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杨嘉实（1977级，力学）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回忆我的父亲杨式德》，作者为杨式德教授之子杨嘉实,文章题目由编者所加。

杨式德，1917年生于河北省行唐县。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土木系并留校任教。1945年公费留美，1947年获普渡大学硕士，1949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同年回清华大学就职。历任土木系副教授，教授，结构力学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及校务委员会委员。1976年病故。

杨式德教授和学生在一起（1963年）

杨式德教授全家及一亲戚摄于颐和园（1970年前后）。后排左起：杨嘉理、王惠云、杨式德、杨嘉实；前排左起：杨嘉琳、肖阳、杨嘉行

1949年下半年清华土木系排课时父亲是教“结构学（一）”，分两个班，9月20日开始。父亲到达北京时已是11月29日，结构学的课一直由夏震寰代教。1949年12月6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下午开始上课。下了一两天雪，脚冻，不得已买煤生火。所遇师友都认为中国所走的路方向是对的，前途是有希望的。一时相当艰难。自不可免，不足怕。”刚回清华时父亲任土木系副教授，1952年被提升为教授。他多年担任结构力学教研室主任。1959年时土木系主任和副主任依次为陶葆楷、杨式德、杨曾艺。1960年时土木和建筑两系已合并为土木建筑系，主任和副主任由原来两个系的主任们组成，来自建筑系的有梁思成、汪坦、吴良镛、刘小石,陶葆楷和梁思成同为土建系正主任。父亲曾多年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1959年和1960年校务委员会分别为62和73人，半数以上是教授，也有党政干部。

与同时代的不少学者一样,父亲对教学工作一直高度重视和投入。他是高等工业学校力学课程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与别人一同负责结构力学的教材规划。他与徐之纶、杨耀乾等一同负责制订了高等工业学校结构力学及弹性理论教学大纲。他与别人合著了《结构力学》及《壳体结构概论》。其中《结构力学》是当时全国高校结构力学最常用教材，有两卷和一卷两种版本，再版多次，“文革”后由合作者之一同济大学教授朱宝华修订,至今仍是注册土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主要参考书。他还翻译了《建筑力学教程》（原文好像是俄文，50年代父亲曾突击学习俄文）。父亲多年教授结构力学次数最多，这是土木系主要专业基础课之一。

他“讲课概念清楚,条理性强,理论精炼”。清华1964届校友李镇强对我父亲有如下描述：“杨先生经常穿一件退了色的中山装，五个扣子全都扣好，连颈下的领钩都不忘。杨先生走路不紧不慢，把讲义夹在腋下。讲课时，面带笑容，慢条斯理。我们习惯于在课堂上做笔记，杨先生的讲解速度，与同学做笔录的时间和听讲的能力配合得恰到好处”。记得小时总见父亲伏案备课，家中曾有很多本他留下的结构力学讲义手稿,推测他每次讲结构力学通常都要重新准备讲义。《光明日报》曾有一篇文章报道父亲，他与学生在一起的照片刊登在上面（见右图）。

父亲在地基与地下水的渗透压力、极限荷载、弹性地基梁、空心坝的动力分析和抗爆结构等领域进行过研究，是我国最早研究结构矩阵分析、将计算机引入结构力学的学者之一。在他领导下的清华大学结构力学教研组从1958年即着手研究电子计算机的力学计算程序和应用。他曾任《土木工程学报》编辑和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编委。他是国家科委技术科学学科组土木工程学与水利工程学分组组员。他还曾参加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制定工作并负责结构抗震抗爆方面的研究。父亲曾有过当时保密的出差，后来他讲是去核试验基地。他曾着防护服在核爆炸后的设施中爬行，为军方看出过一些问题。家中原存有父亲参加武汉长江大桥结构方面技术讨论的文件。他还去过成昆铁路工程，回来讲，因路况艰险工程兵战士时有牺牲。成昆线经过多处“修路禁区”，1958年动工，几上几下，1970年7月1日通车。父亲在这方面工作多半属于应国家需要的咨询或顾问性质。

父亲一生努力工作。据说他曾有过入党机会，但被他放弃。父亲说自己出身不好还有差距。他曾为北京市第四届政协委员；“文革”前在北京医院有特殊医疗保健待遇；几次在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分别带姐姐和我去过。记忆中还有夏天随父亲在颐和园及香山等处短期休养的片段。父亲在清华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0—1961），当时国家经济困难，除家中仍存有的一枚奖章外，还有一袋黄豆也同为先进工作者奖品，约四五斤重。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受到过特殊照顾。有一次学校送了一只活鸭子到家中。经济困难时期有一次国家领导人请很多教授吃饭，记得父亲讲主菜好像是较大一块红烧肉。

父亲生前精力基本都在工作上，对家中事情顾及较少，周末偶而与家人外出去五道口或海淀商场时，父亲一般是单独去书店，再与家人碰头回家。父亲热爱读书，家中存书很多，不少都被父亲包上书皮，有一些书里面有他的批注，十分工整。

父亲每天步行上班，他从不去电影院等，除饭后常散步外没有其他娱乐或体育活动。我小时只听父亲偶然唱过一首歌：《教我如何不想他》。父亲在家时基本不做家务。他偶然会将积存的煤末和水在地上摊成饼状再切成小块，但煤末较多时会请专门摇煤球的师傅来帮忙。

母亲王惠云原在辅仁大学学英语，由于院系调整毕业于北师大，毕业后在天津工作，因婚姻关系调入清华，任清华外语教研室教师，后因国家需要改为俄文。

父亲生活俭朴，为人忠厚。家中家具多为从学校后勤部门长期租用的普通家具，有一套较豪华的沙发是二手货。在建国初期清华教师工资按小米斤数折算，从张泽熙的一封旧信上得知，1949年时父亲月薪约小米壹千斤。1956年父亲定为三级教授，月薪241.50元。之后他总觉得工资已经很高,所得几笔数以千计的稿费尽数上缴。50年代后期母亲因病在清华停止上班后,原有40%的病休金被父亲到学校改为停薪留职不再领取，母亲的公费医疗也一同放弃。其实当时家中人口较多，父亲还要给河北老家寄钱，家中生活按当时标准并不宽裕。

解放前后清华教授住宅区有新林院和胜因院等。“文革”前盖了公寓楼后有一些教授搬入楼房。回清华后父亲陆续住过新林院81号、新林院12号乙和新林院11号甲。新林院是甲乙两套在一起的洋式平房,带院子和松墙。甲乙两套结构并不相同。院子里有藤萝架或松树等，卫生间设备较全。厨房烧煤做饭的灶连有一小锅炉,利用灶的余热为厨房和卫生间供热水。81号在新林院最南面，离南校门很近，是新林院最后一栋。在新林院12号乙住时，甲先后为常迵家和王国周家。新林院11号甲原为钟士模家，钟士模搬到新林院2号甲时我家搬入11号甲，家中电话号码2260。当时11号乙为郑维敏家，他和唐统一是亲戚。郑维敏的弟弟郑哲敏也是清华校友，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时师从钱学森，回国后曾继钱学森之后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中科院院士。

1963年我家搬到胜因院12号,为独户平房，感觉比新林院好些,好像也稍大些，墙中嵌有两个壁炉，冬天母亲偶然使用过。梦中童年多半与胜因院12号有关。1998年夏我出国十二年后第一次回国时胜因院12号还在,但已在60年代末有些改建,原来正面四扇并排的玻璃门改为一扇。1998年时胜因院12号是作为办公用房，还允许我进去参观拍照。之后不久胜因院12号等被拆除,盖了几所小楼，据说现在是林家翘、杨振宁等在住。胜因院共有五十四户，分三种户型。1～18号是平房，19～30号是两层小楼，31～40号中有平房也有两层小楼，1～40号面积都较大。41～54号又称为十四所，是面积较小的平房。60年代，在胜因院北部平房住的大致为1号李辑祥，2号王炜钰，3号夏翔，4号张福范，5号宗孔德，7号李鹤云，8号吴柳生，9号为办公用房（后来梁思成搬入），11号郑林庆，12号杨式德，13号施士昇，15号程式，16号庄前鼎，17号任继世。

“文革”初期有一天家中来了约十几个教授，写成一张大字报，题目为“校党委是一条红线”。虽然党委很快被打倒,这张大字报后来似乎并没给父亲带来特别的麻烦。“文革”中父亲被别人贴过冠以“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类的大字报,但好像不多，家没被抄过。在胜因院12号时，有一天晚上全家已入睡，忽然家门被重敲，外面人声嘈杂，父亲开门后才知道是一群红卫兵要抄体育教研室教授王英杰家找错了房子。

“文革”初我家住胜因院12号时，梁思成住胜因院9号，我曾在土建馆（清华学堂）中见过他作为“黑帮”胸前挂着个小黑板。几年后他的情况好像有所好转，记得他后来在一个五一劳动节（或十一国庆节）登上过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活动。梁思成身体不好时父亲曾去看望，回来后说过梁思成希望能看到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最终未能如愿。

“文革”中父亲有一段时间不能上班,在家写交待材料，等待审查结果，是他比较难过的一段时间。父亲多年胃部不适，被诊断为胃溃疡，那一段时间他胃病也较重，每天服维生素片，并少吃多餐。父亲除出身不好等较明显问题外，还有为什么在高中时参加过进步活动又退出，被捕后如何出狱，及在国外的经历等，要提供证明人并经外调核实，审查过程用了一段时间。

父亲在“文革”中受冲击相对较少，原因之一是他多年来一直对人和善，没得罪什么人。父亲没入过三青团或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员，这一点也使得他情况比较简单。另外父亲由于讲课好很受学生喜爱。在父亲去世后的年月里，我陆续接触到一些“文革”前或“文革”期间清华土建系的学生，可以感觉到他们对我父亲的敬重。

“文革”中改为按人口分房，每人六平米。1968年我家从胜因院12号搬到胜因院48号,面积小了约一半。无论是在新林院还是胜因院，父亲每年总会领我们在院子里种一些玉米和瓜豆，这在当时很普遍。因我兄弟姐妹当时较小，这件事父亲总得带头动手。在胜因院12号时院子较大，父亲从学校后勤部门要了四棵马尾松树，并带着我们把它们栽在了院子里。院子里有一棵葡萄，果实熟后仍为淡绿色，当时甚觉奇怪。这棵葡萄是父亲的好友、北大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有一天从北大提到我家，我父亲不在家，董铁宝便自己动手将葡萄秧栽在了院子里。董铁宝与我父亲在美国时就有交往，回国后都从事结构计算和抗震抗爆工作，关系很好。“文革”中有一天父亲去北大找董铁宝时才得知董铁宝已被迫害致死。

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任之恭和林家翘率美籍中国学者访华团到中国，团员有张民觉、戴振铎、王浩、王宪钟、张捷迁、易家训、沈元壤，李祖安、刘子键、叶楷等。7月10日访华团到清华参观时，父亲在主楼遇到他们，认出其中一些分别多年的老朋友，回家后讲起来很高兴。有一个团员说我父亲没有变样，只是头发变白了。父亲有时参加接待到清华访问的外宾，总穿一身灰布中山装，直到有一次负责接待的校领导让他下次把教授衣服穿出来，他才专门去做了一套深色呢中山装和一套灰色毛料中山装。有一次父亲陪同一位美国客人在清华参观，客人说我父亲英文很好，并问是在哪里学的。父亲有些犹豫，最后回答说就是在清华学的。那时一个人如曾在美国有过什么经历在不少人看来不是什么好事，所以常不愿提及。

“文革”期间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时除要求单位推荐外也有考试。1973年一个叫张铁生的考生不会解题而交了白卷，但他在考卷上写文章批评考试制度，因此成名。清华当时的负责人迟群有一天忽然把很多教授召集到图书馆做张铁生的考卷。父亲回家后说数学有一道题不会，是椭圆的离心率，他只记得是用来描述椭圆扁平程度，但具体定义不记得了，只好自己定义了一个可起同样作用的量。物理他有两道题不会，其中一道是画一个指定的（好像是伽利略）望远镜光路图。望远镜有不同光路图（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他已记不大清。化学他有多道题不会，回家问我后，知道硝酸分子式答对了，他很高兴。记得考试总分最高的是物理系教授张礼。教授们平均分数较低，迟群曾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其实张铁生的考卷对即使是“文革”期间的中学生来说也并不难，但教授们几十年从事专业教学研究，中学数理化大多记不全。1973年时父亲56岁，我在清华附中读高中。父亲回家问我他不会的题时，我基本都可立即答出。如今我已51岁，一直在高校教力学，望远镜的光路图大概能画出一个，但不知是哪一个。

记忆中，父亲在“文革”中的主要生活为每天开会、学习，或为外出下厂劳动及带工农兵学员开门办学。周末有时从工厂或工地回家讲起过当瓦工砌砖等，对这些工作他也一如既往地十分投入，能够工作使他心情明显好转。父亲有一段时间下厂时冬天负责将集体宿舍的六个取暖火炉管理得很成功，回家同母亲谈起来他也有几分骄傲。他五十多岁时曾参加从清华昼夜步行往返北京远郊大兴县大白楼村参观先进人物王国福家乡。“文革”中由于当时教育改革及工农兵学员的需要,父亲又编写了一本《结构力学》，这本书以教研组名义出版。

1974年夏父亲在下厂或开门办学期间突发头痛，被确诊为恶性脑肿瘤，在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治疗，共经过三次手术，1976年1月10日病故于宣武医院，享年59岁。

父亲在宣武医院住院时，我姐姐杨嘉理已于1970年初中毕业后在清华自动化系作青工数年。她曾有几个月带薪在宣武医院护理父亲。在父亲去世后的31年里，家中得到结构力学教研室、土建系、外语系及校党委统战部和其他很多同志的长期关心和帮助。父亲早年上交的一笔1002.87元的稿费约在1977年被学校退还给家里贴补生活。母亲后来也受照顾按退休职工待遇，享有退休金及公费医疗，校党委统战部还给母亲发一些特殊津贴。对这些全家的感激是永远的。

附：杨式德教授珍藏的清华校友会大波士顿分会校友录（1947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