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徐葆耕^*(1960)

在文学研究的圈子里，没有人不知道瑞恰慈的：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的名牌教授、“新批评”派的鼻祖之一，当今依然行世的语义学批评和“细读法”即发端于瑞恰慈。但如果说到他同中国的关系，知道详情的就很少了。他曾六次来到中国，最长的一次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深为喜爱，写过有关孟子论心的书。据《清华人文学科年谱》中“瑞恰慈”条介绍：1929年至1931年度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讲授“第一年英文”、“西洋小说”、“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一)诗；(二)戏剧；(三)小说”等课程。其中“文学批评”是其所开的重要课程，为三年级必修课……^［1］

瑞恰慈在清华执教时，他已出版了《美学原理》（合著）、《文学批评原理》、《意义的意义》（合著）、《科学与诗》等著作，他的批评理论已经形成并在欧美引起了广泛注意。很自然，他在清华的讲课也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兴趣。王先霈主编的《文学批评原理》中说：“钱钟书在《谈艺录》、《宋诗选注》等著作中曾自觉不自觉地从事过新批评的实践。……在对李贺、李商隐、陶渊明、辛弃疾等人的诗歌分析中，他对其中的一些字句的推敲、玩味和旁征博引，对于比喻中的两柄和多边的含义的阐释，都可以看到新批评的‘细读法’的痕迹。”^[2] 我们不难发现，瑞恰慈在清华执教期间，恰好钱钟书就读于清华外文系。钱恰于瑞恰慈到校年(即1929年)入清华外文系，1933年毕业。钱钟书曾亲聆瑞恰慈授课，当无疑。本书收录的《美的生理学》即钱在清华读书时所作，从中可约略看出钱对瑞恰慈理论的独特理解。

瑞恰慈不仅对学生有影响，对当时文学院教师亦有影响。朱自清先生至少有三篇文章中指名谈到瑞恰慈和另一位西南联大执教的新批评派大师燕卜荪。其中一篇即《诗多义举例》^[3]。《诗多义举例》是朱自清运用瑞恰慈的理论分析中国古诗的“细读”实践。

在《诗多义举例》一文的开头，朱首先批驳了那种反对对诗进行科学分析的观点：“人们想，诗一分析，诗便没有了，其实不然。单说一首诗‘好’是不够的，人家要问怎么个好法，便非做分析的功夫不成。”朱运用瑞恰慈的理论，指出语言有两类，一类用于描述科学，一类用于描述情感。描述科学的要求意义单一，而描述情感的则复杂得多，必须作语义学分析。朱自清说：“瑞恰慈也正是从研究现代诗而悟到多义的作用。他说语言文学的意义有四层：一是文义，就是字面的意思；二是情感，就是梁启超先生说的‘笔锋常带情感’的情感；三是口气，好比公文里上行、平行、下行的口气；四是用意，一是一，二是二是一种用意，指桑骂槐，言在此而意在彼，又是一种用意。他从现代诗下手，是因为现代诗号称难懂，而难懂的缘故就是因为读者不能辨别这四层意义，不明白语言文学是多义的。”^[4] 朱在《诗多义举例》中对古诗《行行重行行》、陶渊明《饮酒》、杜甫《秋兴》和黄鲁直《登快阁》进行了具体分析，颇有意味。例如在分析《登快阁》一诗中“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时，朱引《晋书·傅威传》说：“生子痴，了官事”本意只是说“麻麻糊糊办完了公事，上快阁看晚晴去。”但鲁直用此典却有四重意义：“一是自嘲，自己本不能了公事，二是自许，也想大量些，学那江海之流，成其深广，不愿沾滞在了公事上；三是自放，不顾了公事，想回家与白鸥同处；四是自快，了公事而登快阁，更觉快阁之为……‘快’了。”^[5] 这四个“自”，并不是凭空的心理揣测，而是借助于全诗的“语境”分析得出，是深合瑞恰慈“语境”理论的。朱在分析每句诗之前先列出前人的点评，再据全诗语境予以辨析，使读者感受到对诗的科学分析确显比纯粹的心灵感悟要有它的坚实和独到之处。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热心于译介瑞恰慈的论著时，没有译介《科学与诗》这部著作（有的书中收录了其中一节《诗的经验》）。而在30年代惟一的一部完整译出的瑞恰慈的著作就是《科学与诗》，而且竟出了两个译本：一本是伊人所译，华严书局出版；一本是曹葆华译，商务印书馆出版，清华外文系主任叶公超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序言》指出，从科学的角度研究诗是时代进化的必然。他说，瑞恰慈最佩服的批评家是柯尔律治，但柯尔律治的《文学的自传》被人戏称为“八分玄学加二分呓语”，很不明晰，而瑞恰慈是“活在二十世纪的人，他书里无处不反映着现代智识的演进，他所引用的心理学、语言学、逻辑以及其他必要的工具都比克律利己（今译柯尔律治——本书编者注）的晚不过一百年而已，但是这一百年间人类智识的增进，已然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了”。“知觉迟钝的人也许还没感觉到这种变迁对于将来文学的重要，他们也许还要再等八十年才能觉悟，不过瑞恰慈已然是不耐烦了。”^[6]

无论朱自清先生还是叶公超先生都指出瑞恰慈理论的局限性。朱说瑞恰慈的理论“未必是定论”，“独立成为一科大概还早”。叶说：“瑞恰慈在当下批评里的重要多本在于他能看到许多细致问题，而不在他对于这些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对于诗，乃至整个人文学科而言，心灵感悟或直觉仍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对于艺术的影响和用科学方法从事诗的研究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瑞恰慈得此风气之先，清华学派得此风气之先，是颇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继承的。叶先生预言说，有些人“要等候八十年才能觉悟”。距离叶先生说此话历史已又过去了六十多年，我们中间是否有些人还在“等候”呢？大概总是有的。

办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者的交流。过去的清华大学，很重视聘请海外一流学者来校任教，在直接汲取海外最新学术营养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新学术。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有两个：理科是聘请了控制论专家维纳；文科则是聘请了瑞恰慈。现在清华大学要办一流文科，过去的经验不能不注意。200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聘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的讲座教授刘禾来校授课，校内外听者云集。现在，翻译介绍国外学术的书刊可谓汗牛充栋，参阅便利，但翻译中词不达意乃至误译者不在少数。直接听海外知名学者讲课、同他们交流、讨论的收益显然更丰富、更准确、更深刻。

注释：

[1]齐家莹编，《清华人文学科年谱》，8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2]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原理》，154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朱自清 《朱自清全集》，第8卷，206—220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1996。

[4]朱自清 《朱自清全集》，第3卷，172页。

[5]朱自清 《朱自清全集》，第8卷，206页。

[6]叶公超 《科学与诗》序，见瑞恰慈著，曹葆华译：《科学与诗》。

* 作者曾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中文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