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大珩(1936物理)

民族苦难时期的青少年经历

我的小名叫膺东，生于1915年。那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机，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二十一条”。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25日袁世凯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当时激起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把5月7日称为“国耻纪念日”。父亲因此给我起了“膺东”这个小名，寓意是满腔义愤打击东洋——日本帝国主义。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次年，爆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导致中国代表拒绝在具有侵犯中国主权内容的巴黎和约上签字。德国作为战败国，原来侵占青岛及山东的公益算是交还了中国。

1926年，日本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我国军民，被守军击退，日本竟联合英美等八国，向北京军阀执政段祺瑞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无理要求。为此，3月18日北京群众聚会游行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竟遭开枪射击，当场死47人，伤150余人，称“三一八惨案”。至今有关学校还保留着死难烈士纪念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东北学生大批流亡关内，“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那深沉而悲壮的旋律，激荡着我的爱国热情。难忘的《松花江上》那支歌，是我最爱唱的歌曲。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经过多年压抑的中国人民，第一次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1936年，我在清华大学毕业。由老师带领同学南下作修学旅行。在火车途经天津时，遇到一伙日本浪人，竟野蛮地把我们乘客从客车上赶下来，装上他们的走私货物。这时，我们已尝到了做亡国奴任人宰割的滋味，终生难忘啊！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接着是“八一三”上海保卫战。这时，我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当时我参加了国民党政府的兵工工作，由于抗日失利，从南京撤退到长沙。我和群众一起唱着“把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那正是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南京，进行残暴的大屠杀的时候。

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蚕食中国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

在光学被看做要害技术的日子里

1938年，我有机会考取了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整个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大战时期，我是在英国度过的。我留学的专业是应用光学。这决定了我终身的志趣和事业。

在强权政治的世界环境中，光学的前沿技术，由于军事上的需要，一直被各国视为要害技术，竞相强化，竭尽保密之能事。其中突出的有如光学玻璃的制造技术。本世纪初，由德国光学名家阿贝(Abbe)和化学家肖特(Schott)合作，扩展了光学玻璃性能的新领域——重钡玻璃系列。英国传统上则有著名的法拉第(Faraday)研究光学玻璃的历史。由于保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也被迫自己解决制造光学玻璃的奥秘，战后发表了世界第一本光学玻璃制造专著。帝俄在第一次大战初期，也曾以同盟关系派人到英国学习光学玻璃制造，但未得要领。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的第一个科学建树就是成立了国家光学研究所，最初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掌握了光学玻璃制造技术。

正是因为受到这种国际环境的启示，在学习应用光学，获得硕士学位接近完成博士研究的时候，我的英国同学汉德告诉我，英国昌斯玻璃公司，急需一位懂应用光学专业科研人员，担任新型光学玻璃开发研究工作。这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的祖国是多么需要这种技术啊。为了能学到制造光学玻璃的真实本领，要抓住二次大战的时机。我毅然放弃获得学位的机会，经英国同学的介绍，离开学校，到英国昌斯玻璃公司工作。

我在这家公司实验室工作了五年，职务是物理师。在那里我学会了如何从事研究开发工作。虽然不许我进入生产车间，但因为实验室既是产品质量的控制中心，又是进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源地，所以对生产的组织形式，以及生产光学玻璃的要害问题能有足够的了解。

所谓开发研究，就是要改进现有生产工艺，提高质量，发展新品种，同时研究为应用开发所需的基础性问题，我作为既有应用光学基础知识，又具备一定硅酸盐知识的物理工作者，从事这类工作，理论和实验结合，如鱼得水。我进行了200多埚的玻璃熔炼实验，为发展新品种光学玻璃掌握了一定主动权，发展出稀土玻璃系列，并获得两项专利。为了快速测量并提高测量玻璃光性的精确度，我创研了V-棱镜折光仪，而且成为商品，现已成为测量光学材料光性的经典仪器。我还不懈地研究了玻璃的热处理性质，这是保证光学玻璃精密退火以得到物理均匀性的理论基础。

在那些年里，我是受雇于人，出卖自己的智慧，为别人出成果、效益的。然而可以自慰的是，我除了学到保密性很强的光学玻璃制造的要害技术，还学会了一套从事应用研究和开发工作的思路和方法，特别是讲求经济实效的意识。 这对我回国后从事新技术创业和应用研究的开发工作，有着深刻的意义。

有了用武之地

1948年，我回到了阔别10年的祖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求，得以很快地发挥我的专长。使我引为自豪的是为国家做了一些创业性的工作。

我在1949年3月28日到达老解放区大连市，参加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的创建工作。这是党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

当时物质匮乏，办学条件是极困难的，学生做实验没有仪器设备。为了给学生创造学习条件，我和教师们亲自动手制作，许多实验仪器器材只能到旧物市场去找，边开实验边制作。经过努力在一年之内，建成两个同时容纳１３０人的普通物理实验室，能进行30种物理实验。满足了全校工学院和医学院学生的物理实验需要。

这个时期的教学，锻炼了我对创业工作的自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几个部委的领导提出，设立中国科学仪器研制机构的建议，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仪器馆。当国家需要我去创建新的事业，我承担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经过调查研究，在上级领导及多方支持下，1951年在长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其后经过发展，整合，1960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经过群策群力，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从事应用光学及光学工程研究开发与人才培养的摇篮和科研发展基地。

在这里，在龚祖同先生主导和我的协同下，研制出我国第一埚光学玻璃，建立起全套规模生产技术和设备，培养了生产骨干。

在这里，有青年科技工作者发扬开拓创新精神，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激光器，成为我国发展激光科技事业的开端。

在这里，还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我国第一台红外夜视光学设备， 以及其他第一台……

1959年，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思想指引下，通过“八大件”指八项具有先进水平的高档光学仪器）的研制，完善了该所从事光学工程的设计及工艺基础，开始从仿制走上自行设计制造的道路。

60年代，侧重军工项目，大力协同研制成功靶场用大型跟踪电影经纬仪，开国内自主研制大型精密测试设备的先河，形成了国防光学中的一个高技术重要领域。

我在长春光机所主持业务30多年，还先后从这里分建或分流了一些厂、所、学校和人才。

1954年分出上海光学仪器厂和长春材料试验厂，均为原机械部系统的主干厂。

1962年分建出西安光机所，由龚祖同先生任所长，专门从事高速摄影及光子学技术研究。

1964年分建出上海光机所，专门从事激光科技研究。以后又从中成立了专门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实验室（与核工业部联合）。

1964年前后，支援中国科学院科学仪器厂从事电子显微镜及相关工作的科技人员。1967年分出部分人员支援航天部，从事空间观测工作（现已成为专业所）。

1970年进行“三线”建设时，分建出大邑光电所（现为成都光电所），从事国防光学及光机电一体化的精密光学机械研制工作；同时支援有关人员成立安徽光机所，从事大气光学与激光科技工作。

1958年的长春光机所又创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我兼任院长。这所学院是当时国内唯一专门培养光学和精密机械人才的大学。现在已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的长春理工大学。

现在，以上机构都已壮大、成长，并以不同专业特点，建有开放重点实验室。

上述事件和变迁，都是在国际形势的大环境中，国家经济建设需求的促进和推动下，我所经历的历史的回顾，并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1979年，我国成立了中国光学学会，我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当选为第一届理事长。

1983年，我从长春到北京中国科学院任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主任。期间步李熏主任后尘，倡议学部向国家进行主动咨询。经过院士们的努力工作，现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咨询体系。院士们做出的许多重大建议，已纳入国家计划。

在其后的咨询工作，我与多位院士合作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议：

1986年，当美国里根总统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时，陈芳允院士和我商议，向中央提出我国也应当发展高新技术的建议，我欣然起草了报告。并联合王淦昌、杨嘉墀两院士，四人讨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定稿后及时报给小平同志，很快得到了批准，并形成了“863计划”，见诸实施。我由衷地敬佩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使发展高科技成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布署。

1989年与王淦昌、于敏院士共同提出《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这项倡议促成建设激光核聚变装置。

1992年又与张光斗、师昌绪、张维、侯祥麟和罗沛霖等五位学部委员（院士）向国家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并得到工程界的热烈拥护。中国工程院于1994年正式成立。

1996年联名建议并协调成立原子、分子、纳米科学重点实验室。

在我的科技生涯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积极关心国家计量事业和国家仪器仪表科技事业的发展。

1956年我被邀请参加国家十二年科技远景规划。并主导编写仪器仪表和计量技术项目规划。其后我担任国家科委仪器仪表专家组组长，国家计量局顾问，并于1979-1991年代表中国任国际计量委员会委员。

1979年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和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成立，我作为创办者之一，当选为第一届副理事长。其后，担任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

在40多年里，我与院士们三次联名建议国家发展仪器仪表科技与工业，受到中央的重视，根据建议：

1979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

1994年院校联合建立跟踪国际计量科学发展的国家计量测试高技术实验室。

鉴于我国已进入信息科学时代，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与仪器仪表界联合倡议召开了香山会议。这次会议对我国今后仪器仪表科技事业的发展地位及社会上的重视，具有深远的影响。

根据长期的实践，提出仪器仪表是认识世界的工具；仪器仪表是信息工具；仪器仪表工业是信息工业的概念。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共识。

对北京市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促进光电学发展和高科技产业化等各个方面我也十分关心，作了一些工作，担任过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和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与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项职务。

在我从事光学事业的大半生中，面临一个如何办好应用科学和高技术研究机构的模式问题。根据我当年在国外实践的体会，新技术科研面向实际，必须有工厂制造技术体系密切配合。就如我国医学科学的传统那样，搞医学科研与教学，必须有临床医院。长春光机所从开始建立（当时称仪器馆），就是实行科研与生产密切结合的模式。后来在中国科学院内建立的几个光学研究机构，以至其他高新技术研究所，都采取了这种模式，这样才能更好地以实物（整机）验证成果的实效，并以少量产品满足国家的特殊需求。

我提倡的这种建所模式，在承担大型光学装备任务时，也曾引起争议，即研究所究竟应当搞“半杆子”，还是搞“一杆子”。“半杆子”就是研究所只研究科技问题，而整机工程，不论工艺难易，产量多少，都应由工业部门承担；“一杆子”就是考虑到任务中科技问题错综复杂，工艺难度大，数量要求少的，应由研究所从科研攻关，直到出产品（整机）都承担起来。我是搞“一杆子”的坚持者。实践说明，这样做，使科研与实际结合，既争取了时间，又保证了质量，可取得又好又快的效果，还锻炼了一支科研与工程技术结合的人才队伍。这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已肯定是研究所从事开发高新技术，并向产业化过渡的有效形式，是符合国情的。而在当时，这种在产业部门是当然的作法，在科学院系统中，却是别树一帜。而现在这种作法已经被普遍接受了。

在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有了用武之地！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王应伟在上世纪初曾留学日本，是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母亲周秀清极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欠发工资，家里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父亲看我有点灵气，从小就引导我学科学，激发我爱科学的兴趣。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当看到筷子半截斜插入水杯中，出现挠折现象时，父亲就指出，这叫折光现象；在小学时，父亲就带我去看他亲自做地磁观测；在初中时，带我进行气象观测实习。在父亲教育辅导下，我超前学完了中学数学和微积分。

1932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名师的教育熏陶下，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会了从事科学工作的思想方法，更重要的是长辈们的道德为人，爱国思想，对事业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进取精神。

在留学英国期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过着几乎是工人和被雇用者的生活，有机会洞察资本主义世界的形形色色。交往过德高望重的学者教授，也见到过市侩气十足的学术人物。同时还体会到一些处世之道，即只有通过自己的钻研实践，才能成为知识里手；只有做出贡献，并争取出人头地，才能被同行看得起，才能交上朋友，并在学问知识上得到互益。同时也理解到，解决问题时，如何分清主次，洞察现象，发现分析问题而不受陈规约束，这也是科学发展和前进所必行的。这些思想上的认识和收获，对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从事的各项工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我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正值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的时候，经济上通货膨胀到天文数字。当时，英国的公司曾打电报来，欢迎我再回公司任职。与此同时，吴有训老师通过地下党组织，引导我到解放区去参加创办大连大学。在这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上，我选择了到解放区的道路，我的路子走对了。

在党的培养下，我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更加理解了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和生产实践相适应的道理；人民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人，要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世界；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并深感由于专业决定，个人的知识能力是有限的，事业要靠群策群力来完成，一切要服从祖国的需要。

这些思想引导我努力做到以公为先，不计个人名利，爱惜人才，培养后进，团结协作，以及顺应实际情况，因势利导等，同时也要敢于向错误作斗争。记得在1977年，针对“四人帮”的爪牙单奎章在长春光机所搞所谓的“阶级斗争”犯下的罪行，我在有4000多人参加的批判大会上发言，竟获得了长达两分钟的热烈掌声。

在多年的实践中，我认为一个人的机遇，是靠主观和客观多方面条件促成的，除了上述因素外，说到底，还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因素。1994年，我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成就首届大奖，在颁奖大会致词中曾谈到，我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同志们集体智慧的体现，同时还因为我的夫人顾又芬，她是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的著名儿科教授，医疗任务是相当繁重的。但是，还要在生活上和健康上对我精心照顾，以及在教育、培养子女方面承担了主要家庭责任，使我得以全心致力工作。而对她的关心很少，现在想起来总觉得歉意，而只有感激。

现在我已年近九旬，身体还算健康，愿以喜看祖国日益昌盛的欣喜心情，仍希望努力有所作为。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