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严宝瑜^*（1948外文系）

吴达元先生（1905—1976）的名字我在40年代初西南联大时便听说了。吴达元先生是专教外文系同学法语的。我同班同学除我以外，人人都认得他，因为我们外文系的学生到了二年级，必修第二外语都选法语，人人都得在他那里上法语课。惟独那年外文系的学生里，有一个人第二外语没上吴先生的法语课，这人就是我。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我听到同学谈论他上课严格的故事可不少。我的同班同学告诉我，上课回答不出问题，便会受到他不客气地批评，并且有时会让你站着，不请坐下，女同学也不例外。有些女生总认为自己是个女的，老师会对她们客气些。想不到吴先生对学生严格要求，男女一律平等，女的答不出来，照样挨批。所以我的同班同学上法文课前，好像人人都准备着去上战场似的。一时宿舍里，文林街的茶馆里，甚至在路上都可以听到念法语的声音。上完课下来，他们总要回来议论一下今天上法文课的情况和气氛，所以我这个虽然是不上吴先生课的人，耳朵里老听到他们谈吴先生的法文课，使我感到好像自己也在跟着他们上了课似的。这样，我虽不认识吴先生，但他是我熟悉的人。

吴达元学长（一九七○年）

吴先生严格要求是对的。我听说凡吴达元先生教过的学生，上第二年法语，不仅能跟上进度，而且愈学愈有兴趣。大部分同学在学完两年后就能看莫泊桑、雨果、罗曼·罗兰、纪德等的原著；有的在学生时代便在刊物上发表法国文学的译作。我碰到这些同学，他们几乎异口同声说，有这样的成绩都是在吴达元先生严格要求下“逼出来”的。

认识我早已知道但还没有接触过的吴先生，是在1946年夏天从昆明复员到清华大学以后。那时新学年开学选课，每一个系的系主任对学生的选课总是要进行指导的。我1946年秋进清华校门选课，便碰着吴达元先生。他是代理那时还没有到北平（京）的外文系系主任陈福田做学生的选课工作的。他带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有广东口音，本来我以为这位以“严”出名的教授是一位不苟言笑，板着脸说话的人，现在我碰到了一位，讲话既幽默又亲切的老师。他一看我学的第二外语是德语，知道我是外文系惟一没有学他法语的学生，就说我是“一条漏网的鱼”。但接着说我这样做得对，因为清华再没有搞外文的人学德文的了，他说德文要“绝种”了。他知道我是在西南联大跟杨业治先生学的德语，成绩还不错，他建议我不要选别的教师开的第二年德语（当时清华有一个德国人叫LÖhr也开德语），而是继续选杨先生的。他要我向杨先生好好学，说他精通6种欧洲语言，其中包括希腊文和拉丁文，因而他劝我不仅向他学好德语，可能的话还应该向他学一门第三外语，最好是学拉丁文，他说他自己会拉丁文，而且开过这课，但他说杨先生的拉丁文比他好，要我不要放弃向他学习的机会。当时我听了他这样说，对他的这种谦虚态度肃然起敬。因为我平时很少听到教授说自己不如别人的，他打破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个出自曹丕的典故。这次选课吴先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谦虚和亲切的印象。

解放了，英语不再是长期以来外文系惟一的第一外语，清华除英文组外，设立了俄文组、法文组（这些组后来改称“专业”）。吴先生便成了负责法文组的组长。吴先生在解放前，他只想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立身处世正派实在，是个诚实和有自信的人；但他不愿过问政治，对解放前在昆明、在北平（京）如火似荼地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学生运动采取远离回避的态度。解放了，通过那时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政治学习，他认识到过去不问政治自命清高是不对的，感到过去走的路是错了，曾一度感到懊悔和自卑，失去了他一向自信的态度。但是，他在教学工作中从未失去自信。他教书比过去更加认真，对学生的要求比过去更加严格；过去他把当好一个老师看作他个人的道德责任，他决不会让自己“误人子弟”，那样是会遭到“天诛地灭”的；现在他换了一个出发点，他把教好学生看作是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

吴先生知道了自己在解放前不问政治自命清高不对，因而在解放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是非常认真。他去中南海怀仁堂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报告，非常感动。因为总理谈思想改造把自己也放进去，吴先生对我说，他是一个老革命，是国家领导人，尚且要思想改造，何况自己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他说周总理讲的两个问题： 立场问题，态度问题，正是他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加深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吴先生争着要和那时外文系的新生同去参加北京郊区的土改工作。领导上因北京解放不久，农村情况复杂，去那里有个安全问题，而且那时时值隆冬，天气寒冷，农村生活条件差，怕老教师去参加身体不适应。所以吴先生参加京郊土改的要求未能实现。

但吴先生认为自己过去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不了解解放前农村贫下中农受地主剥削压迫的悲惨生活，他坚持要亲眼看看。在他一再请求下，我们遇到有对恶霸地主的控诉会，贫下中农的分田会，贫下中农协会成立，农会选举等土改重要环节，专门通知他来参观访问。我们土改工作在德胜门、安定门一带郊区进行，吴先生对了解土改、了解农村和农民是非常积极的，从清华园到我们搞土改工作的德胜门外一带郊区农村，虽说还算就近，但也有二三十里地之遥。只要我们通知他，他必到。那时交通不方便，他跟着在校师生的参观团步行到我们的驻地。待他认得了路，便独自骑着自行车而来，有时还旁听我们工作组的内部讨论。我记得有一天他来土改工作队，回去时太晚，我们怕路上不安全，还留他在我们的驻地过了一次夜。总之，吴达元先生要求思想改造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

1952年院系调整，吴先生和我都转到北京大学来教书了。系的名称从原来的外国语言文学系改为西方语言文学系（简称“西语系”），那是因为北京大学还有一个东方语言文学系和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的缘故。那时候西语系的系主任是冯至先生。西语系分三个专业，那就是英国语言文学专业、法国语言文学专业和德国语言文学专业。根据学生分这三个专业的情况，系相应地设立三个教研室。吴达元先生便负责了法语教研室主任的行政职务（英语： 吴兴华，德语： 杨业治）。那时西语系的教师阵容是相当强大的，因为它是由北大、清华、燕京、师大、辅仁五校合成的。法语教研室的教师，除了北大清华两校以外还有中法大学的，著名的学者云集院系调整后的北大，其中有闻家驷、罗大冈、齐香、陈定民、盛澄华、曾觉之、郭麟阁、陈占元、李熙祖、沈宝基等人。吴先生能团结院系调整时从各方面来的人，使他们各得其所，各尽其长，教研室的工作井井有条。我那时当系主任冯至的秘书，凭我的感觉，吴先生管辖下的法语教研室的行政工作是西语系三个教研室中搞得最好的一个。这是与吴先生的善于听取大家意见的民主作风和具有行政工作经验、做事讲求效率（我认为这是清华大学的优良作风）有关。

我自1959年民主德国留学回国后，与齐声乔、吴达元和李赋宁三位先生被学校任命为西语系副系主任。吴先生除继续负责法语教研室工作外，他作为副系主任分管全系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他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当时有一位自恃才高的青年教师因上课课时排在第一、二节，但他早上九点方能起床，不肯按时上课，学生意见很大。吴先生知道后，亲自处理，不仅指出这位青年教师违反工作纪律，而且苦口婆心地规劝他如何做人，教育他如何当好一个人民教师。这位青年教师平时不听教研室同事的批评意见，总是我行我素的，这次给他提意见的人是一位德高望重、饮誉国内的学者，又是在领导工作中处处以身作则的长者，因而接受了吴先生的批评，改正了自己独行其是的错误。

我那时是分工负责西语系教学工作的副系主任，与吴先生同住燕东园。那时我还年轻，工作虽卖劲，但缺少办法，因此一有问题，便去找吴先生请教。他是一个有多年教学管理工作经验，有主意、有办法的教师。我没有在吴先生的门下就学过，但我和他一起有抗日战争时期昆明西南联大和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北平清华大学的共同经历，我去找他他总是像熟人似的亲切接待我，并且热心为我的工作出主意想办法。我至今还非常感谢他。他知道我是一个党员，常常对我说：“你是党员，我更应该严格要求你。我看到缺点，一定不客气地提批评。”他的确常常对党员和系里的党组织提意见。最后，他不止一次地表示想做一个共产党员，要求入党。这个愿望被“文革”和他的死亡阻断了。

值得提起的是，吴先生在繁忙的行政工作的同时抓紧时间做法国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他最熟悉的领域是法国17世纪文学。《欧洲文学史》是在“文革”以前由周扬同志指示的统编文科教材之一，这书是由北大西语和俄语两系的专家们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分工起草，逐章讨论，仔细推敲，集体编写的；全书材料确实可靠，观点正确全面，出版后长期通用于全国。吴达元先生和杨周翰、赵萝蕤先生一起是这本高质量文学史的三位主编。书中有关17世纪法国文学、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布瓦洛等重要论述的章节都出于吴先生的笔下。他翻译的法国大革命前的重要作家博马舍的代表作品《费加罗的婚礼》和《塞维勒的理发师》，意思吃得正，译文流畅地道，当时被公认是外国文学翻译的楷模。“青年艺术剧院”看到后，认为《费加罗的婚礼》是一部反封建的名剧，决定把它搬到舞台上与北京观众见面。但是这个剧本反映的是200年前法国封建贵族家庭里发生的事，文化背景悬殊，时间距离遥远；如何使这部戏为中国现代的观众理解并接受，导演要煞费一番苦心才能做到。这样《费加罗的婚礼》在演出前的排练中这位熟悉法国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法国文学专家吴达元先生便成了不可缺少的顾问了。

排练时，吴先生为了让演员明白那时贵妇人的心理和风尚，亲自带上了颜色鲜丽的头巾演示某些表情和动作，受到导演和演员的赞扬。这个剧连续演了10多场，轰动了北京。这轰动惊动了远在巴黎的法国戏剧界，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剧本在法国早已放到博物馆中去了，但在遥远的北京获得了新的生命。法国戏剧界一面啧啧称奇，另一面知道新中国是尊重世界一切宝贵的文化遗产的。这个剧在彩排时，周总理亲自观看，还与剧组人员进行了座谈，吴先生也在场参加。

吴达元先生去世已经近30年了。我脑海里有不少忘不了的人和事，其中有吴先生和他与我共事的那些日子。

*作者1944年转入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1948年毕业于北平清华大学，留校当助教教德语（1948—1952），1952年秋院系调整转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副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