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刘鄂培（1952哲学，教）

一代宗师张岱年先生于2004年4月24日与世长辞。中国哲坛上的一颗巨星陨落。“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礼记·檀弓》）。我的心深深地沉浸在悲恸之中。

张岱年先生一九八四年于武汉东湖

张岱年先生与夫人冯让兰在一起

张岱年先生接受清华大学出版社赠送的《张岱年文集》

张岱年手书及作者所刻闲章

20世纪初的中国，外遭帝国主义的入侵，内有军阀的割据。民族蒙耻，民生凋敝，国家已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这时，年轻的张岱年以满腔爱国热忱，立下了“报效祖国”的宏愿，并选择了他自己的救国道路。1933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应聘于清华大学文学院哲学系。从此，他走上了从事教育和理论研究的救国之道，并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度过了70个春秋。70年如一日，他默默地耕耘在教育园地，为祖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有用之才，遍布在全国各地，担负起“振兴中华”的重任。70年如一日，他潜心于理论研究，硕果累累，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重大业绩。

雄文四百万 薪尽火犹传

继五四运动之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系统的辩证唯物论哲学和社会主义文化，以及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和文化纷纷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激烈地“碰撞”。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已不能完全适用于新时代的需要，必须更新、转型。这是历史提出的使命。

在当时中国的哲学和文化论坛上，中西马三个流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相互排斥，各不相容，门户之限，壁垒森严。而年仅二十余岁的张岱年先生以恢宏的气魄、瞻前的智慧，敢于突破门户壁垒，萃取三家之精华，综合于一体，建立了他的学术思想体系。其重要成就有二：

（一）为中国哲学的更新、转型探索出一条新路，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模式。

1936年，张岱年先生发表了《哲学上的一个可能的综合》，为中国哲学的更新、转型探索出一个新路：“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其中“唯物”主要是将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的唯物论和辩证思维相结合。“理想”是萃取中国传统的道德和人生哲学。“解析”是兼综西方新实在论的“逻辑解析法”。这是一个融合中西哲学之长的“综合创新”之路。1937年他的哲学巨著《中国哲学大纲》定稿。1948年，又完成《天人五论》。前者为史，后者为论，史论结合，互为表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模式。

（二）为中国文化的更新、转型探索出一条新路，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化模式。

1936年，张岱年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等论文，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探索出一个新路。主张“兼综东西两方之长”、“融合为一”、“不要平庸的调合，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这就是张先生文化观的雏型——文化“综合创造”说。1987年，张岱年先生热忱投入20世纪最后一次文化热高潮，并根据当前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发表了《综合创新，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正式提出了他文化观“文化综合创新论”。从文化观的雏型到文化观的正式提出，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推敲。两者在融合中西文化精华于一体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后者在综合的内容上更为广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的目标更为明确。因此，一经提出就受到学者和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同或共鸣。

以上两大成就，从思想方法上说都是“综合创新”。而从深层次来说，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是将多个外来的哲学、文化与中国的哲学、文化相结合。用中国的形式、语言来表达，使之中国化。他在哲学上首创的“兼和”这个范畴，不见于中国传统哲学，而是将西方的辩证法思想与中国传统的“重和”思想和“两”、“一”学说相结合。“兼和”既是符合客观的辩证法，又是中国的。张岱年先生将外来哲学、文化中国化，对中国哲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和文化上的卓越建树，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张岱年先生一生所写的著作、论文多达400万字，绝大部分已收集在《张岱年文集》（六卷本）和《张岱年全集》（八卷本）之中。雄文四百万，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它是张岱年先生在70个寒暑中用心血和汗水浇铸而成的，是他的爱国情怀与深邃智慧的结晶。时至今日，它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尊敬的张岱老已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音容宛在，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缅怀张岱老，就要化悲恸为动力，认真学习、继承它，并予以发扬、光大。为振兴中华，为建设中国未来的新文化而作奉献。

薪已尽而火犹传。我想，这就是我们今日怀念岱老的最好方式，这也就是岱老在天之灵所乐意见到的。

奖掖后学 平易近人

我第一次见到张岱年先生是在1952年之前。那时，我在清华大学念哲学系。他是老师，我是学生。听过他讲授“辩证唯物论”和“原著选读”课程。当时他是讲课老师中最年轻的一位，年仅40，风华正茂。高大的身躯，配上一副深度近视的眼镜，给我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饱学之士。他的讲课逻辑严谨，内容丰富。每一次作业和读书报告，他都是认真批阅，写出评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张岱年师调至北京大学哲学系。我也暂时离开清华，至中国人民大学念研究生，很少有见面的机会。1957年，我在清华被划为“右派”。不久传来消息，张岱年师在北大也被划为“右派”，做些资料整理工作。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右派”即被“专政”的对象。岱年师此时的精神压抑、思想苦闷，我是易于理解的。

1979年，“右派”终于得到“改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冰封的大地开始消融，给人们带来了春的讯息。1982年，我重新走上了教学岗位。从此，岱年师与我之间的师生情谊日益加深。与此同时，也就逐渐加深了我对岱年师的道德文章的理解。

告别讲坛20年，又重上讲坛开设“先秦哲学”、“中国思想史”，由于学业荒疏，我不得不带着教学中的问题，经常向岱年师求教。每一次，他都是细心解答，有时还指定我阅读资料。感谢岱年师，他使我尽快地适应了教学工作。

重听岱老讲课

1982年，岱年师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随后又讲授张载的哲学著作《正蒙》。这两个课，我是每堂必到，认真听课、做笔记。以中国哲学史的资料而言，三千年来资料浩如烟海。岱年师对各学派的重要经典、著作，做到如数家珍。并对其成书年代、作者及其真伪都提出他的见解。从此，我体念到岱年师学识之渊博、功力之深厚。《正蒙》是宋代张载的重要哲学著作。以前我看过，但体会肤浅。岱年师讲授《正蒙》时，逐字逐句地解释。至今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张载唯物论思想的阐发：《正蒙》云：“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文中的“气”指构成万物的细微粒子；最后的一个“无”字，指佛学的“空”和道家的“无”（即“道”）。岱年师解释说：“张载的这句话是对释道两家客观唯心的批判。其批判直指两家的基本哲学范畴。张载对释道两家哲学深入的批判，其理论水平超乎前人。”（据回忆，大意如此）聆听这一席话，对我来说是顿开茅塞。岱年师自称，他的哲学是“按着张（载）王（夫之）讲的”。听《正蒙》一课，使我理解到岱年师对张载哲学研究的深度。冯友兰师曾赞赏岱年师为“好学深思之士”，言之不虚。

谈到听岱年师的课，当时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1982年，岱年师已年过七旬，还患有心痛病，不时发作。聆听他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最后一堂课的不仅有北大的研究生、本科生、留学生，还有北大、清华、人大的教师。一个能容100多人的大讲堂已是座无虚席。岱年师登上师坛，服一次药，讲十多分钟，再服药，继续讲……连续讲了两个小时。听课者无不为他精彩的讲课和坚强的毅力所慑服。课毕，全体起立报以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有的同学提出：“请张老师讲一讲治学方法！”又响起了更热烈的掌声。岱年师没有推却，讲了八个字：“博览、深观、辨析、谨严。”全课终于在如雷般的掌声中结束。这一堂课既是言教，又是身教，讲坛上下情感如此交流，在北大、清华亦是不可多见的。岱年师提出的这八个字应是他一生治学的经验总结。时过二十多年，今日仍萦回在我的心中。我想，继承岱年师的治学经验，应是我们今日纪念他、学习他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提出

1984年至1989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中国又掀起了“文化热”高潮，争论点集中在中国文化的走向问题上。年届八旬的张岱年先生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了这场文化热高潮之中。1987年冬，在山东济宁市由中华孔子学会举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张岱年先生作大会主题演讲，正式提出了他的文化观“文化综合创新论”。当时张岱年先生任该学会的会长，我担任秘书长，所以我有幸亲历了“文化综合创新论”提出之前的筹备工作。

我记得，在1987年秋天，以中华孔子学会的名义，在教育科学出版社的会议室，组织了两次重要的学术座谈会。参与者为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其中有陈岱孙、季羡林、邓广铭、虞愚、金克木、赵光贤、陈元晖、杜任之、石峻等知名学者，对“文化综合创新论”作了认真的、反复的论证。必须感谢的是岱年师的女弟子郭兰芳为这两次座谈会的组织工作所作出的努力。在会议上张岱年先生作了发言，经我整理成文，题为《综合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经张先生审阅后收入《张岱年文集》卷六）。这是一篇全面阐述“文化综合创新论”的重要论文。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件大事：（一）我有幸参与了岱年师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过程，及早地认识、汲取了这一先进的文化观。（二）我有幸参与了《张岱年文集》的编辑工作，及早地拜读了岱年师的著作和论文，它给我以丰富的营养，启迪了我的智慧、扩大了视野。

岱老再受聘于清华

1985年，张岱年先生再受聘于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长。翌年，为了整体提高研究所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开始了编辑《张岱年文集》（六卷本）的筹备工作。岱年师任我为主编，参加的有钱逊、羊涤生教授，和三位年轻教师李春平、刘晓峰、崔永东。《文集》的第一卷于1989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他各卷至1994年陆续完成。在编辑过程中，任务有时是十分艰巨的。因为不少论文刊登在不同年代的报刊上，都需到清华、北大、北京图书馆（现名国家图书馆）的书库中查找。而且当时都不准拍照、复印，只能用手抄。但是，大家的热情很高，因为这是一次深入阅读岱老著作的好机会。我们提出的疑难问题，岱年先生总是耐心地回答。

对于我个人来说，有幸拜读了岱年师的基本论文、著作，其中包括他未曾发表过的《天人五论》手稿。该手稿是于1942年至1948年完成的，在书笥中已沉睡了半个世纪。至此，我进一步地理解到岱年师的学术思想不仅是博大精深，自成体系，而且是经世致用的，适应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需要。于是我暗自立下志愿：在学术上沿着岱年师的道路接着讲；一生以继承、弘扬岱年师的学术思想为己任。

1998年，我的学术专著《孟子大传》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写作过程中，岱年师修改、审定该书的大纲，对重要章节作了审评，并提出修改意见，还为该书写了“序”。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特点，在于采用了岱年师的“文化综合创新论”。认为孔孟之道的核心“仁”，是西周以来“重人”思想的提炼，是春秋以来“仁”学的综合，并赋以春秋战国之交新的生产力的需求，因此“仁者爱人”是划时代的伟大思想。这本书出版之后，获得不少读者的好评。我深深懂得在这本书中又包含了多少张岱年先生的心血。自1987年岱年师的新文化观提出之时，我就接受了它，之后运用在我的科研和教学之中。我深刻认识到，在我的科研和教学上的点滴进步，都受益于岱年师。

关爱《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一书

在《孟子大传》脱稿之后，出版之前，我向岱年师提出一个建议：“明年是您90大寿，我想再写一本书，全面论述您的生平著作、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参加写作的人数可多一些、面广一些。”岱年师欣然允诺。不久，我将该书的大纲送岱年师审定。他批示：“此篇大纲可用”，“可广泛征取意见，但不必大改”。同时，又共同商定该书名为“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同年4月，在清华甲所召开“启动会”。岱年师亲自莅会，并讲话，参加者有张岂之、胡显章等十余专家、学者。会上集思广益，商讨提纲，提出修改意见。会后成立了由清华、北大、中国科技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八位学者组成的“写作组”。这是一个老中青结合、多单位参与的“写作组”。在三年的写作中，各成员都是精益求精，每个章节都送岱年师审阅，一改再改，甚至推倒重来，直到满意为止。2002年，《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一书终于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

我担负《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一书的主编，除参加部分写作之外，一些有关全面的问题，我必须认真考虑。据《论语》载：孔子曾问弟子们：“吾道一以贯之乎？”诸弟子都不说话，只有曾子说了一声：“诺！”出门之后，众弟子问曾子。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个故事使我认识到，任何一个学术体系都必须有一个核心思想“一以贯之”，否则这个学术体系是难以成立的。那么，在岱年先生的学术体系中存不存在“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这个难题使我陷于冥思苦想之中，百思而不可解。

“兼和”思想 一以贯之

终于，在岱年师的《天人简论》中找到了答案——“兼和”思想。他界定为“兼赅众异（多个对立面）而得其平衡（将众异间的关系调整至平衡），简曰兼和”。这里说的是“对立”和“统一”（和）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亦即对立必存在于统一之中，统一中必存在对立。对立的存在必以统一的存在为前题；同样，统一的存在必以对立的存在为前提。对立和统一两者不可分割。至此，我豁然大悟：岱年师的哲学观是“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他的文化观是萃取中西马文化之长融于一体；他的人生最高境界是“胜乖以达和”。其中的“综合于一”、“融于一体”、“和”，这三者都体现出“兼和”思想。因此“兼和”是贯串于张岱年先生哲学观、文化观和人生哲学观中的核心思想。于是，我以兴奋的心情书写了一幅自勉的条幅：上面以隶书体书写“兼和”两个大字，后附小识“兼和两字乃岱年师的哲学思想之精髓亦为其治学立身之道耳”。

1999年6月10日，我来到中关园岱年师的寓所。将我书写的“兼和”条幅送给岱老一看，同时，向他汇报了我对“兼和”的理解。并陈述了我对“兼和”思想在岱老学术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我说：“兼和是您的文化观‘综合创新’的哲学基础，是您的治学和待人接物之道，是您的哲学中的精髓所在。”听完汇报之后，岱年师意味深长地说：“你解释很对，现在还很少有人是这样来理解我的哲学的。”我再问：“以兼和思想作为贯穿在您的哲学和文化观中的核心思想如何？”岱年师微笑着说：“可以这样。”

临别时，岱年师指着我书写的自勉条幅上的“兼和”两字说：“我现在住的房子小，没有地方挂，搬家以后，请你写一幅给我怎样？”我愉快地回答：“好，一定送给您！”

因为此次与岱年师谈话十分重要，当晚，我写了一份“纪要”，以备忘。几天之后送岱年师过目。岱年师阅后写了如下批语：

鄂培同志所写，深合我意，对我的思想有深刻理解。我非常感谢！

张岱年 99年6月18日

（原件仍由刘鄂培保存）

这是岱年师给我的莫大鼓励，增添了我完成《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的信心。于是，我写成了《兼和——张岱年先生哲学的精髓》一文，经岱年师审阅，于2000年4月在刊物上发表。后经充实，成为《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中的第五章。

我深深感到痛苦、遗憾、自责的事，是在编写《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期间发生的。

1999年6月，岱年师要我用“兼和”两字写一条幅送给他。当时，我是满口答应的。虽然，在岱年师新迁蓝旗营公寓之后，我已写就了一幅。但是，由于我的拖延，迟迟没有送去装裱，以致岱年师在生前没有看到它。直到2004年5月15日，在清华举办的纪念张岱年九十五诞辰暨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研讨会上，将这幅字送交岱年师遗属尊超夫妇。我深深愧疚地说：“岱年师，我没有实现诺言，请原谅。”此时，泪水潸潸。

一颗纯真无私的爱心

岱年师对后学奖掖扶持，对弟子爱护备至。我记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书稿是由人民大学的年轻教师姜法曾协助整理而成的。姜法曾不幸病逝，家有妻小，经济困难。岱年师将该书所得的稿酬分送给遗属。程宜山是岱年师的研究生，文笔丰茂，不幸英年早逝。年过八旬的岱年师，亲自参加追悼会，挥泪送别。岱年师对后学、弟子的来信，每信必复；对寄来的文稿，认真批改；对提出的问题，耐心解答。岱年师对后学、弟子总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他怀有一颗纯真、无私的爱心。

季羡林师与岱年师，在清华时是校友，在北大时是同事。两师友谊笃厚，相互认识亦深。羡林师为《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一书作“序”，对岱年师的为人作了全面的描述：

独对于先生的为人，则心仪已久。他奖掖后学，爱护学生，极有正义感，对任何人都不阿谀奉承，凛然一身正气，又决不装腔作势，总是平等对人。这样多的优秀品质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再加上真正淡泊名利，唯学是务，在当今士林中，真堪为楷模了。

直道而行 自强不息

张岱年先生的一生，勇于探求真理，敢于坚持真理。凛然正气，刚正不阿，而又平易近人。他将《易传》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提升为中国的文化精神，而且身体力行。他曾多次说过：“我特别推崇孟子的‘良贵’学说。”孟子的良贵说肯定了人一生下来就是“人”，具有天赋的、本然的“内在人格价值”。孟子崇尚“良贵”，而又鄙视聚敛财富的富贵和滥用权力的权贵。他引用曾子的话：“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的“良贵”说培养出中国知识分子敢于蔑视权贵、伸张正气、刚正不阿、“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铮铮“骨气”。

1957年，张岱年先生敢于仗义执言，在整风会议上，对某些工作提出了批评，以致招来横祸，他被打成“右派”。这不仅是对张岱年先生在精神上的严重打击，而且，由于他的著作权被剥夺，以致在学术上陷入“20年的空白”时期。这对我国的哲学、文化带来了莫大损失。可是，张岱年先生并没有从中获取负面的“教训”，他仍是一如既往。

深刻的教育 难忘的回忆

给我教育最深、留下的记忆最深的是1982年9月的一天。我应岱年师之约来到中关园寓所。谈话间，我道出了自己的处世观：“历次政治运动的冲洗，和我个人遭遇坎坷的磨炼，有如河床里的卵石，棱角早已磨光，而我却十分欣赏古人的诗句：‘取象如钱，内方外圆’，棱角虽无，但永葆内心方正。”岱年师闻之，久久不语。随手取纸，直书“直道而行”四字以回赠于我。此时，我深感惭愧。岱年师与我有相同的坎坷遭遇，他的胸襟如此广阔，精神境界如此高尚。这四个字体现出他的刚正性格，亦即岱年师人格魅力之所在。而这四个字对我来说，是批评、教育，又是鼓励、鞭策。我以尊敬的心情对岱年师说：“岱老，我以‘直道而行’这四个字篆刻一枚闲章送给您如何？”岱年师知道我有嗜好篆刻之癖，欣然允诺（见右图）。

冯友兰师得闻此事，他说：“‘直道而行’四字，乃张先生立身之道也，非闲章也。”（《张岱年文集·冯序》）友兰师与岱年师是姻亲，又是清华、北大的同事、同行。数十年来，两师亲密无间，情谊深厚，相知亦深。将“直道而行”提升为岱年师的“立身之道”，是恰如其分的。这个评论是友兰师对岱年师人格的深刻认识，可谓真知灼见。

旅途坎坷 命运乖舛

张岱年先生的70年学术生涯，有起有伏。有第一高潮、第二高潮。其间又有一个长达20年的低谷。

20世纪的三四十代是第一个高潮。1937年，岱年先生的哲学巨著《中国哲学大纲》定稿，并送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因淞沪战争爆发，商务南迁香港而出版中辍。1955年，在上海商务的仓库中发现了该书已打好了的纸型，正准备出版。不幸的是，岱年先生在1957年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右派”出书。这本书能不能出版又成了争议的问题。商务的总编辑陈翰伯先生（1914—1988）力排众议，决定出版。但是，迫于当时政治气候，不得不请王锦弟先生找岱年先生商量。决定该书作者不署真名，用化名“宇同”。1958年终于出版。在“文化大革命”中陈翰伯先生因而遭受冲击。1988年，陈先生虽已辞世，但是，他敢于为学术而伸张正义的美德却长留人间。

虽然《中国哲学大纲》的第一版问世，给广大读者却留下了一个谜：“宇同”是何许人氏？众说不一。我国知名文化人士曹聚仁先生在他的论文中曾引用该书的论点，也不得不注明，该书作者未详。直至1982年，《中国哲学大纲》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署以“张岱年著”正式出版。至此，该书作者之谜，终于得到澄清。从1937年《中国哲学大纲》定稿，至1982年才正式以真名出版，其间长达45年！

张岱年先生的另一部重要哲学著作《天人五论》是在极为艰苦的战争年代里完成的。该书的原计划是写成一部巨著，不得不一再删简。《天人五论》的前四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从1942年至1944年完成。时值抗日战争时期，岱年师蛰居北平，在日军的蹂躏之下，过着艰苦生活，每日“躬役柴水之劳”（张岱年先生语）。《天人五论》的第五论《天人简论》完成于1948年。时值解放战争末期，北平处于解放前夕。旧政府的“金元券”严重贬值，人民深受生活煎熬之苦。1949年，北平迎得解放。《天人五论》手稿躺在书笥中，沉睡了40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才出版问世。

1957年，张岱年先生被打成“右派”，以致形成20年的学术空白。他的学术生涯陷入了“低谷”。

从1933年到清华任教起至1979年“右派”改正止，张岱年先生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道路坎坷、命运乖舛。这也就是中国老一辈的学者共同经历过的，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风云多变的历史所铸成的。

“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1980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了神州大地。万物苏醒，欣欣向荣。张岱年先生的学术生涯进入第二高峰。他重新抖擞精神，全心投入教学、科研工作。在20世纪末的“文化热”高潮中，年近八旬的张岱年先生，不辞辛苦，满腔热情地投入，连续发表论文，批判当时的“西化”思想，阐发他对中国未来文化的设想。1987年，正式提出了他的文化观“文化综合创新论”。岱年先生在90岁之前，仍笔耕不辍，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及新道德的建设、中国哲学及文化优秀传统的分析及提炼、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前景等问题上，写出了一批高水平的论文。

当时，我最担心的是张先生的健康。我曾多次提出：“岱老，请多多保重身体。”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改革开放的20年来，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张岱年先生的学术旅途坎坷，而对中国哲学、文化又作出了卓越建树。其原因何在？从精神上说，有三个方面：

一、“直道而行”。岱年先生一生执著地追求真理，探寻真理，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仗义执言，高风亮节，不与世俗同流。“直道而行”是岱年先生的“立身之道”，体现出他的高尚人格。

二、“淡泊明志”。岱年先生一生安于贫困，在生活上无奢求，而又淡泊名利，因此，他的全副精力可以用于学术研究之中。同时，他在青年时立志“报效祖国”，70年恪守不渝。因此，他的著述是有所为而作。他的文章是为国家、民族、人民而写的“经世文章”。

三、“自强不息”。岱年先生将古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提升为中国的文化精神，而且一生躬体力行。因此，他有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又有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探索的坚韧毅力。

以上三点，也是每一个有成就的学者所应具备的精神素质。在经济浪潮猛烈冲击的今天，它更显得难能可贵。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素质，应是我们怀念张岱年先生的重要内容之一。

群策群力 传承有人

张岱年先生进入90岁，身体日益衰老。他多次对我说：“我已衰老，不能再写文章，对社会已无用了。”他开始考虑在身后他的学术的传承问题。

1998年，在编写《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一书之前，于清华的甲所开了一个“启动会”。参与者有清华的张岂之教授和人文学院胡显章院长，以及北大、清华、中国科技大、中国社科院的学者近十人。岱年先生亲莅，并作了简短的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述了明末清初“颜李学派”的一段佳话：颜（习斋）是老师，李（恕谷）是弟子，颜的学术思想经过李的阐扬而成为颜李学派。这一段佳话使在座者莫不受到鼓舞，在写作中认真负责、精益求精。对保证该书的质量取得了明显效果。当时，我已理解到岱年师的这一段话更有深层的意义，他在考虑身后的学术传承问题。

在此前后，岱年先生对不少学生以及我都谈过颜李学派的这一段佳话。可能，由于我负责组织编写《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一书，与岱年先生接触较多，因此与我谈的次数和内容更多一些。我记得有一次岱年先生讲了一个故事：“×××先生卧病在床，陈毅同志前去探望。他放声大哭，陈问何故？他回答说：我后继无人！”说罢，岱年先生向我笑了一笑。岱年师多次与我谈到他身后的学术传承问题，我总是明确表明我的心迹。

给我记忆最深的是2004年元月下旬，旧历的春节时，我到蓝旗营公寓，向岱年师和师母拜年。岱年师又重提他身后的学术传承问题。我诚恳地又一次表明我的心迹：“这个学派的思想是您的，理应称为张岱年学派。至于我，作为您的学生做了一些整理、阐发的工作，这是我乐意的，而且是应尽的责任。在今天，一个学派的成立，不是少数几个人可以支撑起来的，它需要众多的学者共同的努力。”岱年师笑着说：“你说的也有道理，还是由历史来作定论吧。”

这是岱年师与我的最后一次长谈。此后不到三个月，他与我们永别了。在岱年师生前，我的心迹表白是忠诚的，我的行为可作佐证：

其一，在撰写《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时，为何要成立一个跨单位、老中青结合的写作组？因为我考虑有更多的学者参与，有更多的人来继承岱年先生的学术思想。

其二，在《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的“编后”，我写有：“我们殷切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质量更高的专著问世。”而且这些话我还对中青年学者谈过。这不是假谦虚，而是为了不断提高继承人的整体研究水平。

其三，在我作有关张岱年的学术报告时以及对青年学者讲话和写评语时，我多次说：“希望你们快快成长，参加到研究张先生思想的行列中来！”因为他们是未来的传承者。

可以坦率地说，我对张岱年先生表明的心迹，与我的所作所为是一致的。在张岱年先生的追悼会上，我书写了一副挽联：

“综合创新”经世文章流千古，

“直道而行”探求真理垂后人。

我坚信，经众多学者的努力，张岱年先生的道德、文章必然流传于千古，垂范于后人。

2004年12月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