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陈鹤琴（1914）

陈鹤琴（1892—1982），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我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1911年秋考入清华学堂，就读高等科一年级，1914年毕业赴美留学，1917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士学位，191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翌年回国受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本文节选自陈鹤琴《我的半生》（香港山边社出版,1990年12月）。

陈鹤琴学长

关爱儿童的陈鹤琴学长

转学清华学校

宣统三年六月里，小哥看报，看见清华学堂招考。初试由各省提学使主持，复试由学部尚书主持。凡年龄在十五岁至十八岁者均可投报。当时我的年龄实已足十九岁了，小哥当时叫我去试试看。我因为不肯说谎，不愿意去投考。后经小哥及几位蕙兰中学老同学的怂恿，才去报名，把年龄少报一岁。那时投考报名的一共只有二十三个“大人”。监考的是浙江巡抚增蕴，主考的是提学使袁某。考的科目是国、英、算。二十三名中取了十名，运气得很，我居然列在倒数第二呢！

过了几天我们十个人就被保送到北平去参加复试了。每人还得着旅费二十元。

到了京城，我由蕙兰中学同学杨炳勋、姚天造二人的介绍，住在仁和会馆里。考试分两场。头场有国文、英文、算学；二场有史地、科学。若头场不及格，第二场就不得参加。这次考的人不是二三十人了，有从各省报送的，也有直接在京报名的，一共有一千多人。考堂里济济一堂，着实可观呢！

这两场考试，一共有一星期的工夫。每天，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要出去考了。到了考场里，我看见考试官周自齐戴了大红顶子，穿了缎子马褂，端端正正坐在上面，一本投报的名册摆在桌子旁边。唱名的把名字一个一个地唱出来，他老人家用大红银珠笔在名册上一个一个地点着。名点好，考生就各按座位坐下来受试。第一场共取了一百六十名，我列在第八十二名。第二场共取一百名，我取在第四十二名。考取之后，必须由同乡官做保。承姚天造兄的厚爱和介绍，请到范烟泰先生来做我的保证人。到了清华，我被排在高等科一年级。那时清华还没有改为全学制的大学，不过是一个初级大学（Junior College），等于大学三年的程度，所以我就在清华读了三年。这三年书总算不是白读的，我得着了不少有用的知识，认识了许多知己的朋友，还获得了一点服务社会的经验，立下了爱国爱人的坚强基础。

我的清华时代，好像万象更新的新年，好像朝气蓬勃的春天。我的希望，非常远大；我的前途，非常光明；我的精神，非常饱满；我的勇气，非常旺盛；我的自信，非常坚强；我的自期，非常宏远。那时做人真觉得有无穷愉快。

清华学堂原是某王公的花园。有荷花池，有假山，有溶溶的清流，有空旷的操场，有四季不断的花草，有崭新巍峨的校舍。环境之美，无以复加。学校监督是唐开森先生（唐国安的英文名）。他是一个基督徒，待人非常恳挚，办事非常热心，视学生如子弟，看同事如朋友。可惜做了不久，他得病去世了。我们都觉得很悲痛，好像失掉了一位可爱的慈母。

读了不到两个月书，武昌起义了。学校发遣散费，每人送路费二十元。那时全校学生都开始离校南返，我还是独自文绉绉地在房间里读书，不愿离开！幸而同乡杨炳勋促我一同南返，但是我们走得太迟了。我们从北平乘车到天津，在天津坐太古邮船南下。船上的房票不论大菜间、官舱、舱房、通舱统统卖光了。我们就买货舱票，睡在货舱里一口棺材旁边。其实货舱里也拥挤得不堪，连走路地方也都没有了。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逃难。

我回到杭州，就把“相依为命”二十年之久的一条辫子，由母亲亲自剪掉了。这条辫子是母亲赐给我的，是母亲每天早晨替我梳打的，现在我奉还给她，她老人家把它好好儿保存着。

辫子剪了之后，我又回到圣约翰去读书。第二年清帝退位，民国成立，清华登报开学，我又北上去读书了。

清华的师长

我在清华读理科。教物理的是沃尔德（Wald）先生。他教起书来最详细、最清楚。他的实验功课也最有趣。他教课非常认真，每个学生听课都专心致志。

马隆（Malone）先生教我们西洋史。他是一个很漂亮的美少年。他教历史时，总是叫我们死记历史事实与重要日期。他对我很好，常常找我到他家里去玩。他有空的时候，常常到圆明园去研究残碑断柱。听说他后来回国再到大学读博士学位，就以圆明园为研究的对象了。

先生中有皮克特（Pickett）两姊妹。姊姊教我们美国史，妹妹教我们德文。她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姑娘，比我虽然大一点，但比起年龄较大的学生来，那只可以称小妹妹呢。她们既然做我们的老师，有时就不得不勉强装出一副老师的脸孔来。其实美国女子大多开朗、活泼的，她们在中国这种守旧的环境里面，确实感到非常拘束呢！

史密斯（Smith）先生是一位四十来岁还未娶亲的男先生，教我们西方文学，还有一个四十多岁尚未出嫁的老姑娘斯塔尔（Starr）女士，是美术教师。她对于宗教非常热心。对待年轻学生真是像自己的子弟一样。她教我们绘画，也教我们做人，像这种教师实在是难得！

休梅（Shoemaker）先生教我们体育。他是一个很好的体育教师。每天早晨我们全体学生做团体集合操。有时他叫我领操。

博尔德（Bald）先生是我们的校医。他的手术不能算差。听说现在美国做某医院的院长了。博师母虽然没有教书，但和学生非常之好。她也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常常讲道给我们听。

布里斯（Breece）先生也是一位四十余岁、还未娶亲的老先生。他教高年级的英文。他也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

塔尔梅奇（Talmage）女士是我们的英文先生。十余位美国教师中，她要算最热心最严谨的了。她是一位沉默寡言的女子，在教室里是从来不笑的。同学中若有谁回答不出问题，她总要突着她那双大眼睛盯着他。那时候，她正教我们狄更斯的《双城记》。其中有一个叫Madam de Vague 的女革命家，雄纠纠地领导群众去攻打牢狱。有同学就将这个女革命家的名字加在塔尔梅奇女士头上。其实她是一位很诚恳、很严厉的良师呢。

教我们算学的是海因斯（Heines）先生。他非常和气，满脸总是堆着微笑，说话很轻，举止文雅，学问很好。我们做不出算题，他也不会发脾气骂人的。

最受我们欢迎的要算是那位音乐教师了。她的名字叫西利（Seelye），举止稳重，谈吐风雅。她待我们年轻的学生犹如她的小弟弟，教我们唱歌，教我们做人。后来我在纽约读书时，特地去拜访她。她嫁给华莱士（Wallace）博士。华博士是一位经济学家，六年前应政府之请来中国研究经济问题，西利女士也同来中国。在上海，他们曾到我们家里吃过一餐饭，西利还为我们全家小孩子在兆丰公园里拍过一张活动电影片子。不久前我看见报上一个噩耗，说她已经香消玉殒了。我一回想当初，不觉唏嘘不止。

张伯苓先生曾经做我们的教务长。他的声音像洪钟，说起话来非常动人。他的体魄魁梧，望之令人油然起敬。他虽然在清华不久，但他的伟大人格，已深深印入我们的脑筋中了。

我们全体学生所最爱戴的，要推周诒春校长了。周校长办事认真，毫不敷衍。校规不订则已，一订了我们非遵守不可。他常常对我们说：“我不要你们怕我，我要你们怕法律。你们读书，总要研究得透彻，不要马马虎虎，一知半解。你们做事，总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要从小做到大，从低升到高。若是脚没有着实而攀得高高的，那一跌下来，就要跌死的。”周校长处处能以身作则，他不爱名，也不贪利，说起话来总是诚诚恳恳，切切实实。清华校长换了好几位，而养成清华纯洁学风的，就是周校长。凡是在清华读过书的，没有一个不爱戴他。他真是我们的良师呢！

从上看来，清华的师长不但顾到学生学业的增进，而且能注意到学生人格的培养。周校长一方面以身作则做我们的模范，一方面常常对我们训话，做我们的晨钟暮鼓。所请的美国教师还要在礼拜天开圣经班，教我们怎样求学做人，怎样处世接物。清华学生可称“品学兼优”了，不知现今在国内各界服务的清华学生受之或有愧色否？

课外活动

课外活动，周校长是非常热心提倡的，他素来不主张我们读死书。所以我们的课外活动就蓬蓬勃勃油然开展了。什么辩论会、演说比赛，什么足球比赛、篮球比赛，什么化装表演，什么音乐会，像雨后春笋般产生了。我们毕业的时候，还表演一出《威尼斯商人》呢。

入清华第二年，我们几个同学创办学校青年会，王正序做会长，我做干事。我们一方面互相砥砺，以身作则来领导同学，皈依真道；一方面实行社会服务，提倡教育，以证明耶稣之博爱精神。

我自动地在这年做了两桩很有意义的工作：一桩是在校内开了一班校役补习夜校；一桩是在成府办了一个义务小学。清华学校青年会是中国国立学校内第一个青年会，校役补习夜校恐怕是中国学校内第一个校役补习学校。成府的义务小学，恐怕也是中国国立学校学生所创办的第一个义务学校。这两个学校都是我一手创办的。两校的校长也是我一个人兼的。教书我一个人来不及，就请许多同学帮忙。校役夜校有三四十人上课，成府小学也有十几个儿童。还记得后来我要离校赴美之前，有一个夜校的学生，他是学校的理发匠对我说：“陈先生，你要离开我们了，我们觉得很难过，你待我们实在好，我们不能忘记你。你可否赐给我们一张相片，我可以把它挂在墙壁上做纪念。以后别的先生看见了这张相，我可以告诉他们说：‘这就是当初教我们书的陈先生。’”我听了非常感动。一位理发师傅读了一点书，听了几次讲，就能说出这样有意思的话来。我就满口答应道：“好的！好的！等一下我送过来。”

他就拿出一把旧式的剃头刀送给我，说道：“这把刀剃起胡子来比外国刀来得快，每次你用它的时候，也可以想到我们呢！”我得了这样一个纪念品，比一个奖章还要来得宝贵。后来我把我的相片送给他，他把相片挂在理发室里的墙壁上，一直挂到他离开清华。数年之后，清华同学一看见我，就能认识我是陈某呢！这可见那位师傅之忠于信守，勤于宣传了。

说到义务小学，我也着实感到愉快的。一九三七年“七七”前一天，中华儿童教育社在清华举行第七届年会，我系该会创办人兼理事长，同几百位社员从南方赶到那里。我就乘此机会探听当初我所创办的义务小学的情形。据该校校长说：“这个义务小学现在有很好的校舍，学生有几百，经费由清华教职员供给。”我听了非常高兴。二十三年前亲手创办的一个义小，居然能发荣滋长，成为一个有规模、有基础的正式小学。当年一点心血确实没有白花呢！令我最惊喜的就是在清华开会期间，我到饭堂里去吃饭，一个厨房老师傅看见我，非常高兴，道：“你不是陈先生吗？”二十三年后，他竟然还记得我呢！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还做了两桩有意义的事情：一是组织一个同志会；一是办了一张报纸。同志会的名字叫做“仁友”，就是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意思。宗旨非常纯正，不外切磋学问，砥砺品行，联络感情，互相协助。当时的发起人都是几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陆梅僧、姚永励、李权时、张道宏、李达、汪心渠和我几个人要算重要分子。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学问，规劝过失。我们还油印一张小报以资鼓励。这个小小团体保持了好几年工夫。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种团体于个人于学校都有极好的影响。

在一九一四年我毕业的那一年，学校当局要办一种刊物，授意同学组织一个编辑委员会。编辑是哪一位主持的，我已忘记了。我担任经理职务，负责出版发行事宜。一学期之后，学校当局看我经理得还不错，就赠我一块金质五角宝星奖章。这是我第一次办事的经验，也是我第一次得到别人的鼓励。

关于体育，我曾有一种很奇怪的思想。当初我想做一个伟人，但又想伟人非要有“魁梧奇伟”的体格不可。我很矮，不过五呎三吋长，从古人的眼光看来，我不过是一个五尺童子罢了（英尺五呎三吋还不及中国尺五尺），绝对没有做伟人的资格，因此颇郁郁不乐。后来读到法国革命史。先生说，拿破仑雄才大略而身躯很短，像一个矮子。我问先生：他究竟有多高呢？“五呎五吋。”我听了，非常快乐。我想假使我穿一双后跟二吋高的皮鞋，我不是同拿破仑一样高吗？所以我就穿“高跟皮鞋”做“伟人”了。这种错误的观念，你们想想看，不是很好笑吗？

对于体育，我还有一种奇特的想法。当时清华的同学从圣约翰来的很多。圣约翰的体育是国内最著名的。潘文辉、潘文炳、杨经魁等人都是圣约翰的健将，现在都到清华来了。我是很好胜的。智育方面，我可以死读书和他们比一比。德育方面，我可以自励自修也有方法可想。体育方面，我倒没有办法了！跑也跑不快，跳也跳不远。什么球类比赛，什么田径比赛，我都比不上他们，那怎么办呢？

有了，有了。球类田径虽然比不上人，但是力气筋骨倒可以同人比一比呢。我就天天练习力气，练习筋骨。练了一年以后，体育先生举行全校学生体力测验。测验都有一定器具，有握力表测验握力，有量力表测验腿力、背力。又有表测验臂力，另外还有测验手臂的举力和攀力。这一次有七八项力气比赛。全校几百个同学中我的体力总分数居然列在第二。第二年又全体比赛，我考第一。连潘氏兄弟也只得“甘拜下风”了。

大学时代的人生观

在清华读书感动我最深的，有三本书：

（一）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这本书是作者在监狱里写的。班扬是一个宗教革命家，反对当时英国旧教的专制与腐化。他主张：

1.信教自由。

2.得救须重生，重生须受浸礼。

3.教义以《新约》为根据。

4.教会的组织应民主化， 最高权应在教友，不在教会。

班扬的主张完全是针对旧教的，所以旧教的权威把他下狱达十二年之久。这本书就是描写一个基督徒如何上天，一路上遇见什么困难和试探。我看了之后，好像得着做人的南针。

（二）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黑奴魂》（Uncle Tom′s Cabin）。这本书描写美国当年黑奴之痛苦生活。我看了大为黑奴抱不平，对于被压迫者就发生无限的同情，并在心灵中激起了很深刻的民族意识。

（三）《佛兰格林自传》（Banjamin Franklin: Autobiography）。在这本自传中，佛兰格林描写他自己怎样从学印刷到做政治家的。我读了之后，感到一个人要有成就非努力非奋斗不可，非为人服务，为国效劳不可。

末了我要谈谈我的国家思想了。在童年时代，我的人生观无非在显亲扬名。在中学时代，我的人生观在济世爱众。在大学时代，我的人生观除济世爱众外还能注意到救国呢。这种救国的观念是在清华里养成的。清华创办的历史我很明白。清华的经费是美国退还的庚款。庚款是什么呢？无非民脂民膏而已。所以我觉得我所吃的是民脂民膏，我所用的也是民脂民膏。将来游学美国所有的一切费用，也都是民脂民膏，现在政府既然以人民的脂膏来栽培我，我如何不感激呢？我如何不思报答呢？爱国爱民的观念从此油然而生了。