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忆父亲常迵教授

常 放

每当重返清华园，重返我度过多少难忘岁月的九公寓旧居，心中说不清的归宿感总是油然升起，充满了亲切，又带有几分惆怅。老宅的家具陈设保留着父母生前时的原样，没有任何当今的流行时尚。我每年回来都在这里小住，这里能让我脱离外面喧嚣的世界，带我重回那魂牵梦绕的过去。

父亲和母亲在昆明（1943年） ——作者注

父亲和研究生在一起（1987年） ——作者注

永远留在我们记忆中的父亲（1985年） ——作者注

走进客厅，首先入眼的就是占满房间一整面墙的大玻璃书柜，那是50年代由清华木工厂订做的。父亲诗作《自嘲》中“新朋旧友如相问，一片丹心在纸堆”的诗句仍挂在他的书房。只是旧时长年堆满书籍和稿纸的书桌上，如今却是空荡荡的。唯有父亲用了多年的那支钢笔，安详地闲置在那个竹制的旧笔筒里。母亲离世后，小弟在父母的卧室精心布置了一个陈设旧物和老照片的长条台桌。桌上摆有几十年前父亲用过的计算尺，有母亲心爱的旧茶壶，有我们小时去食堂打饭用的多层饭盒，还有那个用了几十年的老式柯达照相机。一张张老照片，不仅记录了父母一生的坎坷路，也标志着我们姐弟三人踏上人生征途的起跑线。小弟就是想把我们的记忆，美好的、鼓舞的、辛酸的，都定格在这个台桌上。

台桌的正中，立着父母年青时的合影。那是1943年，父亲即将赴美求学时在昆明拍摄的。旁边一幅是他们共同走过近六十年人生旅途之后，在这温馨的旧居客厅里，欢度结婚纪念日时照下的。1991年，父亲曾赋诗一首，以纪念他们六十年的相濡以沫，甘苦搀扶。这首诗后来由父母的老友吴承露先生濡墨挥毫，精裱后，至今仍悬于壁上。诗文是这样写的：

赠漱瑱

自1935年冬结婚以来，在这坎坷多变的岁月中，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回顾往事无限感慨。值此钻石婚将临之际，草此小诗，略抒心怀以留念。

人生难得一知己，

同甘共苦六十年。

坎坷路上相扶持，

赢得黄昏霞满天。

父亲常迵，字季高，1917年出生在一个以诗礼传家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常履道是清末贡生，以诗文书法享誉乡里，早年出仕河南。祖父为官，以清廉自守。深感当时军阀误国，民不聊生，在愤世忧民而又无力回天的心境下，决定弃仕归隐。父亲出生在河南开封，六岁时随祖父举家迁回祖籍北京房山县城。

1932年，父亲升入北平市立第四中学理科班。在那国难民愁、风雨飘摇的动荡局势下，父亲度过了他的中学时代。

父亲意识到科学落后是国运多舛、惨遭列强宰割凌辱的重要因素，毅然选择了投身于科学救国的道路。从此，他怀抱一颗报国的赤子之心，开始了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艰苦求学历程。

1936年，父亲从北京大学物理系转到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次年7月7日，日寇在卢沟桥打响了侵吞中国的第一枪。“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父亲遂与几个同学结伴，准备背井离乡，随清华南下，继续学业。

父亲随学校辗转武汉、长沙、广州，最终抵达昆明。1940年，父亲在西南联大工学院完成大学学业。毕业后，在昆明无线电器材厂任助理工程师，主持无线电发射机的设计工作，直到赴美留学。

三年后，父亲被选拔为赴美留学生。

1944年，他从昆明经印度乘船历时数月到达美国。在美国留学的四年中，他秉持中国学子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夜以继日刻苦求索，一年后，就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电机工程系硕士学位。同年入哈佛大学应用科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在讲述父亲在美求学期间的研究成果时，他生前所在的清华自动化系信息教研组的回忆文章是这样记录的：

“常迵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从事电子线路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他的硕士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将栅极接地电路应用于超高频电子管放大器。……这一创新立即得到了这一技术领域的重视，在超高频电路中被广泛采用，并被他的导师L.B.Arguimbau教授引入教科书中。”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父亲师从著名天线理论专家R.W.King教授，致力于天线理论方面的研究。

“他对环形天线和桥式平行天线（也称折叠天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导出了电流分布与输入阻抗的特性，提出和实践了这些特性的测试方法。……这一研究成果，对折叠天线的广泛应用起到了推动作用，使其在国内外开始成为众所周知的一种典型的电视接收天线……”

1947年夏，在父亲哈佛大学毕业时，正是祖国抗战胜利、新中国诞生的前夕。他一毕业，就毅然决定重返祖国，回归母校任教。这是他的理想，是他一直期待的。他带着前辈任之恭教授给清华校长的推荐信，登上了迢迢归国之途。临行前，他用几年内仅存的几十元钱，买了一些新出版的教学参考书，又买了两只二战后军队变卖的旧铁皮箱。装满了书的箱子，是他唯一的归国行囊。

在家乡，父亲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1月，就在庆祝解放军进入北京城的礼炮声中，我在协和医院出生了。那天天很冷，父亲和清华的同事和学生们一起，通宵站在欢迎队伍里迎接解放军进城，直到天明。待他赶到协和医院时，我已呱呱坠地。

护士拿着出生登记表问他：“起个名字吧。”

父亲马上说：“就叫‘放’吧！”他把北京解放的喜悦注入到了初生女儿的名字中，从而伴随我的一生。

我出生后，父母把家从城里搬到了清华园。

回国之初，父亲先任教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在电机工程学家钟士模教授手下工作。这时，他感到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有了报效祖国的机会。他看到了科学昌盛的前景。多少年的艰辛学习和深厚积累，从小的志向抱负，终可一展宏图。他潜心科研，一心扑在他热爱并擅长的教学上，成为当时清华最年轻的教授。

1952年，根据苏联的模式，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成立，孟昭英教授任主任，父亲担任第一任副主任，主持无线电技术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几年之内，父亲主讲过“电子线路”、“电波天线”、“无线电发送设备”、“无线电技术基础”以及“振荡理论概论”等多门课程。他的讲课具有独特的风格：思路清晰，表达严谨，幽默风趣，深入浅出，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都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学识渊博，从来都用启发式的教学，常常使学生沉浸其中，不知疲倦。有不少学生说：“上常先生的课，都不希望听到下课铃声了。”

他十分着重对学生的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的培养。他常说的是：“你们要把问题问个底儿掉”，“要Thinking（思考），不要只Nodding（点头）。”

科研上，在无线电系成立以后，父亲曾与苏联专家合作，开展了无线电发送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创新简化，提出与苏联学者不同的设计方法。他在参加我国第一台微波多路通讯机的研制工作时，和师生们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一个多月，晚上就在实验室席地而睡。

在教育改革中，父亲一直有许多创新的建议。他不甘仅仅跟随苏联学者的脚步，也不完全同意欧美的办学模式。在他主讲“无线电基础”课程时，经过反复研究和比较我国和苏联及美国的有关材料，考虑到当代通信和控制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需要，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新的设立课程方法。他将这些教学内容和他讲课的经验编著成教材。由于这套教材不同于以前用的苏联教本，也非模仿美国新书的模式，各取所长且又独具特色，使这本书成为国内同行的颇有影响的教科书。后来，经曾任父亲得力助教的郑君里教授进一步充实，发展了这一教学思想，更完善了这本教科书，并数次获得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将父亲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下，人民第一次就国家政治生活和科学文化领域中的基本是非广泛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知识分子自然是首当其冲、责无旁贷。

当时，父亲属“海归”学子的少壮派，他年轻气盛，才思敏捷，受各方的重用。他敢于开拓创新，在清华要怎么办的问题上有很多独到看法，许多观点并不同于当时的潮流所向。他既不赞同全面学苏，也不同意照搬欧美。在1957年3月的校报《新清华》上，洋洋万言以《谈谈目前高等工业教育中的几项基本问题》为题，详尽地表述了他的办学观点。

在“关于培养目标问题”一节中，他总结了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的经验和问题，分析了“当前我国高等工科教育飞跃发展的进一步需求”，批评了工程院系“将目标只是放在培养一个工程师”的短视眼光，列出了条理非常清楚的具体建议。

1957年5、6月间，校、系组织了大大小小的教师座谈会，“诚请大家给党委提意见”。父亲以做学问的习惯和真诚，知无不言，直言无忌。

他批评校领导有“脱离群众，宗派滋生，不务实事的现象”。他认为“教授应该有甄选助教和制定教材的决定权”，他不同意教授“尽应付些无谓的事务工作，不能全心教研”，他不同意“外行领导内行”……

他率真直言，推心置腹，带着对中国科学教育要尽快赶超世界的急切希望，带着对教育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异见，也带着知识分子的自负和偏执。不管从哪个时代的视角去看，他的很多批评都是事实，他所提出的种种教学改革主张在当今看来仍属远见卓识。

但作为一介书生的他，却不知道自己掉进了政治的漩涡。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预见到，一场灭顶之灾正在袭来。

很快，那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了。

对父亲来说，那是有生以来极其残酷和痛苦的经历。他的讲话和办学的建议，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他的意见成了“向党进攻的罪行”。于是，大会小会密集如雨、口诛笔伐锋利如刀，从白天到夜晚，同事揭同事，学生批老师，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这种突如其来的局势，使父亲陷入极度的迷惘。他反复思索，他想不通。他须不断地做着检查，却得来一遍遍的“不深刻”、“有隐瞒”，而“通不过”。

最终，父亲被划为“右派”，降薪去职。又因“保密级别”不够的原因，不能从事有密级的通讯方面的科研工作，而被调离他投入多年心血的专业。

使父亲能度过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使他能正视现实、甩掉包袱、脱离消沉、重获自信，而振作起来的，是貌似柔弱却内心坚忍的母亲。

刚解放时，母亲在中央民族学院做教师。她十分喜爱自己的工作，曾做过社会学泰斗费孝通的助教。她每天骑自行车从清华到魏公村，早出晚归。1951年大弟出世，工作家庭难以兼顾。母亲不得不选择辞去这份工作，转到清华附中做语文教师兼班主任，直到退休。

反右运动中，在父亲天天被批判的时候，母亲成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撑。那时，母亲也曾被领导找去谈话多次，劝其与父亲“划清界限”，“起来揭发批判”。母亲说她绝不相信父亲会反党。

在那思维无比混乱的时候，母亲用简单的话语道出了非常清醒的逻辑：

“他提的意见你们可以不同意，可说他向党夺权，是很可笑的！”

从来都不对人高声说话的母亲，在一次众人聚在家中“帮助”父亲的座谈会上竟然站出来，用“卑鄙无耻”来斥责那种将父亲的话断章取义并加以曲解的作法。

母亲利用一切机会列举事实，证明父亲“从来都认为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希望”。

她讲述：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父亲准备回国，临行前和导师King教授告别。King教授问：“你条件这么好，留在这里工作会很有前途。你回国后，战争纷乱，如何继续你的科研？”

父亲答：“我们有希望，希望在延安！”

King教授听后，很激动，站起身来，握着父亲的手说：“有志年轻人，祝你好运！”

母亲继续说：“旧中国，他心向延安。又千里迢迢归国，用了全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办学，他怎么可能反党？！”后来，领导没有再与母亲谈话，她不是什么“高知”，也没有给她戴上右派的帽子。

母亲常对父亲说：“错与没错，现在谁也说不清了，等历史评判吧。我们一定要坚持生活下去，为了我们可爱的三个孩子。”那时，小弟还在襁褓之中。

30年后，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时，父亲给我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妈妈一生辛苦，为了我，为了家，度过不少难关。1957反右、“文化大革命”……都是在妈妈的千辛万苦中度过来的，实在不易……，想你们也会感谢她的。没有妈妈的支撑，我怕是度不过来的，我们的家也会大不一样……”

是的，我们很幸运，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我的两个弟弟，都出生在清华校医院。我们姐弟三人在清华园中度过了最美好的童年。炎夏在清华游泳池嬉水，寒冬在荷花池的冰场滑冰。在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和“水木清华”边捉迷藏，到纪念闻一多先生的“闻亭”上听那浑厚的钟声。

父母从没有让我们感觉到他们身负的“帽子”和无比沉重的精神压力。他们尽其所能，为我们营造着温馨和煦的环境，使我们能够无拘无束地自由成长。他们的爱，成就了我们姐弟的今天。

不管父亲多忙，全家天天一起吃晚饭，无一天例外。父亲很少问我们的学习，有空时，他会给我们讲中外历史，教我们背诵诗词。他善于抓住最简单的生活小事给我们讲科学知识。

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浩劫使中国文化科学教育事业再一次灾难性地陷入谷底，但这次就牵涉更广、摧残更重、危害更深了。清华园成了这场“革命”的前沿。校园里不再有读书声，高音喇叭的喧嚣昼夜不息。清华园的标志二校门被轰然推倒了，它推倒了中国教育的基石，也推倒了几代学子的希望。大礼堂草坪上，周围的系馆前，“造反有理”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一时间，所有的是非曲直全部翻了个儿。

有了1957年的经历，这场“史无前例”、“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对父母来说，不过是十年前那场颠覆命运的狂风恶浪的余波罢了。心能苦忍，父亲也变得坚强了。我们的家被抄，父亲被叫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隔离批判，工资也停发了。后来，随着全国的动荡形势，清华园也开始了疯狂的派系武斗。一个堂堂的高等学府，一时间，变成了刀光剑影的战场。没有了课堂，没有了学生，父亲就如失业一样。

1970年，父亲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在艰苦的环境和劳动中，他因旧疾糖尿病没有得到医治而失去控制，几个月之内体重失去了四十多斤，但仍坚持农田劳动，从未休息。他插过秧、担过粪，养过鸡，喂过猪。他在忍受着极大的身体消耗，但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境。他的打油诗“大雨落秧田，白花一片。雨淋只当水洗面，愈下愈干”曾感染了周围的许多年轻人。

1971年底，父亲只身一人随系迁往四川绵阳分校。知道那里条件艰苦，母亲很不放心。当时，我在山西插队，就找空到绵阳看望了父亲。出了绵阳火车站，搭乘一辆运粮的卡车，走一个多小时才颠到了分校所在地。

父亲和所有的教师一样，住在一间单身宿舍里，厕所和漱洗间都离得很远。三顿饭在食堂吃，稍去晚些就是冷的了。

父亲人很瘦，但精神颇好。从他的眼光里，我看到久违了的轻松和愉快。我早知道，这是因为他终于有了重新上讲台的机会。系里分配父亲教刚入学的那班工农兵学员，他们当中有些只有初中甚而小学的文化水平。

他白天讲课，晚上编写讲义。当时没有现在的打印条件，讲义是要先在钢板上刻好蜡纸，然后用油墨印制的。每当夜深人静，总能看到父亲宿舍的灯光亮着，听到他刻钢板的沙沙声响，直到很晚。

有一天，我到他讲课的教室门外，隔着门玻璃想听听父亲的讲课。我听不清他的声音，但从黑板上的算式，看得出他是在给学员补习四则运算。虽然，在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个玩笑。但父亲一丝不苟的板书，不时和同学交流的眼神，课堂里不断传出的笑声，使我相信了父亲前一天晚上的话：

“我一定能把他们教出来，不管什么样的基础，只要学，就成！”

星期天，我和父亲去赶集，那真是苦涩岁月里的欢愉。我们背着竹篓，走过水田的小径，穿过满是橘林的山丘，再走几里地，就到了集市。每次我都挑些新鲜鸡蛋，为给父亲煮了补养一下。有一次还买了一只母鸡，熬了鸡汤，那飘满整楼道的香味，以后再也没有闻到过了……

十年中，即使在那惊风密雨、朝不保夕的残酷环境里，父亲依然心系国家的教育事业，担心科学被唾弃，教育会断代。在那极其封闭的有限条件下，他仍然关注世界科技发展动态，他搜寻、思考相关的资料，极力跟上世界科学的步伐，并在很早时就潜心构筑着我国信息科学的发展蓝图。

1976年，浩劫过去，父亲时已年过花甲。他兴奋地赋诗抒发他的喜悦和壮怀：

寒凝大地沃春华，

惊雷动地百花发。

愿借东风勤努力，

老树也得着新芽。

父亲的学术生命又重新开始。他要抓紧时间，把自己的所学所知所想，倾囊奉献给社会，传授给晚辈后生，以弥补这几十年的损失。以后日子里，父亲就从没有真正休息过了。多年来，父亲以他敏锐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信息科学的发展动态。

他不失时机地在清华率先筹建和领导了信号处理与模式识别教研室，设立了模式识别与智能控制专业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取得了国内外都领先的多项研究成果。

他担任了国际模式识别学会的主席团成员，使得我国新兴的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尽快走向世界。他急切地推动着我国模式识别学科的发展、学术队伍的壮大。

父亲兼任校内校外、学会和政协的多项职务。虽然年事已高且社会工作繁忙，他仍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为研究生亲自讲课，指导他们的选题、立论、科研和成文。

他带领师生深入生产第一线，从这一领域选择一大批科研题目。为解决国家的“七五”科技攻关项目地震勘探方面的难题做出了贡献。家中的客厅，重新成为他与学生和同事们讨论问题的重要场所。

他白天的会议讨论不断，夜晚书房的灯光长时不熄。正如他诗中所说：“老牛应识耕耘至，丰登需负重，正是奋蹄时。”

1987年底，因过度劳碌，父亲病倒了。在与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同时，他更加珍惜有限的时光。他坐在轮椅上主持国际学术会议，躺在病榻上著书立说。每周都在病床前与教研组和有关人员商讨国家、学校和教研组的科研问题，谈他对教育发展的规划和设想。

他离世的前一周，完成了《关于‘新三论’和‘老三论’的一些资料》一文，勉励后辈要始终站在科学发展前沿，放眼未来，赶超世界。而那篇《信息科学的发展展望提纲》，父亲一直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91年的一个夏夜，亲爱的父亲离开了与他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母亲，离开了他心爱的儿女，离开了他情系一生的事业。床边的灯光还在亮着，没写完的手稿抛落在枕边，他匆匆地走了。

父亲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2007年11月1日于纽约

（原载《家在清华》，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史际平、杨嘉实、陶中原编著，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