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赵访熊先生百年诞辰
蔡大用*(1963数学)
1958年我们一群年轻人从全校各个系调到工程力学数学系学习计算数学。当时仅仅知道我们的老师是全国计算数学的先驱——赵访熊教授。
1934年清华大学算学会合影。前排左2起:唐培经、赵访熊、郑之蕃、杨武之、周鸿经、华罗庚;二排:陈省身(左1),施祥林(左2),段学复(左4)。
1995年赵访熊教授全家福
1959年,全国大搞“教育革命”。当时我们是一群对数学知之甚少的毛头小伙子,但是也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科研中大干快上地搞群众运动。我们搞的题目是三峡水利发电枢纽腹拱坝的热应力计算。数学上这是一个在复连通域上求解重调和方程,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问题。当时不但没有电子计算机,连今天中小学生用的计算器也没有。我们的工具就是纸、笔和算盘再加上年轻人的热情。在新水利馆三楼用样板松弛法展开了持续十几个昼夜的大兵团作战。日夜三班,大家围着几块大的制图板,对一群数字轮番地围剿。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科学作风,几天的鏖战自然以失败告终。时隔不久,忽然听到赵老师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老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老师的钦佩油然而生。
光阴荏苒,到了1962年,系里抽调几个同学跟随不同的老师写学年论文,我恰好分配给了赵老师。论文的题目是求解复系数高次代数方程的卢斯表格法。在这个期间,我有机会常常到老师家中求教。讨论课题之余,老师也常常谈起他年轻时求学的经历。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然后转入哈佛数学系,因此对于数学在工程实际中的作用有深刻的体会。从一开始就把数学研究结合生产实际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选择了计算数学作为研究方向。在当时的数学界,计算数学似乎是不入主流的异类,但是老师始终不悔地为之奋斗了一生。老师关于数学研究结合生产实际,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的信条终于也变成了我的行动指南,它贯穿了我一生的科研。如果说我后来还能解决一些问题的话,应当说受益于老师的教诲。
1963年我们毕业时节,记得是在旧电机馆二楼,老师郑重其事地把留校任教的分配通知交给了我,并对我表示了热烈祝贺。从那时起我就走上了人民教师的岗位至今已经四十几年。
老师心胸开阔,处事豁达,不计较个人得失,在逆境中乐观向上的为人处世风格对我影响非常大。记得1966年五六月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校园里大喇叭勒令赵访熊到(老)图书馆前看大字报。我怕老师经受不住“革命”的冲击,那天下午悄悄地到九公寓老师家探望,殊不知老师谈笑风生,毫不介意,大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风度,真真地让我始料不及。
随着“革命”的深入,老师的名字出现在白纸黑字的中央红头文件上,只不过加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头衔。当时中央文件的反动学术权威在全国也为数寥寥。应当说对于个人这将意味着无尽的凶险等待在前面。老师对此处之泰然,直到有一天,对老师宣布平反。当场老师侧过头来对我说:“我怎么不记得什么时候把我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接着又说:“什么时候大家都平反就好了。”
1969年,随着一号命令下达,老师和我们一夜之间就转移到了绵阳。当时师母在江西鲤鱼洲农场。绵阳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我们参加基建劳动,老师分配在工具室管理工具兼管补鞋。老师总是用胶水和胶皮把又脏又臭的劳动鞋子补得整整齐齐,每天总是高高兴兴。记得当时有几个“新工人”有事没事地往工具室跑。名义上是借工具,实际上是找老赵(大家对老师的称呼)聊聊,顺手蹭支好烟,因为老赵总有四角多一包的牡丹烟。老师也来者不拒,除了分享好烟以外还分享着轻松欢乐的情绪。他的乐观情绪感染着每一个人。
后来又分配老师到食堂养猪。穿上围裙,拿起盛饲料的大桶,老师又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猪倌。当时我兼管工地的摄影报道,学校要办一个知识分子劳动成果的展览,指名要老师的劳动场面的照片。一天中午我带着照相机到了猪圈旁边拍照老师喂猪的情景。拍照完成后,老师对周围的人说:“你们算算看赵访熊教授喂出来的猪,肉得多少钱一斤,你们吃得起吗?”说得大家一阵欢笑。
在后来的岁月中,每当我遇到不如意或者逆境,老师豁达的心胸、乐观的情绪成为我为人处世的楷模。
* 作者曾任数学科学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