筹办庆典暨学术研讨会之际，张先生于4月24日不幸遽然病逝。噩耗传来，深感悲悼！特撰此文，谨作纪念。

他从事教学与研究的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我国两所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度过的。因此，他对北大和清华，特别是清华，情有独钟。一生竟然五进清华园。

一进清华园

1928年，张先生年方19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他可以免试保送进北师大的。但是，他理想的大学，首选却是清华大学。他如愿以偿地考取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新学期伊始，张先生兴高采烈地入了学，成了一名心仪已久的清华人，并决心在清华一直念到毕业。这是张先生第一次和清华园结下的缘分。

但是，张先生回忆说：“开学之后，添设了军事训练，由两个国民党军官任教官。我不愿受国民党的军事训练，退学了。”

张先生从清华退学后，本想报考北大，但北大则迟迟尚未招生，而北师大却正在招生，他就报考了北师大的教育系，成了师大的一名新生。

张先生一进清华园虽然他的决心是很大的，牺牲了保送北师大的有利条件，准备在清华念完四年，但是事实上他在清华园仅仅作了极其短暂的停留，便不得不离开。他本人诚可谓趁兴而来，扫兴而归！而他留给清华的印象也未必佳吧？

二进清华园

五年后的1933年夏，张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师大教育系。他很想到清华哲学系来从教。但是，五年前他却是从清华退学的，并且所学专业又不对口，按一般情况而论，可能性很小。但是，张先生却再度进了清华园。为什么？

一方面由于张先生虽在师大听课，而大部分时间用于自学，研读中国古典哲学、西方哲学、马列主义的经典。“衷心接受了辩证唯物论（包括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特别是，他还撰写了《关于老子年代的一个假定》等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这是他以一个年纪轻轻的大学生的身份就勇敢地投身到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大家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场热烈争论之中的。当即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颇得罗根泽先生同意，后被编入《古史辨》第四册中。”冯先生直到晚年已高龄93岁（1988年）时，尚记忆犹新，亲切地回忆说：“辩论之文在报刊上几乎每日皆有，余偶见一文，署名季同（张先生的笔名——引者注），以《老子》为晚出，其材料证据虽无大加于时论，但出自作者笔下则亲切有味，心颇异之。后又知为张申府先生（崧年）之少弟，及得见，其为一忠厚朴实之青年，气象木讷，若不能言者，虽有过人聪明而绝不外露，乃益叹其天资之美。”熊十力先生和金岳霖先生等前辈，对张先生亦赞叹有加。

另一方面，清华大学重视人才。尽管张先生曾从清华退过学，而今要再来清华时专业又不对口，但是清华却从工作需要和张先生的实际水平出发，而不拘泥于用人的一般规定，并“不为忤”，便破格录用了他。

所以，张先生回忆说：“1933年夏，在师范大学毕业了。因为当时已经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于是清华大学聘为哲学系助教。这是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推荐，梅贻琦校长批准的。”

张先生果真能教得下来吗？

冯先生还记得：“其时，张先生乃刚毕业之大学生，又非出自哲学专业，选课者除哲学系一年级生之外，亦有其他系高年级生，均翕服无闲言。”（可见，张先生教学虽是新手，且是“外行”，但却是成功的。）

冯先生评价说：“《周易·乾文言》有言：‘修辞立其诚’，诚者无妄之谓也。‘心知其意’则无妄。张先生初授课之成功，无妄之效也；其初发表文章之成功，亦无妄之效也。”（冯先生的评价是中肯的，张先生是受之无愧的。）

张先生二进清华，本属不可能，但终于成功了。他宿愿如偿，当以清华为毕生的安身立命之最佳的地方，安宁地生活下去，努力地工作下去。

但是，好景不长！张先生的父亲于1934年3月不幸病故。当办完其父丧事之后，兄弟三人分家之时，他的二位哥哥都早已成了家，唯有张先生本人尚未成家，孑孓一身，形单影孤，以至他甚伤感，直至影响到身心的健康，难以坚持工作。“我因父丧忧伤影响健康，于暑假辞去清华教职，进城暂住北京图书馆宿舍。”

所以，张先生二进清华，从1933年秋到1934年夏，连头带尾刚刚一年而已，又是何其短暂。尽管如此，这第二次进清华园却是最为重要的一次，它无疑为张先生以后的几次再进清华园作了必要的铺垫。

三进清华园

张先生经过了两年的休整，于1936年秋季，“由冯友兰先生联系，回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仍任助教，讲授‘哲学概论’与‘中国哲学问题’两门课程。”张先生三进清华园了。

张先生在这两年中并非单纯地休养，而是一边调整身心健康，一边成家立业。1935年张先生与冯先生堂妹冯让兰女士结为伉俪。幸福的新婚生活使他心情愉悦，身体康复。于是，他决定暂留在家中埋头著书立说。经过一年多的辛勤耕耘，果然结出了两大硕果：其一是写出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这意味着张先生开始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其二是写出了《中国哲学大纲》，这标志着张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贡献就在于开了以范畴研究中国哲学的先河，是他成名的代表作。张先生新开的“中国哲学问题”课即以《中国哲学大纲》为讲授内容。

张先生这一次回到清华园，如果能继续呆下去，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更加成熟，贡献会更大，他的哲学体系也有望早日构建成功。但是，又仅仅才过了一年，形势突变，偌大的清华园再也放不下一张书桌。 “1937年‘七七’事变，时局紧张，1937年7月29日，日本侵略军入侵北平，清华同仁纷纷离校，我与让兰暂到城内大姊家居住，遂与学校领导失去联系。”清华旋即南迁经长沙直抵昆明，在抗战八年期间，与北大、南开共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张先生献身于清华的教学与研究的壮志真难酬啊！

四进清华园

抗战胜利后，流亡到昆明的清华大学于1946年5月10迁回北平清华园复校。冯先生于1946年1月18日专门致函梅贻琦校长，特推荐张先生“自三十五年度（1946——1947学年——引者注）起为清华哲学系教授。”于是，张先生在中断长达九年之久以后，四进清华园了。

张先生第四次进入清华园后，心想从此以后时进时出清华园的命运应该一去不复返，再也不会离开清华园了，将在清华的教坛和书斋里安静而大有作为地度过后半生吧！斯时，张先生正是年富力强的中年人。

果然，张先生精力充沛地在清华一方面除继续担任“哲学概论”一课以外，又开出了“孔孟哲学”和“老庄哲学”两课，还当冯先生于1946年赴美国讲学时，代为讲授“中国哲学史”课，教学任务相当繁重。另一方面则集中精力思考撰写《天人新论》系列丛书，以探索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此前已撰写了四部书初稿：《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和《品德论》。但是其后，张先生的闭户读书，不与敌伪合作的生活日趋艰窘，实在无力再继续写下去。张先生第四次进了清华园，就很想能圆了自己建构“天人新论”的哲学体系的梦了。但因清华的课务较繁，他竟无暇补写完。到了1948年夏，他恐久而遗忘平日所思，于是试图将他个人对于各方面哲学问题的见解作一概括的简述，名之曰《天人简论》。张先生自我评价道：“我的哲学探索，是试图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以及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即被学界称之为“解析的唯物论”。或者借用张先生自己的说法，可将之称为“综合创新论”。

1948年12月，清华园迎来了解放！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张先生很兴奋地说道：“深受鼓舞。我正值不惑之年，开始了新生活。”

1949年春，张先生应学生们要求，经学校同意，开讲“辩论唯物论”课，听者很多。次年，他又讲过“辩证法”、“新民主主义论”等大课。可见，张先生为了适应解放后新形势的需要，积极投身到学习与宣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改造与教学改革之中。

张先生于1951年被提升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他回忆说：“参加审查评议的雷海宗、王亚南都肯定了我的学术水平。”

同年的盛夏季节，我有幸考取了清华大学哲学系。金秋时节，我入学来到了清华园，成为清华人，做了张先生和金岳霖、冯友兰等先生的学生。同班同学有现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的李学勤学兄等八人。

1952年，全国高校第一次进行院系大调整，清华的文、理、法各学院都并入北京大学。张先生随着院系调整也调入北大哲学系，他又一次离开了清华园。由于清华变成了多科性工业大学，应该说张先生今生今世绝不会再进入清华园了！

五进清华园

清华园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为了迎接我国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为了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决意突破并超越多科性工业大学的旧框架，恢复清华的文、理、法各学院的光荣传统，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于是，在公元1985年率先创办起“思想文化研究所”。

是年，张先生已七十有六高龄了，早已年逾古稀，已届耄耋之年了，但却欣然应邀勇敢地出任“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并一直工作到1993年为止，长达九年之久。张先生本人和大家都不曾想到，他老人家在有生之年终于能够又回到一生都梦魂萦绕的清华园！

万事起头难。如何创办好“思想文化研究所”？

他老人家不时地向所里的同仁提出“古今贯通”、“中西融合”、“文理渗透”、“综合创新”的理念，并与大家共同探讨，使之形成为办所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是与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老文科、清华学派的治学的优秀的传统精神一脉相承，又是张先生本人“综合创新论”的文化观的直接运用。这一方针，在所的名称上也得到了反映，类似的所一般都冠以“中国”两个字，而这个所则没有加上这两个字，这样便宜于涵盖中外古今了。

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开办迄今，历时快20周年了，日益兴旺发达，和张先生的筚路蓝缕之功当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