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杨光荣^* 郑虹霞

袁复礼（1893—1987），地质学家、考古学家。1915年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赴美留学，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学士、硕士学位。1932年至1952年间，先后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担任地学系、地质系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

袁复礼教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地质教育家，他为发展中国的地质事业和地质教育事业作出许多贡献。然而，由于他淡泊名利，默默奉献，许多事情还鲜为人知。我们根据搜集到的一些材料编写了几段轶事，以反映袁复礼教授的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

袁复礼于家中（1980年）

袁复礼和夫人廖家珊在清华照澜院家中

鲁迅先生的知音

1922—1926年间，袁复礼先生曾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文学系的许多位教授很熟，与马友渔、沈兼士、赵万里等文学家也有交往。1926年，文学家赵万里准备到西北考察，沈兼士教授两次请袁先生介绍赴甘肃考察的情况。袁先生讲了西北的资源情况、人文地理和风土人情，文学家们听了十分感兴趣。送别赵万里先生的集会，鲁迅先生也参加了，他向袁先生询问了甘肃考察的情况。袁先生谈到西北的各种资源十分丰富，古代文物随处可见，而中国科学家很难有条件去搜集，许多都被外人掠夺，考察成果均在国外发表。当了解到袁先生在甘肃搜集到丰富的地质矿产资料和出土文物时，鲁迅先生说：富饶的大西北，中国人要自己去考察。中国的资源，只允许外国人嫉妒，不允许外国人掠夺；你们搜集到的资料，应该自己研究发表。袁先生告诉鲁迅先生，他从甘肃带回的地质成果，研究后用英文刊登在中国地质学会办的《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向国内外发表了，鲁迅先生听了十分高兴。

1926年末，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再次率远征队来华考察，准备独自到我国西北进行综合考察，不许中国人参加，采集品送国外研究。消息传开，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清华研究院等十几个学术团体联合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发表宣言，表示抗议。经派代表与瑞方反复磋商，终于组成了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

袁先生作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的代表，其弟袁同礼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多次参加了在北大三院研究所召开的各团体联席会议。1927年3月19日，学术团体协会的第五次会议上，推选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和刘复、袁复礼、李济四位代表，与斯文赫定逐条研究拟定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合作办法》，周肇祥先生与斯文赫定对考察的项目逐条进行会谈，争论十分激烈。当周先生不同意将新疆气象资料在国外发表，斯文赫定进行辩解时，袁先生指出：“以前美国曾有人欲到加拿大去研究气象，加拿大就拒绝了，这种事在外国是常有的”，为维护国家的主权进行了有力的辩护。袁先生兼任谈判翻译，并和李四光、李济先生一起将徐炳昶等先生起草的《合作办法》译为英文。

紧张的谈判刚刚结束，他不顾家中刚满周岁的儿子和怀孕的妻子，立即投入赴西北考察的准备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大西北一干就是整整五个年头。

他成了新闻人物

1928年10月，西北科学考察团斯文赫定和徐炳昶两位团长将袁复礼教授最初发现的七具爬行动物化石的消息向国内外通电后，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条新闻，国内外许多报纸也在突出位置登载，消息一时轰动了世界学术界，据说法国一家报纸还报道为“七个活恐龙在新疆发现”。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袁复礼教授成了新闻人物。1931年8月14日，《大公报》刊载了一篇来自瑞典的通讯：“中瑞西北考古团之成绩——斯文赫定颂扬中外科学合作”。斯文赫定博士在瑞典各地演说，极力宣扬中瑞西北考察团的良好结果，对中国团员的贡献尤为赞许。该文报道说：“赫定对中国团员之工作甚感钦佩，考察成绩整理宣布后，彼等贡献之价值，将更为显著，袁复礼博士尤为不可多得之学者，学识丰富，办事勤奋；四年间继续服役，无或间辍，对于古生物学、地质学、考古学、地形学四项科学，均有重大发现，而对民国十七年在乌鲁木齐东之天山北麓发现恐龙迹地，尤为不可忘却之伟绩。”瑞典一位地质学家对斯文赫定说：“你们费巨款作考察，即使只得此一件大发现，也属不虚此行了。”瑞典皇家科学院为表彰袁复礼教授的贡献，赠给他一枚“北极星”科学奖章。据说，这种奖章只有12枚，专奖给当时最有成绩的科学家在世时佩戴，逝世后需交还瑞典皇家科学院。听袁老回忆，这枚奖章大约是1934年由外交部转给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授予他的。“文革”中一度丢失，后来有幸找到，袁老九十大寿时戴在胸前摄影纪念，不觉感慨万千。

当年由袁复礼教授主持选拔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李宪之教授说：当时的中国团员有个决心，就是要自己奋斗，要超过外国人。这也代表了袁复礼教授的心声。

李四光先生为他放幻灯

1932年，袁复礼教授应邀到北京大学作关于西北科学考察的报告，报告会由地质系主任李四光教授主持。李先生简单讲了几句开场白，就到台下亲自为袁先生放幻灯，两人配合默契。李先生此举，袁先生因专心报告没有发现，而听众中确有人大惑不解：那么有名的教授怎么亲自给这位先生放幻灯？他不理解此时此刻李先生的激动心情！

那是七年前的一天，北京学术界在中山公园集会，欢迎美国人组织的中亚探险团考察归来，李先生和袁先生都出席了这次集会，考察团长在台上大讲他们美国人在内蒙发现恐龙化石是多么了不起。傲慢的口吻刺痛了两位地质学家的心。1927年5月西北科学考察团出发前，李先生特意把袁先生找去，要他不要忘了美国人在中山公园的讲话，一定要为中国人争气。五年过去后，袁先生以他们在新疆发掘了72具爬行动物（包括恐龙）化石的辉煌成就向他和北大师生报告，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李先生怎么能不激动呢！

李、袁二位先生还在历史上共同度过一段重要的瞬间。1925年3月的一天，对辛亥革命有过贡献的李四光先生同国民党的要人一起从中山公园抬着孙中山先生的水晶棺缓缓出来的时候，一清早就等候在门外的袁先生，迅速举起相机，摄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镜头。近半个世纪以来，二位先生工作各异而交往较多。1980年，袁先生被推选担任李四光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长征”路上一长者

“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清华、北大、南开被迫迁往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长沙临时大学又不得安稳，经教育部批准，再迁昆明。一大批同学从了军，或去战地服务团，也有到西北去学习的。剩下的同学兵分三路，一路由200多名学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以步行为主，向昆明进发。同行教师有闻一多、许骏斋、李嘉言、李继侗、袁复礼、王钟山、曾昭抡、毛应斗、郭海峰、黄子坚和吴征镒11位，组成辅导团。袁复礼教授时年已45岁，是这支队伍中的长者之一。有这位久经沙场的地质学家随行，地质系的学生们高兴极了。他和学生们一起，每天步行三十多公里，晚上在阴暗潮湿的农舍睡地铺，中午啃馒头吃咸菜，可他在长途跋涉中一直是那样乐观和精力充沛。人们常见他手持地质锤，腰系罗盘，不时敲打着岩石露头，有时还在小本上记录和画图。尤其是他每天能画出一条路线地质图，学生们见了十分佩服。好学者，紧随其后，问长问短，袁先生总是非常耐心地进行解答，还帮王鸿桢同学修好罗盘。路过贵州侗乡还参观了一个汞矿，了解矿工们如何用土法炼出朱砂。在贵州镇远袁复礼教授组织地质系同学交流了各自在途中观察的记录本和采集到的化石。到昆明后，师生们举办了一次展览，把标本、照片和其他收获品陈列出来，袁老师也把他照的许多照片拿出来参展，沿途的主要景点和旅行团的活动情况几乎都摄入了他的镜头。可惜的是，闻一多、李继侗、黄子坚等教师的合影照片上，没有出现袁老师，因为这是他摄下的珍贵镜头。

此次长征，行程1663公里，步行了68天。所以袁老师曾风趣地说：“年近五十（岁），步行三千（里）。”地质系同学收获很大，不仅了解了社会，锻炼了意志和体魄，而且沿途几乎敲打了所有时代的地质剖面，找到了不少化石。湘西的板溪群和红层、黔东的寒武系、滇东的志留泥盆系、黔西的二叠三叠系；著名喀斯特地貌和岩峒，壮观的盘江峡谷和瀑布，都给同学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袁复礼、闻一多等老师的身影也永远留在学生们的脑海里。

联大师生情弥切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定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这是西南联大校歌中的几句歌词，唱出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牌大学南迁的艰辛，在昆明团结进取，共度忧患的壮志和情怀。老师多为著名学者，弟子多为流亡学生，艰苦困难的学习生活条件，多么需要学识渊博而又关心学生的教师。袁复礼教授就是这样一位让学生们难以忘怀的老师。

联大教师以启发式教学为主，提倡独立思考，常指定大量参考书，要求在课外阅读。袁老师不仅是这样，还由于他见多识广、平易近人、外文很好，登门求教的学生就很多。学生们求教后，不仅了解了问题的出处，而且知道了国内外的实例，懂得了研究的途径。袁老师知识面广，而且记忆力特别好，学生们向他请教，他不仅会告诉到图书馆什么地方找那本书，甚至于还能告诉在第几页。名师的启迪和影响，不仅让学生们扩大了视野，开阔了思路，而且学会了治学的方法和做人的准则。

学生们多与家人断了联系，生活十分贫寒。袁老师和孙云铸教授等建议与云南建设厅合办云南地质调查所，安排毕业生去工作。并以他们的名义承揽一些任务带着学生完成，他们只要很少的酬金，多数分给学生。然而袁老师家子女多，收入少，自己穿着破旧的衣服，到冬天孩子们还没有毛衣穿。学生们实在过意不去，凑钱买了些粗毛线给他家送去，三次都被袁老师谢绝了，最后再次让年纪较大的学生李璞去苦苦劝说，才勉强收下了。他和学生们亲如一家，家里有点什么好吃的，学生去了就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一二·一”运动中的袁复礼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挑起了大规模的内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昆明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等四校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大新校舍草坪上召开了五千多人参加的座谈会，袁复礼教授和地学系的一些师生也参加了。

12月1日，从上午9时到下午4时，大批特务和身着制服、佩带符号的军人，携带武器，妄图攻破联大校门，一颗手榴弹拉开了弦要往新校舍里扔。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路过这里的南菁中学年轻教师于再挺身而出，拼命拦阻，手榴弹在于再脚下爆炸了，当场被炸成重伤。袁复礼教授也正好在场，他不顾生命安危，跑上去抱住满身是血的于再。特务们蜂拥过来，毒打袁老师。许多学生和路人一齐冲上来，才抬起于再，挽扶着袁老师，进了联大校园。于再终因失血过多而牺牲了，年过半百的袁复礼教授被打伤了腰，在床上躺了数日才能下地活动。

地形图的故事

20年代初的考古发掘，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西北考察，抗战时期的野外教学和考察，袁复礼亲手测绘各种比例尺的地形图。西北科学考察的重要化石点、地质点和矿产地，之所以几十年后很容易被后人找到，就因为标在了袁先生亲手测绘的地形

图上。1929—1930年间两上天山测绘的博格达峰和天池一带的

1∶10000地形图，和80年代航空测绘的地形图完全吻合，被冰川冻土研究所的行家传为美谈。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要开展野外工作，缺的又是地形图。有袁老师在，这可难不了大家，他开了地形测量课，指导学生亲自测绘各种比例尺的地形图，不仅解决了当时教学实习和生产、科研工作的急需，而且使学生掌握一手用气压计和罗盘就测绘出地形图的技术，毕业后到没有地形图的地区工作，也能顺利地进行地质制图工作。

袁老师搜集和测绘的地形图，在新中国成立后派上了用场。1949年10月，他将十多幅1∶500000新疆地形图交解放军总参谋部，供进军新疆使用；1950年10月，将1946年在花市大街收购的朝鲜中部地形图交有关部门供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使用；1951年，将去过西藏的探险家斯文赫定修订过送给他的全套西藏地形图，赠送给准备进藏的工作队。至于有关单位从袁老师处要走的他测制和收藏的小面积地形地质图，那就难于统计了。

袁老师被大家誉为“活字典”，能有此成就，不仅因为他通晓多种外文而又不间断地博览群书，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而见多识广，从事多种学科的教学科研工作而知识渊博，还在于他几十年来重视收藏书刊、资料和图片，并勤于摘编，仅各类卡片就有数千张。因此，求教者不仅会得到满意的解答，还能得到一两张珍贵的卡片。十年浩劫中袁老师家被抄，失落了多少家传的名人字画他心中无数，而散失的许多珍贵图书和几十年辛勤收藏的宝贵资料却使他十分痛惜。“文革”后期，他又偷偷地搜集被人们遗弃的书刊资料和标本，1978年以后重新整理他过去的工作成果，重新摘编各种卡片，为培养研究生和参加编写大型工具书服务，并为其他教师和来访者继续提供他的收藏品。辛勤耕耘，默默奉献，这就是袁复礼教授的处世哲学。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982年1月27日上午9时，在京地质工作者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六十周年。当年近九旬的地质界元老——袁复礼教授进入会场时，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他的几代学子拥上前来连声问候“袁老师好”，许多七旬以上高龄的地质老前辈们紧握着他的手不肯放开。会上的发言者，首先都向袁老表示问候和祝贺。北京市地学小组的代表向大会致词后，将献给地质工作者的鲜花，交给了这位中国地质学会的创立人。袁老手捧鲜花，笑逐颜开，激动得连连点头致意。见此情景，我不觉想到青海省“花儿”研究会一位副会长的来信，说他在1981年7月底召开的甘肃省首届“花儿”讨论会上，作了“袁复礼教授与花儿”的专题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重视。受广大地质工作者崇敬的地质老前辈，为什么也受到文艺工作者的如此敬仰呢？原来，1923年5月至1924年8月这段时间里，袁复礼教授到甘肃作地质调查，一进入潼关，就被赶马人随口唱出的民歌所吸引。这些民歌调子高亢嘹亮，感情健康奔放，这位爱好文艺的地质工作者，沿途边听边记，宿营时又抽空找挖矿的农工、过路的脚夫和村里的青少年讲述歌词。核对和记录了几十首民歌带回北京。当年，北京学术界对祖国大西北的情况了解甚少，许多人纷纷找他询问西北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状况。当时袁复礼先生在北大兼课，文学系沈兼士教授得知他搜集了一些民歌，就要去在全国第一份专门搜集、研究民间文学的《歌谣周刊》上发表，并特邀他写了一篇题为《甘肃的歌谣——话儿》的文章同时刊出（注：当时因口音关系民歌“花儿”，听为“话儿”）。这是解放前向全国专门介绍“花儿”最早的一篇文章和最早的一批资料。朱自清教授1929年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歌谣》，以及30年代初出版的一些民间文学专著，在谈到“花儿”的时候，都引用了袁复礼教授最早发表的那些资料或文章。当我拜读了袁老当年的文章和搜集的民歌之后，不禁为之叹服！他在文中写道：“在甘肃本省读书人，都不屑去听这些，若是谈到的时候，最好批评仅归山歌野歌一类，亦就不再求其内容。至于鄙视这些的，竟以淫辞俚语看待，更不屑说了。”而这位地质学家竟把这些人们看不起的民歌评为“颇有国风的意味”。他说：“歌儿深深地吸引了我，消除了我旅途的疲劳。”所以，西北的文艺工作者颂扬说：“袁复礼教授在研究、介绍‘花儿’上，是有很大历史功绩的，西北的人民是永远把他记在心间的。”后来，青海省“花儿”研究会寄来几本有关“花儿”和当地民间小调的书刊，要我转交给袁老，并代向先生致以敬意，告诉袁老：“他所喜爱的‘花儿’已盛开于西北各地。”看到这些书刊，听到这些喜讯，年近九旬的袁老立即兴奋起来，随口念出一首民歌：“我们穷人哦，买了件破皮袄，臭虫虱子多。我们穷人哦，买了个破砂锅，老婆娃娃多，吃了一顿饭，就把锅打破，哎哟，哎哟哟！”这是他50多年前向兰州阿干镇煤矿工人搜集的。说明袁复礼教授对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寄以多大的同情，对民歌怀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袁复礼教授是西北地质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为西北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传说，他在新疆吉木萨尔县作地质调查时，为缺水的山村找到了清泉，当地群众修了一座“复礼庙”，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他的恩情；后来又帮助炼铁的群众改进技术，使产量大大提高，人们又为他建起了一座“袁公庙”，纪念他的公德。袁复礼教授使“花儿”走向全国的功绩，西北人民虽然没有再建一座庙宇来表彰他，却永远铭记在广大“花儿”爱好者的心里。1982年5月17日的《青海日报》上，登载青海“花儿”研究会负责人写的文章《袁复礼教授与花儿》和袁教授的大幅照片。袁复礼教授虽然已经作古，可西北人民永远忘不了他。

（选自《地学家袁复礼的足迹》）

* 杨光荣：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学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