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舒 平 夏 东

按：中科院院士郭永怀，1909年4月生，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39—1940年入西南联大作研究生，在周培源教授指导下学习。1940年庚款留加。1968年12月5日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31年7月，在“科学救国”思想的感召下，年仅二十二岁、聪颖好学的郭永怀选择了物理学专业，得到了当时国内知名教授顾静薇的关爱。在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后，郭永怀如愿以偿地进入北大物理系学习。两年后，顾静薇推荐郭到北京大学光学专家饶毓泰教授门下继续深造。在顾、饶二位导师的精心培养下，郭永怀打下了扎实的物理学专业基础。同时，这一时期也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铁蹄肆虐东北、华北之时，民族仇恨之火在郭永怀的心头进一步燃烧。

“七七事变”后，郭永怀于1938年3月离开日寇占领下的北平，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南下来到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半工半读。面对外敌入侵的惨痛现实，郭永怀进一步认识到：一个没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将永远被动挨打。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爱国激情，郭永怀放弃了自己喜爱的光学专业，改学航空工程，立誓要为我国的军事科学奋斗终生。

航天工程是与力学研究紧密相连的，郭永怀为此致力于空气动力学的研究。这期间，他在周培源教授的指导下学习过流体力学，集中研究流体力学中一个有名的难题——“湍流理论”。

1938年夏，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考试结果，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被录取。1940年1月，郭永怀和钱伟长、林家翘等二十二名同学登上了前往加拿大的轮船。可当他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时，他和同学们宁可不留学也不愿忍受民族的屈辱，纷纷携行李下船。经过一番周折，是年8月，郭永怀一行才来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后获硕士学位。郭永怀与他的同学们成为在该校攻读硕士研究生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

1941年，郭永怀又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和钱学森一起成为世界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弟子。1945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1946年秋，冯·卡门的大弟子威廉·西尔斯教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邀请郭永怀前去任教，共同主持学院的工作。期间，郭永怀晋升为副教授、教授。常怀报国之志的郭永怀虽身在异国，却时刻挂念着多灾多难的祖国，关注着生他养他的故土的命运。

新中国诞生前夕，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进步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每逢协会集会，郭永怀和大家谈论最多的总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总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种种复兴之举。

1953年8月，中美继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后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周恩来总理和美方进行了谈判。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美国政府不久被迫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但又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设置了种种障碍。

在面对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与祖国需要何去何从的时候，郭永怀毅然选择了祖国的需要。郭永怀的老伴李佩教授回忆说：“禁令一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美国的许多朋友，包括已经加入美籍的华侨朋友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是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不劝倒罢，劝的人越多老郭越来火。他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

为了避免美国政府制造麻烦，他毅然将自己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所有书稿统统付之一炬：在和学生们聚会的篝火旁，他掏出十几年来写成的没有公开发表的书稿，一叠一叠地丢进火里，烧成灰烬。夫人李佩教授当时也感到可惜。

1956年国庆节的前一天，郭永怀动身返家了！

“看啊，五星红旗！”不知是谁高声喊起来。郭永怀像个十几岁的孩子蹿上前来，抬起头，久久不动，泪水盈眶。

历经波折，郭永怀带着对祖国的赤胆忠心，也带着非凡的力学和应用数字的复合智慧，携全家回到了祖国。他们一家受到了党和政府及科技界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他，中国科学院则安排他和钱学森一起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刚组建的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和钱学森、钱伟长一起投身于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1956年底，刚刚成立几个月的力学研究所迅速发展为全国力学研究中心。不久，郭永怀受命出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1957年，他又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同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8年，在郭永怀倡导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时在北京，后搬到安徽合肥）创建了化学物理系，郭永怀出任首任系主任。为了学生的成长，他力排众议，坚持“即使是工科专业也不能只学流程，也要打基础”。这期间，郭永怀还创办、主编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并翻译出版了《流体力学概论》等多部学术名著，先后开展了新兴的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电磁流体力学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其成果不断引起国际科学界瞩目。

期间，在中科院组织的一次星际航行座谈会上，郭永怀提出我国要发展航天事业，并就运载工具、推进技术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不久，他当选为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

1955年，我国将研制发射地球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郭永怀回国后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

1957年10月15日，我国与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1958年，负责核武器研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九所）在京正式成立。而1959年6月，苏联突然单方面撕毁协定和合同，给我国刚刚起步的核工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我国政府决定：我们自己搞！郭永怀临危受命。他与王淦昌、彭桓武成为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1960年，中国自己的一百零五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郭永怀历任九所副所长、九院副院长，负责力学和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为了便于科技攻关，九院成立了四个尖端技术委员会，郭永怀领导场外试验委员会。场外试验涉及到结构设计、强度计算和环境试验等任务，负责进行核武器研制的实验和武器化。郭永怀一方面为科研人员传授爆炸力学和弹头设计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致力于结构强度、振动和冲击等方面的研究，加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组织开展一系列的前期试验。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郭永怀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郭永怀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的思路。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方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所一直沿用。

1961年初春，郭永怀和彭桓武、王淦昌被周总理派专车接进中南海西花厅赴宴。席间，周总理深情地勉励：“我们刚刚起步的国防尖端事业，需要尖端人才。你们是当之无愧的尖端人才。党和人民寄希望于你们啊！”同年7月，郭永怀科技报国的热情得到了党的认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3年，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党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科研队伍，陆续迁往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高原作业会因缺氧而造成头晕、胸闷、心悸、厌食，加上要抢时间争速度及营养跟不上，不少科研人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浮肿反应。为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郭永怀必须经常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这样就更加重了高原反应复发的频率。

爆轰物理试验是突破原子弹技术的重要一环，当时已经年过半百的郭永怀与年轻的科研人员一起，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经常在试验现场风餐露宿，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才钻进帐篷恢复一下体力。好几次郭永怀都差点晕倒，稍作休息，又硬挺着和试验人员一道作业，一道攻关，指导科研人员反复进行试验及研究。

攻关在继续。中央领导同志深知科学家的艰辛。一天，郭永怀和彭桓武、钱三强、王淦昌等被周总理请进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周总理、陈毅元帅、聂荣臻元帅亲自作陪。宴会上，聂帅举杯宣布：“各位辛苦了！为感谢大家，总理要我和陈老总请大家来开会，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吃肉！”

1964年10月中旬，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为缓解科学家们的紧张情绪，周总理指示试爆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派专机接送郭永怀、彭桓武、钱三强、王淦昌等人进行一次短暂的旅游——去古楼兰国观光，观看我国第一次原子弹试爆实况。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是中国人民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在西北高原浩瀚的沙漠上，一声巨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炸响了！当蘑菇云扶摇升腾之时，郭永怀和他的战友们无不欢呼雀跃！这一天也是曾断言“中国一百年搞不出原子弹”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的日子。为此，外电当时曾经评论说，“中国在一天之内为自己得到了两分。”

1965年5月30日，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贺龙等七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郭永怀等参加核武器试验的专家和学者，并为他们设宴庆功。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

对氢弹，郭永怀也从结构形式、弹体重量、减速装置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科学见解，从而保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的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来到试验基地，为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可谁会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凝结着他四年心血的试验基地。

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就争分夺秒地要人抓紧联系飞机。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郭永怀拖着疲惫的身体登上了赶赴北京的飞机。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在离地面四百多米的时候，飞机突然失去了平衡，偏离降落的跑道，歪歪斜斜地向一公里以外的玉米地里一头扎了下去——只听“轰”的一声，飞机前舱碎裂，紧接着火焰冲天蹿起……

当迎接郭永怀的人们从惊骇中醒过来的时候，急忙向出事现场奔去。当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已烧焦了大半，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

中央领导震惊了，整个科技界震惊了！整个民族为这位牺牲在“两弹一星”研制前线的级别最高的科学家仰天顿足，扼腕垂泪！

郭永怀牺牲的第22天——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他烈士称号。同日，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又一朵中华民族的蘑菇云状精神之花，为我们的英雄冲天怒放！

(摘自《名人传记》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