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陈定达（1902—1940.10），字三才，江苏昆山人。1916年考入清华学校，1920年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入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机电学。1924年获理科学士学位，又到美国一家电气公司实习。回国后于1927年在上海创设北极电气冰箱公司，任总经理、副总裁，兼任中国通惠机器公司常务董事。又历任上海联青社社长、清华同学会会长等职。曾参加发起组织“中国工程师学会”。陈定达平时关心国家大事，热心于社会福利事业。1932年“一二·八”日军侵犯上海，他联合爱国志士多人，以技术协助军队构筑防御工事，出钱出力，贡献良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权奸当道，他出于激愤和爱国忠忱，参与策划刺杀汪精卫，并为此不吝财帛，广征线索。不幸机密泄漏，于1940年7月9日被汪伪76号特工人员逮捕，后被押解到南京。汪伪对其威逼利诱，许以电政司司长一职，遭严词拒绝，最后又要他写一份悔过书即可释放，他回答说：“吾无过，何悔之有？”“国贼人人得而诛之。”同年10月2日在南京雨花台从容就义。时年38岁。 ——引自《清华大学志》

英烈陈三才

国耻纪念会后，清华学生在操场焚烧日货。

陈三才所在的一九二〇级合影

陈三才一九二〇年于清华毕业

一九二〇年陈三才（后立者）与同学萨本铁在伍斯特城

在伍斯特理工学院，时任网球队长的陈三才（前排右一）获网球单打冠军。

清华园里的莘莘学子

1916年，14岁的陈三才以优异的成绩被江苏省保送进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学习。

很早就受新教育思想影响的陈三才很快适应了清华那开放式的即时即境的教育模式，在清华园读书，如鱼得水。

三才读书，从不死记硬背，讲究融会贯通。书读得很轻松，成绩总是首屈一指。

课余时的陈三才精力很是充沛，各种活动他都热心参加，渐渐地也就在同学中显露出他在体育和文艺方面的才艺，班里有时搞活动，他能自编自导自演应景小剧，还能用很纯正的英语又说又唱，常常把在场的中外学者和学生们逗乐；他又会多种乐器，参加了学校的军乐队，穿着缀着鲜艳饰物的制服，总是神采奕奕；三才又是班上篮球队主力，“老罗斯福”体育馆内的篮球场上，常常有他敏捷的身影。

就在三才读四年级那年，国际形势风起云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法、意、日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会议上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收回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取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而北洋军阀政府代表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群情激愤。

5月4日，北京学生三千多人，汇集天安门前，高呼口号，并要求严惩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会后，学生们举行了示威游行，痛打了章宗祥，火烧了曹汝霖住宅。见事态扩大，军阀政府出动了大批军警进行镇压，捕走学生30多人。

5月4日晚上，北京城内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的消息传来，清华园波涛涌起，师生们奔走串联，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抄录了岳飞的《满江红》，贴在高等科饭厅门口，更是一石惊破了往日的平静。

陈三才和同学刘驭万、曾劭恂等，自发地聚在一起，商议着如何申援城内大学生的示威行动。

5月5日，清华高等科和中等科科长联合召开全校各会社领袖会议。

会议一散，陈三才他们便知道了会议的决议：

一是与城里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坚持到底；二是以各会社领袖组织一临时机关，命名为清华学生代表团；三是派代表至城里，与城内各学校互通声气。

下午，清华学校代表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召开的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集合会上宣布：

“学校虽僻处西郊，未及进城，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

同时，清华学校便在体育馆召开全校大会，决定6日起全校罢课。

7日，清华学生代表团正式成立，顾德民任团长。并组织救国团和宣传队准备进城演讲，陈三才踊跃报名，与曾劭恂一起被编入宣传队。

9日，陈三才参加了在体育馆召开的“国耻纪念会”。

数千学生庄严宣誓：

“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

宣誓后，陈三才和同学们涌向大操场，高举小彩旗，高呼：“收复失地”“废除21条”“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大操场上燃起了熊熊的大火，校内所有能找到的日货都送来付之一炬。

6月3日，清华学生“救国十人团”和宣传队共300多人进城作演讲，遭遇军警，清华130多名同学被捕，陈三才等脱身回校传递消息。

6月5日，游行中的清华学校全体学生有组织地浩浩荡荡列队进城，行进途中被北洋军警阻断去路，学生们立即高呼口号，包围西直门。

夜幕降临，陈三才和学生们铺开随身携带的报纸，就地宿营，高呼不放人誓不回校。经过几日的对峙，迫于学生压力，当局被迫同意放人。

6月8日，陈三才身穿制服，与学校军乐队的同学奏乐迎接释放的同学回校，并随军乐队一路吹打前往总统府游行示威声援城内大学生。

清华学子们挥动着手中的小旗，高呼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誓死争回青岛”“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后又串联其他大学的学生，赶赴天安门请愿，几天几夜和衣睡在天安门前。

此时，全国各地已纷纷响应，声援北京学生。

各种消息，陆续传来，上海、九江等地相继传来大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的消息。

一直到北洋军阀政府释放学生、撤消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陈三才和清华学校的学生们才得胜回校。

在这震撼中外的“五四运动”中，陈三才虽然只是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但北京学生和全国民众声势浩大的爱国热潮强烈地震撼着陈三才年轻的心灵，更坚定了他报效国家的初衷。他同时也明白了很多道理：民众团结，才能不被强虏欺辱；国力强盛，才能自立于世界。

大洋彼岸的足迹

1920年夏，陈三才所在的清华学校庚申级中等科81人毕业。

毕业时，同学们商议着给母校献上一份珍贵的礼品：日晷，一个古代的计时器。

日晷的底座上用中文和拉丁文镌刻着庚申级全体同学最珍爱的铭言：“行胜于言”，那座日晷就安放在清华大学礼堂前的大草坪南端。

离开清华园前，陈三才专门在日晷前留了影，他喜欢那日晷，他知道时间的一瞬即逝，他更懂得珍惜时间，珍惜生命，他一直勉励自己要以毕生的努力来实现毕业时的铭言。

清华毕业，紧接着的是赴美留学。同船前往美利坚合众国留学的庚申级中等科学生共79人，有陈岱孙、曾昭抡、陈可忠、萨本铁、赵学海、张景铖、肖公权等人，都是这级中成绩非常优异的学生。

经过二十四天的航程，陈三才他们抵达了大洋彼岸的旧金山，来不及一一道别，这些清华的莘莘学子，便各奔东西。

陈三才与同学萨本铁等，又经多天的奔波来到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re）。

三才攻读的是电气工程科。

扎实的英语功底和聪颖的天资，使三才很快地适应了美国的学习生活。

四年中，陈三才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同学们不得不钦佩这位来自东方异邦的学子，而陈三才一次又一次被老师同学们引荐推选为学院工学会、电工学会、科学会的会员。当时，各个学会都颁发本学会的制成挂件的荣誉标志。而三才又非常珍惜这些小小的饰物，串在自己的挂表链上，随身携带。

陈三才的体育特长在异国他乡竟又得以发扬，入学没多久，他就被同学公推为学院足球队队长、网球队队长。

这位个子并不高的有点腼腆的华人留学生受到了大学生的拥戴。

州大学生足球联赛是大学生的节日。绿茵场上，陈三才率领的学院足球队，在州大学联赛上屡创佳绩。同时，陈三才又是学院网球队的队长，还曾荣获过学院网球单打冠军。

1924年6月6日，伍斯特理工学院举行第五十四届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上，陈三才以各科优秀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

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竟然很容易地在伍斯特理工学院的档案资料里找到了陈三才的毕业档案。在陈三才的个人鉴定中，导师是如此阐述的：

“三才是我校最值得信赖的同学之一，当他说，我目前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可以确信，他不久就会找出答案，而更重要的是会找出正确的答案，他不仅学习用力，而且在他承担的任何别的工作上也用力，由于他为爱因斯坦理论研究会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中的一些人对下面的事实几乎已经非常清楚了，当一垛石墙以每移四千三百万英里速度向前进且超越一辆以每年3/6尺的速率往后退的小汽车时，注定会发生一些事情……不管怎样熟悉他的人都会发现陈是一个忠实的朋友，一个十分愉快的伙计。”

毕业后，陈三才并未急于回国，为求深造，他进入当时美国著名的西屋电气公司学习工作了三年。他为自己回国后的实业发展方向选定了道路。

在美国的几年中，陈三才先是利用寒暑假，后是用公司的休假，走了美国的好些地方。每到一处，他总要对当地的社会经济以及电气制冷企业的各种先进产品和市场前景做一番仔细的考察。

美国的学习工作经历，为陈三才回国后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物质上的基础。

义愤填膺谋刺汪贼

说实在的，陈三才开始还是很钦佩汪精卫的。

汪精卫从小天资聪明，先中秀才，后官费留日读书，深受西方主权思想影响，紧跟孙中山先生宣传三民主义。孙中山逝世后，又一直是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代表。

一直到1938年12月，汪精卫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离开重庆，发表丧尽天良的“艳电”，投日叛国，陈三才彻底改变了对汪精卫的认识。

那日，陈三才看到办公桌上，放着刊有汪贼“艳电”的《南华时报》，义愤填膺。尤其是汪精卫投日后，卖国求荣，在上海滩上操纵的一系列争权夺利、残害平民的恶行，更使陈三才怒火中烧。先是为了操纵舆论工具，残杀《大美晚报》副刊编辑朱惺公等新闻界进步人士；继而，为了控制金融，制造了一次又一次“银行血案”，好多普通银行职员死于非命；再是为了讨好日本主子，汪贼还指使爪牙四处搜捕良家妇女，为日寇提供所谓随军“慰安妇”，可谓丧尽天良。

陈三才默默地发誓，不杀汪贼，誓不为人。

陈三才先是托与军界熟悉的朋友，买来了威力巨大的穿甲枪和能射弹的拐杖，但四处秘密打探，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只能把那支穿甲枪藏在公司仓库的冰箱里，把拐杖藏在家里，等待时机。

陈三才不缺钱，他开始花钱找秘密线索。

恰恰这时，一个与陈三才一面之交的叫伊万诺夫的人，向陈三才密报，身患肝病的汪精卫将去日本人在北四川路开的福民医院治疗，而他熟悉的一个俄国女护士正在那里工作。要杀汪精卫，尽可以买通那个女护士在不知不觉之中对汪精卫下毒。

密谋是在福民医院附近的一家茶馆里进行。陈三才与伊万诺夫在这里秘密接头。

汪精卫入住医院的日子渐近，伊万诺夫开了一个很大的价，陈三才没有讨价还价便满口答应了，口头商定先付三分之一定金，汪精卫入院后再付三分之一，事成后全部付清。

一切准备都在紧张地进行着。

为了确保下毒的绝对成功，陈三才他们专门把药量在各种小动物身上做了试验。

陈三才想到中国的历史将因此而转变，不由得又一次亢奋起来，一连好几夜都无法平静入眠。

然而，事有不测，就在预定入院的那天，女护士出来通报，汪精卫没来。

后经打听，原来是心存狐疑和胆惧的汪精卫听从老婆陈璧君的提议，突然改变了就医计划。

陈三才密谋杀汪贼的计划落了空。

计划落了空，但事情却没有完。

伊万诺夫是个不守信义的小人，谋杀虽没成功，但他还是跑到陈三才的公司，向陈三才索要钱款。

陈三才无暇于伊万诺夫的纠缠，又给了他一些钱。

伊万诺夫尝到了甜头，竟一次又一次向陈三才借钱。

陈三才万万没有料到刺汪没成功，却被无赖缠住。

为了寻找新的谋杀汪贼的机会，陈三才动尽了脑筋，想尽了办法。

有朋友跟陈三才说，孤掌难鸣，听说香港抗日反汪势力强大，你何不去香港找些熟人，他们会帮你的。

于是，陈三才去香港，先是遇上挚友同窗刘驭万，但香港此行事关重大，陈三才只是向刘驭万说此次回到香港有点小事。刘驭万还以为是一些生意上的事，也就没多深问。

通过朋友引荐，陈三才见到了一些清华老同学，也有来自日本人占领的东北的抗日志士，他们隐姓埋名，从事着秘密的抗战工作。

陈三才与他们彻夜长谈。

陈三才说了好些挽救民族、挽救国家的策略，话语中充满着对日寇和汉奸卖国贼的仇视，同时又坦露了自己的困境和无奈，他并非为自己被纠缠而苦恼，他只是感到自己的力量太单薄了。

清华老同学和抗日志士们向陈三才描叙了东北以及内地各处民众抗日的详情，告诉他：你不是孤单的，全中国有几万万人民在受日本鬼子的欺凌，民众在反抗，中国民众会胜利的。

在香港，陈三才读了1940年1月22日《大公报》上刊登的高宗武、陶希圣《致大公报信》和《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即汪日密约），文中披露了汪日密谈的经过，以及汪日密约的主要条款，使他对汪伪政府的丑恶嘴脸和卖国行径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香港，陈三才又经其他朋友引荐，会晤了戴笠，陈三才知道，戴笠是代表重庆方面的，担任着军统局副局长要职，实际上统抓全权。

戴笠虽然一副傲慢的口气，但事先听过“上海区”地下工作员的汇报，也详尽知道了陈三才的一系列义举，对陈三才说：“说实在的，我生平不佩服清华毕业生，我生平也不佩服美国留学生，因为他们不肯革命，今天我是绝对佩服你的，你的舍身救国，改变了我轻视你们留美清华学生的错误印象。”

戴笠此时也正在物色新的刺杀人员，虽然陈三才非党非派，但戴笠认为陈三才出于个人的义愤自发谋杀汪精卫，与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他非常想借陈三才的力量去铲除汪精卫，也好向总裁蒋介石交待。

事实上，因汪精卫与重庆蒋介石的分道扬镳，认贼作父，成立伪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对抗，蒋介石也有意要谋杀汪精卫，并已给了戴笠下达谋杀汪精卫的密令，戴笠也组织精干特工，由陈恭澍率领千里赴河内刺杀汪精卫，但由于行动中操之过急，误杀曾仲鸣，未曾成功，而手下余鉴声等人被捕，投入牢房。

就在这晚，戴笠善意地提出：

“那个白俄，为了不影响你今后的行动，可以由我出面先接他去重庆，然后帮他办好护照借道香港再去美国。”

陈三才为了今后锄奸行动不至于被那个无赖的伊万诺夫所累，也就同意了戴笠的意见。

义举未成身陷囹圄

自香港回沪后，陈三才继续寻找新的途径谋刺汪精卫。

回沪后，戴笠也派人多次找陈三才，并也与伊万诺夫面晤。

去的人对伊万诺夫允诺，只要你配合，能离开上海去重庆，保证替他办到护照，先去香港，后送他去美国定居，为了给伊万诺夫有些压力，那人话语中多了些威逼。

一次次短暂而秘密的接触与商议，伊万诺夫嗅出一些异样。

老于世故的伊万诺夫心里盘算着，生怕也遭人暗算，眼看继续索钱已经无望，决计先下手为强，落得再拿一笔好处钱，也同样可以远走高飞，便眛着良心走进了汪精卫嫡系的“76号”，出卖了陈三才。

1940年7月9日上午，陈三才与往日一样正准备自己驾车去公司的时候，几个便衣拦住了他的车并用手枪顶着他。陈三才被捕，被押进了他曾密谋试图炸掉的那个罪恶的魔巢“76号”。

陈三才一被押进，便有几人进来问话。说：陈先生，把你请来，总不至于不知道为了什么吧？陈三才冷冷地说：我生来愚钝，有话明示。

那人问：陈先生，听说你是留美清华生，谋杀汪主席，该当何罪你不会不知道，好好掂量一下。

陈三才说：汪贼投日求荣，亡我中华，罪该万死！

那人说：陈先生，我们汪主席是很开明的，只要你供出同谋和后台，我们可以免你一死！

陈三才笑笑说：男子汉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没有同谋。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这样做的。国贼人人得而诛之。

问话的人换了几批，陈三才都冷言以对，终无结局。

不招出同党，就往死里打。

皮鞭打过，便上老虎凳，老虎凳上过后再灌辣椒水，陈三才浑身血水，鼻子喉咙里都呛着血，但只有一句话：

我是一人所为，绝无同党。

“76号”的“问话”，终无结果。

一周后的一天，也就是7月17日，陈三才被秘密押往南京。

当天，汪精卫亲自提审陈三才。

提审是在汪精卫办公室进行的，四周戒备森严。

汪精卫故作和善地对陈三才说：陈先生，我深佩先生学识渊博，事业有成，实乃国家之栋梁。我国民政府刚刚成立，非常希望先生能加盟国民政府，我知道你留美是学电气的，电政司很适合你，我可以委你重任。

陈三才冷冷地说：你休想我与你同流合污，我绝不会因此遭国人唾骂。

汪精卫故作姿态道：我不计前嫌，只要你道出同党写一纸悔过书，你便可马上开释。

陈三才骂道：汝辈汉奸丧尽天良，出卖祖国，出卖民族，人人得而诛之，全国同胞皆吾同谋之人，今唯求速死而已。

汪精卫自知陈三才确是一个难以降服的人，不想恋战便草草收场，把陈三才打入牢狱。

狱中，陈三才慢慢疗好了创伤。

一日日过去，一直与外界隔绝着。

陈三才自知，自己谋杀汪精卫，现在又在汪精卫手中，必死无疑，人静下心来，想的事就多；他觉得自己很有必要在有生之年，对自己不长的一生作一个认真的反思。

所幸的是，狱中他遇上了清华学校33级校友徐文祺，两人上下铺，一段时间的接触，陈三才觉得，徐文祺是个足以信赖的人。

陈三才开始用英文给前妻和家人写信。

在信中，陈三才把自己拘押南京比做“短暂的旅行”。

“长日的闲暇，迫我静心思索，对于过去生活，感觉无限空虚。这种反省，固然在一年前就已开始，可是直到最近，才深切领悟真理的全部。约近一年以前，决意创造我的新生命，那正是我去香港之后。因为在那次旅行，得到机会遇见多年阔别的老朋友，给我新的刺激。”

“我可以清清楚楚把那些朋友，分为两派。一派只图自己享乐，其他一派则生活有一定的目标，并且不辞劳作，以求达到目的。前一派人，以外貌观之，无忧无虑、快乐友善。但是他们的友善，总不免于虚伪。他们服装讲究，出入华贵之门，固然常为纨绔子弟所称羡，但是他们的生命同岁月，不知所谓地流荡过去，毫无成就。后一派人，外貌看来严肃，缺少生气，可是一旦得到他们的友谊，就会持久不变。他们虽深藏不露，而识见极稳定。这一派人似乎不及前一派那些人聪明，但是有毅力，终会很稳健地达到他们的目的。正当第一派人向下坠落的时候，后一派人不停地向前努力；这不用智者就会知道在生命竞走上是谁占先。”

“最近两月，我得到反省的机会。思想的结晶，坚定我前者的决心。而这一次的特点是加上了道德的信念。我自信过去的生活，自私而无用。同时，我相信，将来惟一的幸福是建立在为他人服务的生活上。我差不多费了十三年的工夫来了解：一个人的幸福不在自己有所得，而在于为别人服务。我愿上帝赐我恩惠，使我死心塌地有坚决的信心。”

此信写就，陈三才便交付于徐文祺深藏，他知道，徐文祺只是得罪了一些当权的人，并无死罪，总有出狱之日，这些信便能带出狱中。

雨花台慷慨就义

陈三才入狱后，清华同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以及陈三才家属们和陈三才在美国时的同学时任上海联合广告公司经理的陆梅僧、大夏大学理学院院长邵家麟等人积极营救三才。

因为陈三才是当时上海滩上颇有名气的实业家，对于陈三才的处置，汪伪政府高层内部意见不一。

周佛海、李士群认为陈三才不足以死罪，打入牢狱即可；而汪精卫因奔忙于“归都”南京，一时无暇顾及；唯有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心狠手辣，为谋得汪精卫的安全，不惜杀一儆百，杀鸡吓猴。

汪精卫手下有个甚为得意的幕僚褚民谊，同时又是汪的连襟。

褚民谊也是个贪财小人，陈三才家属和朋友辗转反复托人再托人，找到了褚民谊后，褚民谊不讳忌钱财，得到大笔钱财后，便允诺在汪精卫前为陈三才开脱，但也终究未成功。

1940年10月2日下午二时，陈三才被押赴刑场。

在南京雨花台那杂草丛生的乱山岗上，陈三才慷慨饮弹就义。时年38岁。

（节选自《陈三才》，作者陆宜泰、万芊，华夏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