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抗战前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留影

陈寅恪是继王国维之后，最有影响的史学大师。近些年来，有关的记述一直络绎不绝。不过这些文章，大部分也都是“闲话”，经常有人云亦云的时候，许多地方不够确切。例如，陈寅恪来清华任教，到底是由谁推荐的，说法就与事实有些出入。

按原来的说法，推荐的人是梁启超。但《吴宓日记》出版后，已经证明真正主导这件事的是吴宓，不是梁启超。《吴宓日记》1925年2月记，“昨与Y.S及P.C谈寅恪事，已允”。Y.S即校长曹云祥，P.C即教务长张彭春。至于梁启超的推荐，很可能是吴宓请托的。不过外传梁启超与曹云祥的对话，倒是颇为传神。

曹问：“他是哪国博士？有何著述？”

梁回答：“他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回答：“也没有著作。”

曹说：“既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那就难了。”

梁启超立刻生气地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可总共还没有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这说明清华对聘不聘陈寅恪，最初是颇有疑虑的。我想，即使有梁启超打保票，恐怕还是半信半疑。所以当陈寅恪来信说，他因为“家务，不即就聘”时，吴宓感到很为难，在日记中说，“介绍陈来，费尽力气，而犹迟疑，难哉”。

陈寅恪到了清华后，这些疑虑也就烟消云散了。只是从有关的资料看，他最初开的课都过于冷僻，曲高和寡，从学者不多。例如他开设的“梵文文法”课，以《金刚经》为教本，用十几种语言作比较，这虽然令人大开眼界，但学生听起来非常吃力，根本分不清哪是德文、哪是俄文、哪是梵文。一再地问其音、叩其义，还是不知所云。所以至今为人记忆的，都是无足轻重的细节。例如将王维的名字用梵文解释，维字的意思是降伏，摩诘的意思是恶魔，因此王维叫“王降伏”，字“恶魔”。他后来为适应学生的需要，开设了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元白刘诗研究等课以后，学生才真正认识到他的博大精深，发现他利用常见史料平铺直叙，仍然精彩纷呈，常常见人所未见，“发前人未发之覆”，令人拍案叫绝。许多学生听了他的课，都有高山仰止之感。姜亮夫就说过，他每次听完课，都会感到无地自容，他为此还找过黄侃，说“自己的根底太差了，跟寅恪先生无法比！”在黄侃的劝解下，“心才渐渐平静下来”。

清华学生印象最深的，是陈寅恪学识渊博，作风却非常朴素。他平时都是中式装束，看起来平淡无奇，没有任何留洋教授的派头。他每次讲课，都是拎一个土布包袱装参考书。一般的课用黑布，涉及到佛学经典，就改用黄布，以示敬重。20世纪30年代后，他著述渐多，但决不发表时评，也不写杂文、小品文。即使他成为了传奇人物后，声望也只局限在学界，没有任何俗名。

据我所知，唯一的一次例外，是清华有一次招收新生，采取他的建议，以对对子作为入学试题，后来引起了一些争议，让外界对他有了一点了解。这件事的经过是，刘文典任清华国文系主任时，“一日过寅恪曰，大学入学考期甚近，请代拟考题”。他便建议说，在“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之前”，形式最简单、含义最丰富的考试方法，就是对对子。后来，他为刘文典出了一套试卷。他出的对子，被外界流传最广的是“孙行者”。其实卷子里不止这一题。他当时出的对子，还有“少小离家老大回”、“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人比黄花瘦”、“昔人已乘黄鹤去”等等。除了这些对子，他还出了几个作文题，一是“梦游清华园”，一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结果，这些看似简单的对子，让考生丑态百出，交上来的答卷千奇百怪，用“猪八戒”对“孙行者”的有之，用“象比白马肥”对“人比黄花瘦”的亦有之，一时被传为笑谈。

这件事传出后，引起一些学者的不满。有一位教授还拟了几个考题，讽刺大学的招生考试，前面加以小引。小引中有“是故‘打牌’创自师大，‘对对’行于清华”。前一句是说北师大考试数学，考题是计算麻将胡了几番。后面一句说的就是这件事。他拟的考题有一则倒颇有风趣。题目是“东城清华，男女分堂；西城清华，男女同堂”，前面说王府井大街有一家洗澡堂，名叫“清华园”，男女洗浴要分走两门，后面说清华大学男女同堂上课。他对陈先生出的作文题“梦游清华园”，也不以为然，讽刺说“城东清华园，城西清华园，梦游仔细，莫把浴堂当学堂”。当时也轰传一时。

为了这件事，后来陈先生特别写了篇《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解释自己出题的理由。30年后，又写了一个附记，可见后来陈先生也认为，这种考试方法有点不合时宜。所以后来清华招收新生，也不再采用这种试题。

当然，这件事对陈先生的地位并没有任何影响，反而是他生涯中的一个插曲。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迁往昆明，与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陈先生是西南联大地位最高的学者。以我之见，西南联大虽然名师辈出，但真正称得上大师的，也只有陈寅恪与钱穆。两位大师讲课风格迥异。陈先生是围炉静坐，絮絮而谈；钱大师则是像上了拳击台，满堂游走，还自己与自己辩论，像周伯通的左右手互搏。陈先生在西南联大受到的尊重，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来。当时昆明虽处于后方，但是经常遭到日机的轰炸。据说，每次防空警报一响，楼上的人都往楼下跑，只有傅斯年一人，拖着肥胖的身躯上楼，照顾陈先生下楼去防空洞避难。陈先生对这件事，曾做过一副对子自我解嘲。联语是两句成语，叫“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不过，陈先生的生命保住了，眼病却严重恶化。陈先生初到清华时，身体就不好，眼疾已经时常发作。到了昆明后，更渐趋于失明的状态。抗战结束后，陈先生为了视网膜脱落，曾去英国做了手术，结果手术无效。他又经英国去美国，希望再请美国医生医疗，而美国医生同样束手无策。据说他途经纽约时，赵元任夫妇去船上看他，他一听到俩人的声音，顿即哽咽。相谈之后，决定不再上岸，直接乘船回国。

陈先生双目失明后，晚年全凭记忆，写了《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书。这两本书都精彩纷呈，而且含义深远，亦“所南心史”之一种。但是从学术上说，毕竟只是一种“余绪”。至于他一生的绝学无法接续，我想除了眼睛失明，与找不到合适的助手也有关系。

我以为陈先生的失明，与刘师培的早逝、王国维的自沉，都是文化终结的征兆，说到底是“天丧予”。文天祥曾有一首诗说：“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是矣！

转自 《科学时报》 2009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